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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2)

    发布时间: 2017/9/6 0:13:4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仅从以上有限的例举来看,从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几乎每一个千年纪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太皞) 时代 。关于伏羲的地望(或文化),则有西部仰韶文化说、西部马家窑文化说、东部大汶口文化说、中原说、中原裴李岗文化说。此外,伏羲的地望(或文化)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 中国 通史纲要》认为“在长江流域,在今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一带,有许多苗蛮部落的活动。伏羲和女娲是这些部落中的著名首领”(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主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的还有陈建宪、冯天瑜等学者(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34页、192页,三联书店1994年11月北京版;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国传统文化浅说》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这种说法与徐旭生的“三集团”说有关。陈连开先生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 发展 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文中认为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 (《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中华民族 研究 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史式先生认为伏羲、神农的地望均在南方,司马迁《史记》独尊源出西北相对晚出的黄帝给后世留下了后遗症(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王一兵先生认为“伏羲文化当于长江中游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寻找。从 目前 情况看,1980年发掘的重庆江津县王爷庙遗址较为接近”(王一兵《“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郑若葵先生认为“黄河流域仰韶早期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等,从碳14断代以及文化内涵看,均大体与传说的庖牺、神农文化相对应,而仰韶晚期文化、龙山文化等则基本与黄帝、尧、舜、禹文化相对应”(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初探》,《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中原神话论》说:“女娲母系部族最早可能活动于中原北部太行山地区,后来在中原广大地区曾与东方族团伏羲部族发生了融合,进而与炎黄集团发生过大的融合”(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67页)。除了长城以北,中国所有的地域几乎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或伏羲神话的发源地。但是,长城以北也与伏羲有关:董万崙先生援引董立章先生的研究说,小朱山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是伏羲(太皞)女娲文化与华胥文化融合北上进入燕辽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华胥集团核心在河南,其考古文化为裴李岗——磁山文化。伏羲(太皞)集团消灭华胥集团向北发展,进入华北、燕辽(董万崙《华夷、华夏、汉人在东方》,《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5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辽西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像,也被学者们认为是“女娲”(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陆思贤著《神话考古》第二章“女神庙的发现和女娲神话”,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可见学界对伏羲(太皞)的年代、地望、文化的认识之混乱。
     
        与伏羲的情况类似,学界对炎帝(神农氏)、黄帝等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或部落领袖的认识也是同样的混乱:炎帝(神农氏)的地望有黄河上游说、中原说、黄河下游说,有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有长江中游湖南、湖北说;黄帝的地望有陕北说、渭水流域说、中原说、华北说、长城以北红山文化说,甚至也有黄河下游说(何新),去年又有人研究黄帝还巡视江南,5000年前“曾经在浙江永康的石城山生活过,并且以石城山为中心,足迹遍及浙江的金华山、仙华山、仙都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广东鼎湖山等地,在南中国撒播了华夏文明的种子”(新华社杭州2002年2月19日电)。同是中原说,又有不同的区分,比如黄帝的文化、年代,学界的主流认识是龙山时代中原的某种或某些考古学文化,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张振犁先生则认为“黄帝和炎帝(神农)部族,最初都是在中原新郑、新密一带,由少典部族派生的两大部族集团”、“新郑、新密的广大山岳、丘岭地区,之所以堪称黄帝文化的中心,就在于距今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裴李岗前后的文化遗址,都集中在这里”(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曝光——中原神话论》110——112页)。如果单看某专家在某篇文章中对某“帝”的研究,还都有点道理,至少大多数情况下你还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有 文献 依据,有神话传说,有古代遗迹、民俗民风,甚至他还有文化人类学、经典作家的“国家”形成 理论 作依靠,有的也 有考古材料充塞其间。但是如果将学界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堆来,那不搞得你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才叫怪!
     
        根据中国的古代文献、传说以及有关遗迹、民俗研究中国的传说时代,有时还会推出一些怪相(虽然研究者常常也结合考古材料说事,但迄今为止 现代 考古学对史前文化的识读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其理论和 方法 本身都是有缺失或缺陷的,比如对史前纹饰的释读和理解,现在的考古学基本上无能为力,更谈不上 科学 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考古材料在考古界自身都没能很好地消化,更遑论考古界之外的学者),或者说它必然会出现一些怪相。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史树青先生据文献记载“舜生姚丘”、“舜生姚墟”之说考证,认为“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黑陶、骨镞以及稻谷、稻秸等遗物,可看出当时私 有制已经萌芽,与姚墟的地望和 历史 变化有许多相似之点,故提出了河姆渡遗址为姚墟的观点”(陈旭钦、黄勉免《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物》1994年第10期);同时,何新先生依据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研究认为“黄帝和伏羲实际上是同一个人”、“黄帝作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就是起于东夷的舜”、“神农炎帝就是《尚书》中所记中国最早的君主——尧”、“距今4000——6000年,这正是传说中的黄、炎帝时期”(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2页、69页、213页、33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版)。仅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汇合,我们就会看到: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伏羲、黄帝、舜共同生活着,当舜到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去接尧的班的时候,伏羲和黄帝也跟着舜去接尧的班;在四、五千年前的海岱地区,伏羲、黄帝、舜、少皞、太皞、炎帝、蚩尤(后面几位也被不少学者认为对应于东夷文化)共同生活在一起,当炎黄大战发生时,也就是伏羲或舜战胜了尧、杀了蚩尤,但是尧从华北平原下来到山西南部,与这些帝王根本没有接触就打了一场大败仗,这件事情同时也可发生在七、八千年前,而且还可以发生在一万年前或一万八千年前,因为伏羲的年代可以早到那个 时候;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发生在渭水流域、中原、长城以北地带、长江中游湖北、湖南、重庆江津等等。这种联想和类推当然是荒谬的,可能也很少有学者这样去联想。但这恰恰可以说明,我们关于传说时代的研究、关于“三皇五帝”的研究,也许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论证,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只是一个0或者是一个负数。
     
        上面的说法并不在于要全盘否定专家们的研究或者认为那些研究毫无价值。价值还是有的。但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终还是要做加法的,而且通过做加法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和认可,即任何一个传说中的帝王必须置于整个传说时代古史体系的框架中去观照,任何一种与传说中的帝王相对应、比照的考古学文化必须置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中去观照,研究某个传说帝王实际上是研究全体,研究某个考古学文化实际也要研究全部考古学文化。这要求研究传说时代的学者要熟悉和研究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而且要深入研究整个古史体系、框架,如果不这样做,那结论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目前中国的学者少有人这样做。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它将可能是一个较长时段的研究过程。集体研究有它的优势所在,但个人思考、独立思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重要或重大契机的产生往往是个人思考的结果。如果每个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史前文化的学者都能更多地了解和熟悉相关的领域,将自己思考、研究的 问题 置于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和整个中国古史传说的背景下去思考研究,那我们或许会事半功倍。有些考古学者认为史前史可以或者应该撇开中国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和文献资料,这一点笔者是不赞同的,一方面史前考古、三代考古已经使中国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的一些东西得到证实,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也没有理由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初以来的历史截为两段,而让普通大众除了阅读一部自三代以来的历史书外,还去 学习 一部用考古学术语撰写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历史(实际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概论”之类)。作者:王先胜 
    编辑:秋痕

    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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