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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严相济:东汉人怎样议论帝王的为政之道

    发布时间: 2017/2/6 15:04:3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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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严相济,刚柔并用”,是自古以来为政者总结出来的有效实践经验。政有繁简,事有缓急;势无常态,水无常形;宜宽则宽,宜严则严;刚柔兼顾,恩威并施;这些道理讲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其实,不论宽也好,严也罢,刚也好,柔也罢,都应以能治理好社会,发展好经济,安定好民生,让人民幸福为标准。倘若人民生活满意、平安幸福,所施政策便是正确的。
        从古至今,对“宽严相济”中的宽严尺度的把握,从来就是有争论的。东汉末年,崔寔写的一篇《政论》,就很有针对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中记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值得诸位一读的文章。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十一月,京城洛阳发生了地震,皇帝下诏,令百官推举有特殊本事的人来京议论应对之策。涿郡推举了崔寔,并送他到了公车署(接待应试学士的馆驿,可任凭学士之流来去)。他却称自己有病,无法提出应对地震之策。回到涿郡以后,他就国事问题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政论》。其内容如下:大凡天下之所以无法治理,常常是由于君王的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社会风气日渐颓敝而不能察悟,政治国事日益衰败而不思改革,习惯混乱,不问安危,并对此熟视无睹。或者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或者耳目闭塞,不听劝诫,喜欢听奉承的假话,讨厌听批评的真话;或者遇到问题犹豫徘徊,不知所措;或者连亲信近臣,都为了保住爵禄,而闭口不言;或者认为被疏远的臣僚地位低贱,他们就是有忠言良策相告也不听从。因此,朝纲从上面放纵松弛,智士就只好在下面忧愁。这是多么可悲的局面啊!
        自汉朝建立以来,己有三百五十多年了。而今政令荒废,上下松懈,百姓怨恨,都一再盼望中兴,挽救国家。济时救世的方法在于剪除坏死,弥补裂缝;支立砥柱,扶正倾斜;随形切割,随时变化。要害是根据实际情况,使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所以,圣人当政,因时定制,差别步骤,各有设置,不会强求人所不能,不会放弃急务而慕念传闻。孔子曾告诉叶公,政务要悦近而来远;告诉哀公,政务要选择贤能之人;告诉景公,政务要节省财用,讲究礼仪。这不是孔子的主张变了,而是根据急务不同而决定的。庸俗的人,受到古典条文的拘束,而不能通达权谋大计;只是尊崇传闻,而忽略见到的现实;又怎么可以与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呢。所以,上书的人,虽然能得到皇帝的重视,但往往被奸佞之臣所牵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些顽劣之人,不知道随时改变治国的方法,因循守旧,不乐意成就事业,怎么可能去考虑创新?只好苟且偷安,一依旧章罢了;那些急于表现自己,或想成名成家的人,因为忌贤妒能,而鄙视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于是,舞文弄墨,极尽言辞,抵毁他人的言论。这就使得好的策略因寡不敌众,而终被摒弃,即使后谡、子契这些人还活着,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贤才智士的议论之所以充满忧愤,而又得不到伸张的缘故。
        凡治理天下,除非有很高的德教,在一般情况下,严厉就能治平,宽松就会混乱。近看孝宣皇帝,通晓驭民之道,洞察为政之理,所以使用严刑峻法,让奸恶小人心惊胆破,故海内清静,天下太平,所以评价他的政绩,还胜过孝文皇帝。等到元帝即位,行政宽松,使得朝政衰败,权威旁落,终于成为汉室肇祸的君主。政治得失,由此可见。昔日孔子作《春秋》,褒彰齐桓公,赞美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孔子岂会不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道?他之所以这样作,确实是为了达到相机拯救时弊的目的。圣人能够随世事推移确定策略,而庸俗之人却不知道变化。他们认为,用上古的结绳记事方法,就能治理秦末的乱政;用上古的干戚之舞,就能解除高祖的平城之围。模仿熊鸟运动,虽是延年之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的药理;呼吸吐纳运动,虽是益寿之道,但却不能代替接续断骨的膏药。所以,治国的方法,犹如养身的道理,平时注意调养,疾病则用药治。刑罚,就是治理混乱的医病药石;德教,就是太平时节的粮食肉类。如果想用德教扫除残暴,无异于用白米肥肉治病;如果想用刑罚治理太平,相当于用治病药石养身。如今承袭历代君王的积弊,正值艰难时局,自几代以来,政务崇尚宽恕,驭马舍弃了缰绳,马口脱掉了衔勒,驷马东奔西散,皇室路途险危,亟待勒马刹车,挽救危局,那有空闲顾忌銮铃是否协调呢!往昔,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对应该砍掉右趾的人还是处以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这就是文帝以严刑治理太平,而不是用宽恕达到太平。
        崔寔这篇文章是否上奏,不得而知。但从史书上看,肯定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写过《昌言》(论政权兴亡规律)的尚书郎仲长统(见《闲话政权更替周期律》),曾经读过这篇文章,并大为赞叹,他说:“所有的君王,都应该把它抄写一遍,并放置在坐位的右侧。”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点评,他说:“汉朝的法令己经够严格的了,而崔寔还认为太宽。为什么呢?因为衰世的君主,大多懦弱;庸愚的辅臣,只知道姑息迁就。这样,专权佞幸的臣子,有罪也得不到惩罚;狡猾豪强的百姓,犯法也不会被杀头;施仁布恩,只顾眼前;奸人得志,制度废弃。所以,崔寔的言论,虽然可以矫正一时的弊端,但却不是百世治国的通则。孔子说:‘政令宽松则人民怠慢,人民怠慢则用严厉纠正;政令太严则人民会受到伤害,人民受伤则政令又要放宽。用宽松来帮助严厉,用严厉来帮助宽松,政务才能和谐。’这才是不变的治国常道啊!”看来,司马光虽然同意崔寔提出的,在特殊时期的矫枉过正。但更推崇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为政之道,宽严相济。
        崔寔这篇文章的立论,是从东汉末年吏治腐败,政风日下,朝政己去失控的局面而发出的,很有针对性。文章只字未提应对地震之策,而是从人事入手,去评论当时的时政。崔寔的胆量够大,令人叹服。他把法制比作药物,把德教比作食物,认为法制在于治病,德教在于养身,二者作用不同,但可互为补充。比喻形象直观,可以加深对法制和德教的理解。这样的立论,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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