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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对社会组织机制的文化反思(3)

    发布时间: 2007/10/22 16:01:5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
    文字 〖 〗 )

    卫献公暴虐无亲,为孙林父所逐,晋悼公认为卫人做得太过分。于是师旷便借题发挥,大谈一番“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则“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的道理,并且认为君爱民是天经地义的,“天”不会“使一人肆于民上”而“从(纵)其淫”。固此,弃民之君,终为民所弃。

    国君的施政举措违背了民众的意愿,失掉了民心,在一般时期不易察其后果。而战争时期则是检验民心、检验君主统治效果的最佳阶段。僖公十三年记秦国子桑之言云:“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成公十五年,“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所言皆是民对于战争的重要性。而上引庄公二十七年及闵公二年虢公及卫懿公之事则是最好的例证。关于民与战的关系,楚人申叔时有一段很精辟的集中论述:

    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如何?”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左传·成公十六年》)

    “民生厚而德正”,于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和同以听”,并且“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这是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倘若“疲民以逞”,“内弃其民”,则没有人愿意为之效命。这是必败无疑的。因此,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养民如子”,“视民如伤”,否则免不了奔走失国、社稷沦亡的下场。(26

    所谓“臣取民”,是指臣子通过政治手腕笼络国人收买民心,以达到或专权或谋位的目的,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记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即是其例: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杀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为了达到谋权篡位的目的,公子商人“聚施于国”,大肆收买国人,笼络人心。其家不足,又向财政部门贷借。杀掉弱君之后,又假惺惺地逊让给公子元。公子元一语道破:“尔求之久矣。”可见其“施于国”、“多聚士”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而宋公子鲍“礼于国人”,与齐商人“聚施于国”的性质有些类似: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左传·文公十六年》)

    与齐公子商人所不同者,宋公子鲍没有亲弑其君,而是“欲通之”的襄夫人替他下了手,且宋昭公又有“无道”之嫌,正给弑君者以口实,因而造成了“君弃民”而“民归臣”的表象。

    当然,这种以利诱民的“取民”方式在客观上又给国人与民众带来了某些实际利益。如公子鲍“竭其粟而贷之”以赈“宋饥”,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国人免除了冻馁之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爱之如父母”,也就必然“归之如流水”。毕竟民之趋利犹水之就下也。陈氏代齐,季氏出其君,皆是如此。

    齐国晏婴曾经两次说到陈氏将有齐国,一是对晋国叔向议论齐国的国情: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有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有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这里,晏子将陈氏与齐公对比,说明民之所以归陈氏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公弃其民”。“民参其力”而“二入于公”,“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陈氏则不然。陈氏以大量贷出,以小量收进,对比齐公的厚敛凋民,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民当归于陈氏。因此,“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陈氏的得民,是势所必然的。另一次是与齐景公议论国家前途,晏子的一番言论与此略同:

    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齐公厚敛,而陈氏厚施,故民乐而归之。长此以往,陈氏将拥有齐国,岂仅为美之宫室哉!又,鲁季氏出昭公,其情亦大似于齐国陈氏。

    鲁国之政,自文公而后即逮于三家。昭公欲去季氏而收回政权,于是率徒攻伐季孙意如: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季氏)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畜,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孟氏执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事情发生后,季孙意如三请昭公,昭公皆不答应。子家懿伯劝昭公放季氏一条生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政自之出”很久了,民不知有君,唯知有季氏;且穷困之民多于季氏取食,追随者自然众多。倘杀季氏,而引发众怒,“生心,同求将合”,那时,后悔也就来不及了。最后,孟孙氏、叔孙氏皆出徒以救季氏。昭公只好“孙于齐”,以后再也没有回到鲁国。数年之后,死于晋之乾侯。为此,赵简子与史墨还有过一番议论: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也,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有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季氏专鲁,昭公出奔,诸侯莫讨,国人莫怨,因为“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昭公死于异国他乡,也没人去可怜他。“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关键在“弃民”与“取民”之间。正如宋乐祁所言:“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27)因此,季氏出君的根本教训,在“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权不可下逮于臣子。

    综上所述,《左传》对君臣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与非良性关系的叙述,表现出作者对社会组织机制的深沉思考。作者认为,维持这三者之间的良性关系,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保证。那么,如何维持这三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呢?换言之,这三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依靠什么手段作为调节呢?为此,作者企图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绎出某种普遍性的社会公理。这就是:君臣民三者之间的权益分配必须符合某种既定的契约原则,这三者之间的社会权益与社会义务也必须大致处于均衡状态;同时,这种既定的契约原则,也就是君臣民三者之间权益与义务均衡关系的调节系统。

    作者认为,这种既定契约原则或均衡调节系统就是“礼”。

    《左传》对于“礼”的强调与推崇是有目共睹的。如隐公十一年传引“君子”之言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对于经邦治国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昭公二十五年载晋赵简子与郑游吉关于“礼”的一番议论,更是把“礼”作为一种永恒的宇宙原则加以强调: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古人立言,未免含混夹杂。其实,郑游吉所言,在于强调“礼”的本质和作用。一是“礼”的至尚性。“礼”为“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是说“礼”是效法天地宇宙的最高原则而制定的,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是勿庸怀疑的。二是“礼”的广泛性。涉及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以及政事、民力、教化、赏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所谓“协于天地之性”。三是“礼”的规范性。“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必须受到“礼”的规范,赴礼以正曲直,从而达到人格的完善,这是“礼”的规范作用。

    不过,游吉虽然对于“礼”的本质与作用论述得十分精辟,但对“礼”的内涵却表述不明。(28)关于“礼”的内涵,齐国晏婴的说法最为完备: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礼”并不仅仅是等级与尊卑的差别,也不仅仅是强调下对上绝对地忠孝与敬恭,而是每个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享受其应该享受的权益,同时也必须承担其应该承担的义务。其权益不可僭越,其义务不可替废,这才是“礼”的真正内涵。因此,晏婴认为“礼”不仅可以“为国”,还可以阻止陈氏代齐:

    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礼”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权益与义务分配的既定原则,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组织格局中的角色规范。这就是《左传》作者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绎概括出来的社会公理,也是最高的宇宙法则!

    注释:

      《左传》的文化反思,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机制;二是天人关系;三是两性伦理。参见拙博士论文《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导》第二编第五章(北京大学,19977月)。

      按今本《春秋繁露》“弑君三十六”前无“《春秋》”。清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云:“弑君”上疑夺“《春秋》”二字。(中华书局199212月版,第133页)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苏说补。

      见《汉书》卷36《楚元王传》引。

      梁玉绳以为颜师古乃“删僖九年晋里克杀奚齐一事,以合三十六之数”。见梁氏《史记志疑》卷36

      关于《春秋》的历史叙述及文化理想,笔者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

      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见《汉书》卷36《楚元王传》颜师古注。

      曲沃桓叔与翼之晋侯关系始末见《左传·桓公二年》。

      《孟子·离娄下》。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21引,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第1418页。

    11)《左传·襄公三十年》。

    12)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版,第631页。

    13)《孟子·离娄下》。

    14)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5)《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16)《左传·成公十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三年》。

    18)见《左传·襄公三年》。

    19)见《左传·襄公四年》。

    20)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晏婴有一段著名论述。昭公二十年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齐侯云:“唯据(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认为:“(梁丘)据亦同也,焉得谓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认为,和谐的君臣关系,应如乐如味之和,与晋悼公言己与魏绛之关系,“如乐之和”而致使与诸狄与诸华之关系亦“如乐之和”,其立意相同。

    21)《左传·文公元年》。

    22)此引自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按伪古文《尚书》在《益稷》篇。

    23)《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左传·文公二年》、《左传·文公三年》。

    25)《左传·成公十八年》。

    26)《左传·襄公元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2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28)杜预之注虽有所阐释与补充,终嫌不足。如“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六亲和睦以事严父,若众星之共辰极也”等皆是其例。见《春秋左传正义》卷51

    作者:程水金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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