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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五次官,陶渊明不会归隐田园

    发布时间: 2019/7/7 0:07:5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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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人知道陶渊明,是从《桃花源记》开始的,他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的乌托邦;但同时,他也写了像《读山海经》《咏荆轲》一类的诗赋,表达了对政治的感慨。鲁迅曾说,陶渊明身上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两种结合,缺了哪一种,都不是完整的陶渊明。
      过去研究陶渊明,主要谈他的田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导范子烨,主要观察他与晋宋政治的关系。
      在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总第十七场讲座上,范子烨说,陶渊明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密切关注的,他的诗笔也是与时代同步的。陶渊明并不反对做官,只是反对做贪官,反对与人同流合污。他渴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这种选择,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选择。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东晋时代,在南朝刘宋只生活了不到7年。在他的时代,浔阳的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首都是建康(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是京口(江苏镇江),上游则是浔阳,如果风向配合,从上游顺流而下,一夜可兵临建康城。
      在讲究门第的时代,陶渊明的出身不算高,浔阳陶氏家族最多算三流家族,一流的王谢才算顶级高门。陶氏的崛起要归功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以军功封东晋大司马、大将军,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并在东晋王朝的几次重大危机中,都平叛有功。到了陶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转化。
      陶渊明在柴桑的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在此期间,他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注意了,陶渊明说自己在年轻时候就有一种“猛志”。什么是“猛志”,自然不会是归园田居,当然是想建功立业。后来,陶渊明一生五次为官,有三次是在军队中。所以,他的诗歌中除了美酒,还经常有宝剑——他是职业军人出身,正经练过剑的。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29岁的陶渊明担任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为官,一个小文官。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到江陵,进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桓玄当时很厉害,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他是东晋大将军桓温的儿子,而桓温和陶侃关系很好,陶渊明的外公孟嘉又是桓温的参军。在没有科举考试的年代,家族关系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
      陶渊明身处这个位置,等于是掌握着当时最高国防机密的人。再看这个时期陶渊明的诗,他写得很潇洒,总沿着长江跑来跑去,从军事角度看,他作为参谋,显然在传递军事情报。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突出特点,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者,家族利益至上。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居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他始终自称为“晋人”。然而,403年,桓玄篡位,宣告东晋覆灭,后又被刘裕打败。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义熙元年(405年)三月,陶渊明又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里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简而言之,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裕做过刘牢之的参军。这已经是陶渊明第四次为官。最后一次是公元405年8月,他请求脱离军职,改任彭泽县令,在任80多天,11月彻底辞官归隐。
      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能从容进退,要做官就做官,想归隐也没人阻挠?范子烨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家族势力。尤其到东晋后期,陶渊明的主君刘裕已经大权在握,声望也很高,若不是着急回江南称帝,进一步把五胡打到玉门关外也不是没可能。
      在陶渊明的时代,尽管距离公元316年五胡乱华、西晋覆亡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但传统的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自己是晋人。所以,刘裕收复中原地区,博得了广泛好评。但事实上,刘裕只是借这样一个功劳来捞取政治资本,这一切都是为他登基做皇帝服务——陶渊明看透了这一点。
      刘裕篡晋建宋,在手握重权以后开始大清洗。做过桓玄旧部的人,除了少数几个逃到北朝,留在南朝的基本难以幸免,唯独陶渊明居然活了下来。这种漏网并非刘裕的疏忽,主要在于陶渊明有很高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手段。
      陶渊明主动要求担任彭泽县令,这个请求必然要刘裕点头,在此过程中拉近和刘裕的距离;80多天后迅速辞官,又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陶渊明在这个问题上张弛有度,得以保全自己和家人。
      在仕与隐的选择上,彭泽县令是最后的分水岭。此前,陶渊明五次为官,说明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最后一次才算彻底想明白。
      《桃花源记》强调避秦,《咏荆轲》强调刺秦,本质是一样的,陶渊明就是反秦,即反对充满暴政的社会。他憧憬的是一个至真、至美、至善、至爱、至公、至理的和谐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的对立面,就是世俗的专制主义社会——也就是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五次为官的人生经历,陶渊明就不会真正体验到回归田园的快乐;没有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政治体验,他也不会创造伟大的田园诗。
      现在有一种争议,陶渊明到底算不算魏晋名士?范子烨很肯定地说,是的,而且是魏晋名士的最高峰。
      所谓魏晋风流,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美,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一年重阳节,陶渊明忽而酒兴大发,身边却没有酒,他只好摘了一束菊花,坐在屋子旁独自惆怅。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白衣使者向他走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给他送酒,这就是“白衣送酒”的典故。
      试问,这样的人物不风流,还有谁能自命风流?
      魏晋名士以放达为美,嗑药裸奔都是日常。陶渊明不会做这种事,尽管他崇尚自然,有名士的潇洒,但在他内心,儒家仍占很重要位置,是一个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史上,陶渊明非常重要。自他以后,中国文人不再寂寞,因为大家寻找到一个特殊的精神寄托,就是这种诗酒风流。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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