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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玉谋反露了马脚 两万武臣被无辜诛杀(5)

    发布时间: 2017/7/18 0:02: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
    文字 〖 〗 )
    吕景琳所说的第五条,被认为是否定蓝玉谋反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吕景琳认为,按照明代的礼制,皇帝耕籍田的日子虽定在仲春二月,至于二月的哪一天,要由钦天监临时“择日”。即使择定了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亲自前往,他可以派官员代行,“去不去的随意性很强”。因此吕景琳认定,朱元璋“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即使决定前往南郊祭祀或躬耕,也“不可能提前广为宣泄”,“一般人决无可能较早知道享先农耕籍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躬耕籍田”。所以,吕景琳断定,“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耕籍田的具体日期虽由钦天监择定,但绝非临时决定,而是提前一段时间择定,因为耕籍田并非只是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员的个人行动,而是牵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体行动。“其耕籍仪:祀先农毕,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应从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礼毕。太常卿导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众人终田。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所。”(《明太祖实录》)参加耕籍田的,不仅有皇帝,还有三公九卿、太常寺卿和应天府尹、上元及江宁县令,此外还有耆宿庶民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祀礼,显然需要提前进行认真细致的筹备,这就需要尽早择定具体的日期,并事先通知从耕的各位官员耆宿。而提前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就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可以办到的。吴元年(1367)十一月十二日,朱元璋半推半就地接受文武百官的奉表劝进,决定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后,开始着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登基的具体日期,是朱元璋与谋士刘基商量后决定的。刘基精通象纬之学,当时身兼太史令,正主持历法的制定工作。他利用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来年的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是朱元璋登基的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祭告上帝皇祗说:“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祗,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在举行这个祭告仪式的前两天,应天(今江苏南京)连降雨雪,但到正月初一,大雪却突然停止,到初四日果然是个大晴天。我们无法确定,刘基是在什么时候预测到来年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的,但应该不会早于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果是前者则预测到51天后的天气,如果是后者也预测到12天后的天气变化。据《逆臣录》的记载,揭发蓝玉定于二月十五日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的案犯中,苏庆、王逊、陈继、吴贰、汤泉和王德交代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得知这个具体日期的,马聚、戴成和陈贵交代是在当年正月十二日,张仁交代是在正月十四日,潘福荣和陈铭交代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单庆和李成交代是在二月初一。其中,能明确说出得知耕籍田的具体日期的,最早是在正月十二日,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33天,最晚则在二月初一,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14天,在当时的条件下,专掌气候观测历法制定工作的钦天监,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至于耕籍田的日期确定后,朱元璋是亲自前往还是遣官代行,这要看皇帝政务是否繁忙、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定,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而且在皇帝亲往躬耕抑或遣官代行之事决定之后,还须及时通知掌管操办耕籍田礼仪的太常卿,以便就相关礼仪是否变动(如遣官代行,“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户部尚书北向进耒,太常卿导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这一系列礼仪就须作相应的改动,因为代行礼仪的官员是不能“南向立”、“南面坐”的,户部尚书也不必“跪受耒”)、安全保卫是否应该加强(如皇帝亲往,必须提前清道,并加强沿途及先农坛周边的警戒和保卫力量)作出决定和安排。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已被授为太子太傅,作为必须参加耕籍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籍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日并得知皇帝将亲往参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后来,朱元璋果然在这一天亲自前往南郊躬耕籍田,正是这一推断的最好证明。因此,许多案犯所交代的“具体谋反日期”,不是蓝玉案的“最有力的反证”,而是它的最有力的铁证。我们切不可因为朱元璋在此案中牵连诛杀大批无辜的武臣,就连蓝玉的谋反事实也加以抹煞、否定。 作者:陈梧桐
    编辑:秋痕

    蓝玉谋反露了马脚 两万武臣被无辜诛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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