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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1)

    发布时间: 2017/1/19 13:10:0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廉政不仅是一种政风,更是一种文化。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它不因历代政治、制度的更迭而消失。廉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华文化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廉政文化起源 
      中国廉政文化萌芽于中华文化形成之初,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原始氏族部落联盟时期。那时,人类虽然没有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廉政意识,却有了“平均分配食物”的概念,有了最早的廉政行为和措施,并给后世留下了民主议事、推举“有德者居其位”的廉政记忆。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首先提出了“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里所提到的“简而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文化的最早记载。 
      把“廉”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则是在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小宰》日:“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日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好评);二日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三日廉敬(指不懈于位,恪尽职守);四日廉正(指不倾邪,品行方正);五日廉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日廉辨(指临事分明,头脑清楚,不疑惑)。”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辨”六件事。这种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的做法,称为“六廉”。 
      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道德体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无一不褒扬“廉”,其中法家更是把“廉”和“政”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礼义廉耻”是立国之本,并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墨家学派也同样强调“廉”在道德伦理中的重要意义,因而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此后的各个朝代都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了各种法典以奖廉罚贪。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明初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在我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产生了诸如“吏治廉洁的标准”、“治贪之道”、“节俭治贪”等廉论以及许多或讴歌廉洁,或鞭挞贪腐的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故事、格言、警句等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廉政文化。 
      这些在廉政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观念形态和出现的人物事件,构成了内涵丰富、外延清晰的中国廉政文化发展脉络。 
      二、中国廉政文化发展中的典章与制度 
      我国的廉政典章与制度伴生于中华廉政文化萌芽时期。其中,官职设置上的互相制约,道德教育与法制规范的相互配合,严厉惩处与细密防范的有效措施,正确处理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尤为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 
      《尚书·尧典》有“鞭作官刑”的记载。《尚书》的《胤征》《伊训》等篇记述了夏商两代统治者对官吏职责、义务的界定及官吏失职、渎职、贪污等犯罪行为处罚的具体内容。 
      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的形成,廉政制度初步建立起来,“民本”、“德治”、“仁”、“道”、“法治”’等深刻影响后世的廉政典章与制度也在此时产生。 
      战国以降,官僚行政制度逐渐取代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头脑比较清醒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能够意识到,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和崇尚廉政的社会风气,会直接影响政权的兴。衰存亡。正如《晋书》所说:“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一义正,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廉政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如,先秦两汉时期汉代对受贿罪的惩治,魏晋隋唐时期的魏晋南北朝考试选拔官吏、吏部考司的考课复审、唐代选拔监察官员的标准¨,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吏任职回避、官吏的考课制度沅典章、大明律、晚清的监察和官吏考核等。一 
      三、中国兼政文化与道德 
      中国廉政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官德”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德治”的优良传统,“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从政者的座右铭。大凡开明盛世的统治者,都明白“水清沙自洁,官贤弊白绝”的道理,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历朝历代对于中国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造就了一系列的“官德”规范,推动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历久弥新。 
      作为观念形态,古代社会的廉政思想不断呈现。《周礼》关于廉政的思想显然已不再停留于廉政的简单含义,认为衡量一个官吏是否廉政的标准,不仅关乎人品、道德,而且还有一个能力、职称问题。并对如何衡量廉能、廉法等,设计了具体、细密的考核办法。这无疑大大拓宽了对廉政的理解范畴,扩充了廉政文化的内容。统治者倡行廉政的基本思想自然与维护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有关,但在客观上也维护了社会长治久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正义。这是毋容置疑的。 
      春秋时期,经历“百家争鸣”的洗礼,儒学得到迅速发展,廉政文化也随之与时俱进,廉政思想成为儒家宣扬的重要的道德思想。儒家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道德伦理和精神支柱。其中,“廉”,即廉政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调“廉者,政之奉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据此,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为了稳固国家的统治,维护各自集团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地推崇和实施廉政思想,并把廉政作为官德的重要内容和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重要准则,廉政文化也因此得到不断地加固和弘扬。例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孑L子“节用爱人”、孟子“民为贵”、董仲舒“食禄者不与民争利”、司马迁“奉法循理”,魏晋隋唐时期的曹操赏罚分明、诸葛亮“威之以法,限之以爵”、魏征“居安思危、节奢以俭”,宋元明清时期的宋太祖“勤政节俭”、王安石的廉政思想、耶律楚材的廉政思想、明太祖“治乱世重典”、康熙的廉政思想、康有为的廉政思想等。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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