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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总理衙门在近代史上的作用(1)

    发布时间: 2017/1/11 0:09:0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摘 要:总理衙门作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个产物,它既有消极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它的建立促进了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变;使清政府开始抛弃传统的外交体制,步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朝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总理衙门;作用;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116-02 
       
      一、使清政府开始抛弃传统的外交体制,步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重失败,太平天国以及捻军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使清政府统治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一部分清朝官员感到需要改变传统的统治观念和方式,探求新的出路。他们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强大,一方面开始感到西方侵略者不同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并不准备推翻清朝统治而取而代之。因此,他们主张在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换取列强的支持,引进洋枪洋炮和西方某些先进技艺,以求自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抵抗外国侵略,确保清朝统治。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代表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忻、桂良、文祥等便向清廷提出,外国侵略者只是“肢体之患”、“肘腋之患”,而太平天国反清起义则是“心腹之患”,因此对于列强应该以“信义笼络”[1]。他们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适应新的对外交涉的需要。此前,清政府对外交涉由礼部、理藩院、鸿卢寺等机构办理。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的外交体制也被迫进行相应的调整。1860年冬,清政府一度在北京设抚夷局,处理对外交涉。后来,这个名称已经不合时宜。1861年1月,咸丰皇帝接受恭亲王奕忻等人的建议,正式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主管对外交涉和通商、关税等事务。其后扩及修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其权势与地位,凌驾于六部之上。首任总理衙门大臣,除奕忻外,还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在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中央外交机构之后,清政府还设置了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 
      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政府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地色彩,但毕竟标志着中国开始抛弃传统的外交体制,步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 
      二、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朝政府的内政外交,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总理衙门不仅包办了一切需同外国发生联系的活动。如向外国购买军火、船舰、机器;聘用洋员,派遣留学生,管理海关税收,等等。并且其主持人员由王公大臣兼任,所以,总理衙门实际上成了驾于六部之上的最高行政机构。外国侵略者通过控制总理衙门,加深了对清政府的控制。海关总税务司的设置,在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控制中起了重要作用。总税务司是清政府设立的全国性海关机构,1861年成立于上海。1865年迁至北京。属总理衙门管辖。设正副税务司各一人,其下有税务司四人,副税务司六人。分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正、副税务司及科、处主要成员均由洋人担任。当时因为英国对清政府贸易金额之大,所以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把持。初为李泰国担任,后有赫德继任。其职权是掌管各口岸征收课税之事[2]250。总税务司虽为独立机构,但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在组织上也有直接联系。这些充任总税务司、税务司的外国人,制定了一套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制度,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行政、稽查等一切事务。使中国的海关权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而且由于关税在清政府的收入中的比重逐渐增长,清政府的大宗财政收入,也被外国人掌握。这样,就使清政府在财政上,在政治上,也越来越重地受制于外国侵略者[3]。1865年,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篇《局外旁观论》[4],教训它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威胁说,如果“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还说“一经动兵,外国有得无失。所以或有应办的事,或有请办的事,不如主动早办,免得日后受人强迫,被动去办”。劝告清政府主动满足侵略者的要求。赫德甚至粗暴地干涉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如1867年,他竟公然提议任命张凯嵩为云贵总督,吴棠为四川总督,清政府果真照办。1868年,赫德推荐并支持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任中国使臣,出使欧美各国,由外国人代表中国人办理外交,演出了外交史上的一出丑剧。赫德后来总结自己的活动说:“我所主持的工作虽然叫海关,但其范围甚广······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2]145。 
      三、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的近代化,包括工业、科技、国防以及政治制度等诸方面的近代化。近代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而所有这几方面的近代化,总理衙门都起举足轻重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和促进作用。近代化工业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总理衙门以“洋务内阁”著称。凡矿务、铁路、电线、创办机器、购置军械、船务等无不总理。作为总理衙门首领的奕忻,对洋务有极大的热情,他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治其标而探其源”,“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主张用洋枪洋炮武装八旗,提出“设法雇佣洋人,铸造教导”。在总理衙门的积极倡导下,一个以“自强”为号召、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内容的近代工业化运动随即兴起。总理衙门对于地方督抚奏请创办近代化工业无不予于支持。1864年,李鸿章写信给奕忻说“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奕忻上书同治帝,请求批准创办军事工厂。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第一个近代官办工业——江南制造总局于1865年创办。 
      近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总理衙门在近代科学技术的近代化中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总理衙门即奏请设立北京同文馆。奕忻等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文馆的设立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为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打下了基础。1866年12月、1867年1月,总理衙门又两次上奏朝廷,请求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术馆。他们认为:“洋人制造武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论文联盟www.LWlm.coM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造、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点”。为此,力主增设天文、算术两馆,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吏入学学习,以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增设天文算学两馆,特别是招收科甲正途者入馆学习,是对传统封建教育的挑战,势必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内阁大学士倭仁先后起来反对,他们大声疾呼:“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面对顽固派的反对,奕忻不甘示弱,据理力争,他们引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创办近代化工业时所认识到的“制造之法,必由算学入手”的道理加以反驳。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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