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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1)

    发布时间: 2017/1/19 13:13: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历史网
    文字 〖 〗 )
    【 内容 提要】本文在认真 分析 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 政治 形势的基础上,根据汉语、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料的记载,断定该王朝为乌古斯部族的克尼柯(Qïnïq)部落于9世纪20年代所建。 

    【关键词】喀喇汗王朝;回鹘;九姓乌古斯;克尼柯部落 

        一、诸家观点述评 
        喀喇汗王朝是我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有关该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 问题 ,一直是个未能破解的 历史 之谜。长期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创建者而言,约略有“托古兹古兹·回鹘说”(J.Deguignes,1756)、“土库曼说”(J.V.Hammer-Purgstall,1835)、“样磨说”(W.Barthold,1898)、“葛逻禄说”(F.Grenard,1900)、“葛逻禄·样磨说”(M.F.kōrpülü,1927)、“处月说”(W.Barthold,1927)、“突厥说”(Ahmet Zeki Velidi Togan,1939)、“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O.Pritsak,1950)、“样磨和处月说”(Б.гафуров,1972)、“突厥·回鹘说”(王治来,1977)、“葛逻禄·回鹘说”(马雍、王炳华,1978)、“葛逻禄·样磨·九姓乌古斯说”(《新疆简史》,1980)、“西迁葱岭西回鹘说”(魏良弢,1986)[1]、“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部族说”(王治来,1986)[2]等10数种观点。就建立时间来看,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840年”[3]、“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4]、“十世纪初叶”[5]、“公元十世纪前半期沙土克·波格拉汗信奉伊斯兰教以后”[6]、“十世纪上半叶”[7]、“十世纪半”[8]、“十世纪末”[9]、“10世纪”[10]等多种说法。不过,诸家观点多是顺便提及,仅“样磨说”、“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和“西迁葱岭西回鹘说”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且 影响 较大。 
        “样磨说”的论据是12世纪初的一位波斯佚名作家在《编年史与故事汇编》(Mujal ai-tawarih wa-l-kisas)一书中列举中亚各地统治者的称号时提到“样磨的帕迪沙赫称为博格拉汗”。既然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也使用这一称号,而样磨的居地又在疏勒,那么该王朝的汗族 自然 也就属于样磨了。此说亦为密诺尔斯基、哈密顿等学者所赞同[11]。这一观点推测成分过多,因再提不出其他论据,而被批评者指责为论据不足。 
        “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实质上也就是“处月和样磨说”,只不过将处月和样磨视为“葛逻禄部族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两个”,是“葛逻禄汗族”,属于“突厥阿史那汗族的一支”罢了。然而,事实上葛逻禄并非是一个部族,而是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曾明确说:“葛逻禄,他们是乌古斯人之外的一个游牧的突厥部落集团,他们也算作突厥蛮[12]。”《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称之为“葛逻禄国”,《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本传称“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并说葛逻禄“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谋落”或“谋剌”也便是诸史《铁勒传》中的“薄落”,为Bulaq的译音。《词典》称“Bulaq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克普恰克曾将其俘虏,后来伟大的天帝将其拯救,并被称作ɛlkɛBulaq”(MⅠ.492);“炽俟”为ʧigil的译音(或作“处月”),为突厥化了的印欧语群落的泛称;“婆匐”是Jabaqu后两个音节的译音,为“炽俟”的一支;而“踏实力”则为Toχsïlar或Toχsïlïq的译音,或作“突骑施”、“蹋实力”、“沓实力”、“踏实”、“独西”(敦煌 文献 S.6551背《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可见,样磨并不属于葛逻禄。 
        其次,所谓的“葛逻禄汗族”也决非是“突厥阿史那汗族的一支”,没有任何史料可为此说提供论据。相反,诸语种史料倒证明,至晚自唐至德(756~757年)年间以后,“婆匐”部落即突厥化了的雅巴库(Jabaqu)[13]便一直为其领导部落[14]。 
        至于“部落集团图腾说”——阿尔斯兰(狮子)是处月的图腾,其统治者阿尔斯兰·喀喇汗(Arslan Qara χaqan)为大可汗;博格拉(公驼)是样磨的图腾,其统治者博格拉·喀喇汗(Buʁra Qara χaqan)为副可汗——亦同样缺乏依据。典型的反证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便有“天宝四载三月戊寅,九姓首领回鹘思(骨)力裴罗及弟阿悉烂颉斤杀斩白眉可汗,传首京师,授裴罗右骁卫员外将军”之谓(另还见于《新唐书·郭知运传》及同书《西域传》之“东安国”条和“宁远国”条)。“阿悉烂颉斤”即Arslan irkin之音译。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领亦有“师子王阿厮兰汗”之称。此外,在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哈密本”序章第14叶A面第22~23行发愿文中,亦有T(æ)ŋri Bøgy ɛl Bilgæ Arslan T(æ)ŋri Ujʁur Tærkænimiz qutïŋa alqatmïʃ(祝福我们圣明国家睿智的狮神——我们的回纥郡主)之谓[15]。 
        可见,“葛逻禄汗族——处月和样磨说”不可能成立。O.普里察克所谓“‘国家’,即统治突厥人的汗国,是在葛逻禄人手中;在萨曼王朝伊斯玛因·本·艾哈迈德 时代 ,突厥国家应理解为葛逻禄国家”[16]之说并无任何依据。也正为此,才被人指责为“全部论据都是人造的,没有事实依据的,只是为了证明其先验的构思”[17]。 
        “西迁葱岭西回鹘说”认为:喀喇汗王朝为西迁回鹘的庞特勤一支所建,牙帐设于“巴拉沙衮附近的喀喇斡耳朵”,领域包括“唐朝的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所辖的大部地区”。但同时又说“庞特勤率领回鹘十五部进入葛逻禄领域后的情况,中外史籍均无直接记载”,只是“根据一些间接材料推断,庞特勤到达七河地区后很可能同葛逻禄叶护发生了战争;萨曼家族(这时它还未正式脱离哈里发政权而独立)努赫·本·阿萨德趁机夺去了锡尔河以北的重镇伊斯费贾勃(即白水城)。最后,庞特勤臣服了葛逻禄,在这里建立起回鹘新王朝——史称喀喇汗王朝”[18]。可见,此说同样未能提出可信的论据,推测成分过多。 
        作为败逃之众的十五部回鹘,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会在漠北惨败于黠戛斯——因为回鹘在漠北时的军事力量显然要大于这十五部。再者,若果真如此,中外史籍也不可能“均无直接记载”。事实上,庞特勤部西迁至东部天山地区不久,黠戛斯便于会昌二年(842年)夏又攻击了为其休养调息之地的北庭和安西[19],除焉耆以东的天山南部地区外,天山南北的其余地区均为其所占据。《新唐书·西突厥传》载: 
        大历(766~779年)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庞特勒(勤)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岭),众至二十万。 
        此时的回鹘庞特勤部,显然一直居于东部天山地区。本就人困马乏、缺少给养的庞特勤部在黠戛斯的再次打击下,早已是自顾不暇,极需调养、休整,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两年间攻取七河地区呢?既然能获取如此重大的胜利,怎么又会在北庭、安西等根据地败于黠戛斯呢?再者,庞特勤既然已于中亚称汗,显然不可能在东进焉耆后又自贬为“叶护”。况且,“叶护”(Jafʁu)的职衔本是“授予出身平民的比可汗低两级的人的称号”(MⅢ.41)。庞特勤既然有“特勤”的职衔,显然为汗室成员。即便是自贬至平民阶层,也当享有Juʁruʃ[20]的职衔。至于其称汗的时间,则是在大中元年(847年)末或二年(848年)初。其时,遏捻可汗因惧怕被黑车子室韦缚送至唐,而夜与妻葛禄、子特勤毒斯等九骑西走,从此下落不明。庞特勤正是在回鹘已没有了可汗的情况下才于安西自称可汗的[21]。 
        此外,从后期喀喇汗王朝与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的关系来看,该王朝也不可能为西迁回鹘所建。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为西迁回鹘所建,这已为不争之事实,有诸多史料为证。然而,该王朝与这两国间却处于敌对状态。其相互间的敌对情绪,既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亦是延续已久的不同集团间矛盾斗争的反映。 
        首先,从称名上看,喀喇汗王朝的居民从不用“回鹘”一词自称,而是专以该词来指称高昌回鹘王国。《词典》称: 
        回鹘(Ujʁur),是一个国家(ɛl)的名称……这个国家有五座城市。其人民是最凶残的异教徒,是最熟练的神射手。这些城市是:唆里迷(Sulmï)——该城是亚历山大建造的,高昌(Qoʧu),昌八里(ʧan Balïq),别失八里(Bɛʃ Balïq),仰吉八里(Jaŋï Balïq)。(MⅠ.151~153) 
    文中在“异教徒”前还加用了“最凶残的”这一修饰语,充满了对回鹘人的敌视情绪。《词典》作者将喀什噶尔居民的语言称为“王朝突厥语”(χaqanijɛTyrkʧisi)。与麻氏同时期的巴拉沙衮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时任喀喇汗王朝宫廷侍从官。他在《福乐智慧》(Qudatqu Bilik)中亦不称自己作品的语言为“回鹘语”。可见,喀喇汗王朝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与回鹘人之间存在着什么亲近的关系。反之亦然。 
        其次,该王朝与安西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王国间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疆界。若称喀喇汗王朝为西迁回鹘所建,则没有任何理由形成两个互不统属且互相敌对的政权(如龟兹回鹘、高昌回鹘和甘州回鹘之间早期的关系)。这一情况亦表明,喀喇汗王朝不可能为西迁回鹘所建。 
        可见,导致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解决的原因,一是未能正确认识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葱岭东西地区的形势;二是诸说均未能列出可资征信的论据。因而,若想彻底解决喀喇汗王朝的建立者及其建立时间问题,就必须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编辑:秋痕

    《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读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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