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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赋渔讲述春秋风度:霸主的时代 君子的时代

    发布时间: 2018/5/10 0:07:4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文字 〖 〗 )
    春秋是霸主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
      ——听申赋渔讲述春秋风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齐桓公,“春秋五霸”的首霸,多么厉害的人物,他在北边击退狄人,帮助燕国夺回土地。燕国国君很感激,送别桓公的时候一送50里,竟然送到了齐国的境内。齐桓公突然发现,这不对,停,按照周朝礼仪,只有送天子才能送出自己的国境,诸侯和诸侯之间是不允许的。那怎么办,齐桓公说自己不能担当此礼,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就把这多出来的地割让给了燕国……
      这是申赋渔在《君子的春秋》里讲述的一个故事。春秋,历代史家的眼中是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春秋,但在申赋渔的眼中,却是一个“君子的时代”,连“首霸”齐桓公都如此大仁大义。
      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申公巫臣、延陵季子、伍子胥、孔子,申赋渔在他的书中一共写了10个春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霸主、勇士,也有哲人和文士。“他们不只人生互相衔接,在时间上贯穿起整个春秋,还是历史节点上的关键人物,同时,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申赋渔为每个人都做了一段简短的评语。郑庄公:他不为已甚,从容自如,用一种高明的手腕,挑战了原本天经地义的道德与秩序;齐桓公:仁义是一种力量,远国民众仰望他如父母,近国民众跟从他如流水;宋襄公:他迂阔而悲凉地坚守着崩溃中的礼义,至死而不悔;晋文公:流亡19年,尝尽人间冷暖,然后又用9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也概括了什么叫春秋风度。
      春秋,仅《左传》上记载的盟会就有100多次,战争有300多场,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170多个,其中有36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总之听上去霸道、血腥、复杂、混乱。但申赋渔从霸主角度来分析春秋时代:正因为战乱频仍,所以春秋需要“方伯”——也就是“霸主”来主持公道,保持一种相对的稳定与和平。“如何保持?首先要有实力,另外还要讲礼,无礼不能称霸。《春秋》中经常出现‘礼也’‘非礼也’‘君子曰’等言辞,来评论一个人或一件事。春秋是霸主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四方诸侯在追逐霸业的同时,也讲究礼节和道义。”
      春秋时期,迎宾送别,婚丧嫁娶,祭祀盟会,节庆仪典,都离不开礼乐,连排兵作战都要依礼而循。行礼、奏乐、吟诗是春秋时祖先的日常生活。
      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又称延陵季子,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出使中原,到的第一个大国是鲁国。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周天子为了尊崇周公,特意将全套的礼乐赠给鲁国。季札一到这个著名的“礼乐之邦”,就请求观周乐。
      乐工奏乐,歌者唱诗,舞者起舞,季札“闻弦歌而知雅意”,听完一首,点评一首,对每首乐曲的背景和内涵都如数家珍,甚至还听出了象征意味。最后一曲《韶箾》,就是孔子听了之后三个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季札听后感慨:“德行至此,已经尽善尽美,如果还有其他的乐曲,我是再不敢请求演奏了。”
      乐与礼密不可分,懂乐即知礼。季札如此深厚的学养,一下子传遍了诸侯。孔武有力的吴国,以季札证明了自己还是一个文明之邦。
      申赋渔说:“那时的中原大地,是真正的礼仪之邦,而礼乐,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只有形式,并不是真正的优雅。所有这些形式,都要服从于内在的‘仁’,没有仁德,算不上君子。”
      所谓君子,必须有着人性的优雅。为了这优雅,他们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比如,宋襄公,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愚蠢的人。泓水之战,楚军过河过了一半,宋襄公不让打,楚国排兵布阵没排好,也不让打,那样太不君子,最后自己大腿中了一箭,伤重而亡,成了历史上一场著名的笑话。对此,申赋渔却帮我们分析:“从时间上来看,齐桓公去世以后称霸的是宋襄公,但其实宋襄公称霸没称起来,国家实力不行,自己也去世了。为什么司马迁还要称他为‘五霸’之一呢,因为他坚守了礼,是一个君子。”
      申赋渔说:“春秋之时,周天子的权威不再,可是他所象征的礼乐尚存。礼乐也成为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力量。春秋结束了,礼乐的余音渐渐远去,然而君子之风却从远古一直吹拂到今天。每个时代都有人不时地穿越时光,回溯到春秋,去那里汲取智慧、优雅和力量。”
      申赋渔用通俗的现代汉语讲述春秋历史,他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书中所有的内容都有出处,“在我不大的寓所里,堆满了书,因为经常要查证”;第二,力求用现代汉语来表达美感,让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孩子就能看懂故事,中学生能够理解精神,而大学生和更大年纪的人能从中看到更多。
      申赋渔《君子的春秋》最后一个人物是孔子。孔子一生流离,四处碰壁。有一次,师徒一行走到空旷无人处,已经断粮数日,好几个弟子饿得爬不起来了。孔子依然讲学、诵诗,弦歌不衰。子路不高兴了,问老师:“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回答:“君子在穷困的时候能保持自己的人格,而小人在穷困的时候就要胡作非为了。”
      孔门之学如和风一般从春秋一直吹进战国,中华大地上,一个哲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之来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随着孔子的去世,一部浩荡的春秋史也就走到了尾声。
      春秋到底结束于何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西狩获麟”,孔子叹息“吾道穷矣”,就此结束了《春秋》的写作;另一种是司马迁的说法,把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作为春秋的结束;第三种是司马光的说法,他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以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开始之年,这一年,周威烈王正式策命韩、赵、魏三家,与燕、秦、齐并列为诸侯。
      申赋渔比较认同的是韩、赵、魏灭智氏的这一年,即公元前453年。为此,申赋渔用彼时的一个故事来结束他关于春秋风度的讲述——
      晋国的智伯有一个臣子,名叫豫让,听闻智伯被赵家杀死后,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要为他报仇。”然而,他两次行刺赵襄子均告失败,赵襄子认为他是个贤人,两次都放过了他。第三次抓住豫让时,赵襄子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报仇,豫让回答:“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赵襄子无奈,只好杀了他。
      正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优雅君子,用自己的精神风度丰润了整个春秋。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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