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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财政:政府售盐 百姓没盐(1)

    发布时间: 2017/9/8 11:12:1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小康》杂志
    文字 〖 〗 )

    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对安全的极度忧虑,决定了未来三百年的财政困局:始作俑者赵匡胤无法再回人世,否则重新检讨当初的制度设计,定当后悔不已。 

      作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安全感很低,大致是源于其早年经历的社会动荡不安,军事叛变、士卒暴动、官僚集团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倒来倒去——总之,赵希望用一套新的制度来彻底解决那些事件对他产生的心理不快。对于军队以及文官集团的建设,必须符合一条原则,即保证皇室对帝国的绝对控制。为实现这个政治使命,大宋帝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对于军队建设,多年来,帝国已形成一套治理模式:将失去土地的流民、社会轻微犯罪分子都招募进军队。

    “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当其无事时,虽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輓,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宋史兵志》)

    考察这种治理模式,军队建设某种程度上还承担了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历代应对饥民现象,或采取赈灾措施,或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积极的劝农政策,从来还没有像大宋帝国那样,一股脑地将流民纳入财政包揽编管的范畴。

    而文官制度的设计,更体现了赵宋皇室对大臣权利尾大不掉的警惕。宋太祖定下的“官、职、差”三权分离的游戏规则,足以说明其机杼周密的匠心独具:做官的没有职权,有职权的不见得是官,只有皇帝差遣你去做某件事,你才算是真正职、权归一的朝廷干员——在这样的体系下,一个岗位至少对应三个人,机构不膨胀才怪。

    另一个严重制约大宋帝国根基的症结是,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小,令人尴尬。到南宋以后,北方领土落入金人之手,帝国的河山更是变得残破不全。不过虽然如此,人口基数比起以往帝国,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损失,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严重限制了帝国的农业产出,好在军队基本容纳了大多数失地的农民——另有一部分,则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这或许正是后世认为大宋帝国不怎么歧视工商的证据之一。

    但大宋帝国的商业繁荣,并不足以与其征税水平相提并论,就像以帝国财政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未必能达致完全的对应。

    帝国庞大的财政收入中,商税其实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宋徽宗时期,权臣蔡京汇报工作说,皇上您的收入都来自两税。熙宁十年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而商税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贯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

    但这里的商税仅指民间商业。国家直接经办的“官商”可就大不同于反响了。

    专卖是两宋官办商业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盐的专卖,北宋末年达到四千万贯;盐以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南宋时期都在一千万贯上下。另一个比较大的品种是杂税,尤以南宋为最:绍兴三十年,光“经总制钱”就有二千万贯。

    民间商业提供的税收虽然不多,但对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商业资本的积聚显然是有好处的。当然,在那个时代,民间商人集团的兴起,一般并不可能改变或改善周边庞大的农民阶层的地位和命运。

    宋朝沿用唐朝时期创制的两税制,即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做无偿劳动。但宋朝的两税制的区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的,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两税制是田租。

    于是百姓虽然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劳役,甚至因为不堪“差役法”的摧残而招致众多家庭破产。王安石变法,废除“差役法”、行“免役法”,依其本义言,堪称一大德政。以致后来旧党司马光上台,全盘推翻新法,在废除免役法的问题上,也招来同为旧党阵营的苏轼的不满和批评。

    反正老百姓是冤大头,没得选择,官府想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过一次的免役钱,现在却不得不再交一次钱以求免役,能达到这一点已经是求之不得。帝国官吏的无穷创造力再一次得到表现。粮食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这个损耗得让老百姓补交,即所谓“鼠雀耗”。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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