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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社与近代文化变革

    发布时间: 2007/8/24 11:02: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日报
    文字 〖 〗 )

    今年的531日,南社纪念馆在上海金山南社后期人物姚石子的故居落成开展,第二届南社学金山论坛同时在这里召开。这不能不说是南社研究界筹划已久的一件盛事。

    回首创立于1909年的南社,人们比较容易记起的恐怕还是那位与毛泽东有多年诗文交往的柳亚子,至于其他的人和事,与我们已远隔了一个世纪的云烟,今人能够记起来的就不多了。而在学术界,学人们对南社了解的虽然不少,但对南社的误解也较常见。例如,南社通常仅被当作一个文学社团来看待,而实际上,它是社会各领域知识分子结合而成的一个进步文化团体,古典文学形式只不过是其联谊的手段。正如南社成员高旭所说:南社成员虽“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但除了以文会友外,更主要的是借南社互通声气,鼓动革命。南社成员陆丹林在一篇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表白。又如,由于前期南社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人们对南社的誉扬就多强调其政治功绩,而对于南社成员坚守的古典文学形式则多有批评。其实,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们可以发现,南社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对于中华古文明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也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并且在很多领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在辛亥革命时期,南社毫无疑问是当时进步文化革新思潮的产物,事实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先路,是从清末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陈万维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中包括南社在内的文化革新思潮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为同一世代”。前期南社成员在参与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在倡导并进行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并且为中国现代新文化中诸如文学、艺术、学术、新闻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它的思想和文学的革命性创新相对来说是有局限的,温和的。例如,南社这一代人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那么激烈地反传统,但他们已将传统儒学经典与君主制度下的政治伦理相剥离,使之转化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时代的召唤、革命的需要,也使他们在宣传革命、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对文学文体革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已经在报刊上大量使用白话文,提高了戏剧与小说的地位,并且成为现代戏剧与小说的创作先锋。南社中有些人,后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沈尹默就是新诗的最初尝试者之一。南社人还是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是新闻、出版、教育、法政、工商等现代知识分子职业的第一批开创者和成功者。所以,在新文化诸子出现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正如顾颉刚所说:“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是陈去病和柳亚子所领导的南社,……使得我们作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学叶绍钧就在这报上抄下了许多心爱的诗词,作为自己创作的模范。”当然,作为新文化的前驱,南社人在文化转型中无可避免地要比新文化运动诸子更早地触碰到传统文化兼容现代文明的底线,由于旧文化的底色更重一些,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就显得更谨慎一些。而更具意义的是,南社人在文化的守成与创新上面临的两难困境及痛苦经历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鉴,新文化运动正是通过对这一代人的扬弃来实现他们在文学革命与思想解放诸方面的突围的。就此而言,我们对南社一代人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也就值得重新评估,尽量客观地凸显其价值。

    即便是对于南社备受诟病的文化保守风格,我们亦当历史地看,而不可轻率地一笔抹杀。当年南社的命题——在努力促进民族现代化的同时,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依然是今天面临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共存的我们不能抛弃的命题。他们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与他们在传承并且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上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可以视为一枚硬币同时具有的两面。事实上,南社人对传统文化的开掘和发展,曾为清末困难重重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也使中国近代文化在不断变革的同时,仍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可以守望的心灵故乡。他们的努力及由此为我们留下的文化财富是如此丰富而广泛,囊括了精神与物质各个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与人格修养、艺术形式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例如,南社人表现出的厚重的传统人格,向世人呈现出的从狂生、名士到爱国主义者的诸多形象,都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凝结。又如,除了拥有众多的国学大师外,南社人从诗文词曲、琴棋书画、金石篆刻甚至于医卜星相、花木盆景、辟谷养生,但凡国粹人才无所不具,无奇不有;对各种中国艺术,他们在全面总结、充分继承中,又以开放的胸襟借鉴与融汇西学,从而有新的创造,新的发展,为中国文化开出新局面。再如,南社人大多热衷收藏古玩字画、宋元铅椠,无宝不珍,还对多处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抢救与保护、宣传。柳亚子、姚石子、高燮都是著名藏书家。姚氏后人将姚氏五万册藏书捐献国家时,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撰文嘉奖,有“四部门目悉备,精校名椠,灿然溢目”的评价。

    还应该提到的是,南社以它遍布国内各个行业的1000余名社员和相关的刊物,构成了类似梁启超所说的“学者社会”中的一个巨型的学者社区。松散的、轻松自由的联谊关系构成的独立的学者社会,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在现代学院体制下消逝的传统之一。中国近代西式教育体系建立之后,部分传统文化内容,诸如诗词、书画、篆刻等,很大程度上被学院教育拒斥。而南社及其成员,以及他们所依存所联系的文化圈,通过家传、师承、社团等学院外的民间形式,继续传承这些民族文化之脉。此外南社人在图书馆、地方志等方面也作出诸多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史馆工作过,是现代方志和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忆及这些,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到敬佩和欣慰?

    总之,南社与南社人,尤其是它对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梳理。第二届南社学金山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人们重新评估与重新认识南社与南社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作者:卢文芸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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