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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五四故事

    发布时间: 2008/1/8 15:31:2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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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五四故事

    ——兼议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一、五四中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不是五四主将?是不是五四“守护神”(李平心语),坊间议论不一。唐先生振常说不是,亦有人说是。说“是”,如果五四百无一缺,则不单是陈独秀等可以当主将,蔡元培自然也应该拉入,以壮声威;说“不是”者之隐语是,五四问题多多,蔡元培唯避之不及,何以要强行加入——这就是唐先生观点。说五四走向一声炮响走向毛主义革命,更是某种政治逻辑之证,但是不同意者,以为是开始了德默克拉“贼”的民粹进程,故而要避之。(比如,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之吴虞,就是北大教授、五四大干将,以后他不是走向马列,社民,而是心性笃信于佛了。于是有人说,吴先生没有找到出路。马列是出路?现在看来很清楚,根本不是。)其实蔡元培不是五四主将。非但不是,他还是五四的“辞将”。很多文章涉及于此。其间对他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辞去北大校长一事,学界多有争执。

    一说他在关键时刻逃之夭夭,不能担当,也担任“大学”之长如孔子等人,可不是如是做法。这个话题说起来艰深;要从蔡先生的道德观说起。就是唐先生每每开口必称之:知进退方不为小人,“小人知进不知退”,蔡先生知此道,遵此则,知后而行,故辞职。这是道理方面的说法。直接导线就是他对于五四的态度。五四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打砸烧,烧了赵家楼——这个行为是蔡校长一直以来反对之极的,他作为一校之长,没有管得住学生,焉能不引咎辞职。更多的蔡式原则,人们知道很多。归结起来有几点.一是他主张学、仰分开——就是说,学术和信仰要区隔,不可归一——比如,你可以研究马克思,但是,和信之无涉,更不可为信徒,拿起武器打倒政府。这个做法可以说无作用。他的学生中很多人从“拿起笔来做刀枪”,到真的拿起武器,武装暴动,时间并不长。二是,他主张兼容并包,什么都可以来教授,来宣传;只是他也有不并包,不兼容处,就是他反对林琴南到北大。为什么呢?祇是因为老林纾反对反对孔子。也有说,“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唐振常)于是,蔡式原则打了折扣。再是,他主张“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他坚决反对政治势力利用青年学生政治热情,以售其奸。

    最后,当然还有他的道德美学式准宗教观点,就是众人皆知的美育说。(美育是不是可以取代宗教,是一个大问题。宗教有文本,有神祗,更有关乎于此的世纪文化,绵绵不绝;取消之,就是取消了文化——西方文化与文明;美育载体何在?不甚清楚。且宗教道德在星空,在恒常,可以衍射上下古今;美则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之美,之道德,之诠释——如果步入时代,命实践为人之实践,不是星空律令,那么,这个美就会发生问题。正面效应是正教和异教之美媾和,产生如康斯坦丁大帝时代之兼容并包;负面效应,就是以意识形态诠释美和丑,发生法西斯美学和毛式美学。)

    五四当天,学生集聚在北京马神庙一带。蔡亲赴现场阻止,不果。张国焘让校长“回办公室去”。于是,蔡先生的观点被挡回。蔡先生不主张学生参政,上街,废学。个人有政治情趣,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甚至以后说,“但是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见《唐集》)所以,前此关乎林纾课题“已备载衷曲”,出校游行,发生事端,他担心予人口实,北大将遭毁坏。这种心情,是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所容易产生的……他在《出京后途中致北大学生函》中说,“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处于爱国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同上)唐先生说,游行,他是反对的,火烧更是反对。但是,当学生被逮捕后,他又拼死抢救,不遗余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张国焘语)唐先生说,蔡辞职有三种理道。一是,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其咎”;他有责任。二,蔡当时处境为艰;政府指责,亲日派攻击,守旧派嘲骂,一时盛传撤长说,增强了他辞职的决意。至于说他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典,唐先生解,“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蔡元培全集》)该年9月,蔡回到北大,他说,是为数千学生计。

    二、陈独秀使民主变成民疯

    陈独秀是五四主将,民主科学是其口号。但是民主何物?科学何物?内容多多。历史显示的诠释,就是不知道民主可以变成民疯,科学可以变成泛工具主义而枉顾人性。从理论上说,早有吴宓等人看出此道不正,就大声疾呼要转回正途,消除邪说——什么是邪说?就是民主结合马克思、共产党,叫做“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陈寅恪诗句)。吴宓是美国学者白璧德的门生,他的观点原出于白璧德。白璧德就是反对卢梭——民主/民粹,他说是浪漫主义,滥情主义;又反对培根的科学论,泛科学主义且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是卢梭主义使得培根说影响日大,涉及更深。(简要而论,可以说依据以下几个观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滥情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的关系是,人文为大,人道次之;枉顾二者,就变成后二者。人文主义兼顾宗教整体观。科学主义是专门化倾向。虽知不能和人文整体抗衡,但是,一科、一门,使得科学“想像”整体解决之,这样,科学野心使得人文丧失,权利凸现——而浪漫主义和普遍意志,则成为革命导火线,彻底颠覆宗教和人文,还美其名曰民主,其实是民粹。故而东方,白璧德一直看重中国孔孟,礼仪和道德,提倡中庸。西面,法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正是二者龃龉和辨正之历史,最后,被匡正过来。所以白璧德以为,科学、民主如果不识人文和宗教,一切都会走火入魔。俄国和中国革命是其证。中共枉顾宗教,看轻文化,正好是利用民主,且以科学为据,来一个走火入魔的无神论。)

    这个争执不是到了我们的民主墻时代开始的,开始于1920年。吴宓观点很简单,就是民主要回归希腊,科学要尊重儒道。不幸,历史是按照陈独秀的逻辑发展的——民主变成民疯,变成痞子运动和文革——科学变成新启蒙=新蒙蔽,新愚昧——什么陈伯达、艾思奇取代的不止是希腊民主和柏拉图,就连马克思原本也庸俗化了。到了194919571966,一切归于疯人院。但是,起源在陈独秀那里。耀杰先生书说,陈独秀因为狎妓被蔡元培革职,犯了道德法规。说是挖伤妓女下体.这个事情不堪于雅,于学,于人道。但是古今中外,狎妓不是罪——罪要看他们的学说和以后的组织、政党,是不是搞了一个不自由,太专制,更极权之国度、之体制。陈独秀早年、晚年判如两人。一个是极权主义萌芽的疯子,一个是反省及时的常人,反疯为不疯。

    他早年都搞些什么名堂呢?耀杰书说,他反对国家——“国家是什么?……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包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籍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等世界大同了,这个“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他反对什么国家呢?自然是专制的清朝皇权政体。并且在体制改革和人性改造上用墨很多。前者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后者则是关于体制和人性辩论说的易卜生情结。关于后者,可以说迄今争论不已,成为一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辨证;而前者之说则关注人少得多。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提倡革命,主张平等,有何不妥乎于当时的政治呢?这个问题很有辩论必要。从文革前后,政权忽而主张巴黎公社,忽而主张民主法制即可看出,革命党于无政府主义之情结挥之不去。因由何在?就在于列宁和克鲁泡特金之间的异同关系。异在于列宁是首鼠两端,忽而要巴黎公社,忽而要无产阶级专政;相同的就是反对前政府。这样,克鲁和列宁就成为一种难兄难弟之关系,又加上兄弟倪墻,反正有异、有补、有政治血缘。克鲁葬礼在苏联国可以举行,是为证。那么,陈氏无政府和列宁主义关系何在?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他们都是源自法国之左翼思潮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社会主义者,是要施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就是说,要施行废除三权分立说的任何合法和合理权威的。也就是阿伦特在其革命论中阐明之、法国和俄国之社会革命异于美国之政治革命之在。美国革命是有预设和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和言社自由。法国革命没有实现之。是复辟时代包含拿破仑在内之一大批官员加学者、如夏多布里昂等人,在反对暴力革命和反对极端皇权的努力匡正之下,才把法国扳回正轨——而俄国革命,则是完全颠覆这个权利治衡,施行列宁和斯大林的专制极权。而道理十分清楚,陈氏历史作用,在于他由无政府转向列宁的共产党,且成为一代肇始者。这个负面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不管他后来如何背叛,抑或说,别人如何说他背叛——也不管他究竟是属于托洛茨基之中共革命论之正确估计,还是他属于斯大林中共革命论之错误估计——都是俄人政谍。我们说过,如果真的按照托洛茨基看似正确的、关乎所谓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之判断,中共在20年代就掌权了,那又如何?这只不过加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苏维埃支部——(此处删去两字——编者注)而已。

    我们说,陈、托是有共性的。他们早年都是几乎(此处删去四字——编者注)的左翼革命暴徒,后来却阴错阳差,成为西方人士为之辩护之自由主义人士,且死像悲惨。但是这并不能取消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的一方危害。这个思想苗头在五四时期,看得很清楚。陈氏狂妄自大,胡说八道于各种根本问题,全然不许别人有发言权。他说过正确了,就不许别人再讲。这个非伏尔泰主义,是他欣然与共之源头。五四怪人特多,如钱玄同,如吴虞,如章太炎。都是不可一世的疯子。他们在那时,究竟要做些什么正确的事情呢?无非就是要施行自由之易卜生主义,要废除汉字,要打倒孔家店——虽然蔡元培努力为其辩护,说是他们只是要把孔子加于平等之地位,不要超越于其他之子之上也。而实际作用不单是颠覆了孔子,而且颠覆了所有“子”,就是鲁父子说的,一片黑暗,是吃人历史。这个五四,我们说是很畸形的,数典忘祖的,孤陋寡闻的;不是美育的,而是丑陋的。你看,希腊人,不曾、也不会打倒他们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德国人,不会打倒他们的歌德和贝多芬(连希特勒也没有打倒),法国人,更不会打倒他们的伏尔泰和马拉美,西班牙人不会打倒他们的唐吉歌德……唯独我们中国人,要打倒孔孟。这个东西一来,就变成千年未现的帝师合一,成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毛氏竖子,居然要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成为一个伪基督降临于斯,是不可悲,孰可悲也!

    记得已经鹤去之唐振常先生,说过几句他喜欢说的话——一句就是前此说过的,“小人知进不知退”。这不是儒家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蔡先生知政府,知后来之有限政府,“好政府”,他不是暴徒和列宁主义者,五四打烧,他引为罪责,而咎辞之,何错之有?倒是后来,不知退者,不仅为师,还要当天才,当上帝,唯其死,才是结束,甚至,死不结束,还躺在那里挡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是孟子的话。这句话说的是,在极权主义那里,所谓民众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比如说,(此处删去三字——编者注)在世界范围堪称动物园思维,但是,文革他登高一呼,万众欢呼。就是他那个统治地界和方法,奏奇效,出奇功——出了那个方法和地方,就无法奏效,就骗不成了。这是唐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话。他批判张紫葛乱写吴宓,文章用此题名。

    又句,就是他所谓写史不可为亲、贤者讳,不可因为牵涉三亲四故,不说实话。

    都是非常有效的历史研究方式和研究原则。对待陈独秀,我们也需持有这样一个态度。不可因为他是后来之反对专制者,就掩饰他前期言行。不可知其有进有退——且退之体制外,就罕言其组织共党之误。也不可还要残用其党文化,使劲挖掘一个共中正确性和党中杰出人物——须知,他是成为党外以后,方可“难罔以非其道”,不是在“方中”,就“难罔”了——他也是做过“君子”,伙同俄国人,要在中国“欺以其方”。难道不是吗?

    “难罔以非其道”,还要说,在当时,在1920年,就有吴宓写出会通派宣言般文字,说出真理。就是要以仁义道德,孔孟儒家和西方非易,马之主流文化,匡复中国传统,就是,现在说的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之结合,古代性和现代性之结合(当然,阿克顿之两自由说,古代和现代,早已不是现代时的言词了)。现在,我们想引书一些吴宓之诗句,来印证他一个世纪以来的真知卓见。

    关于陈,钱,赵(元任)等莽汉主张取消汉字,胡适之主张取消古典诗歌等,吴宓说,“车书同轨鱼虫灭,天地不仁雀鼠悲”。这个引憾,可不是只是涉及陈独秀了,从秦始皇开始,他就骂了——(此处删去五字——编者注),更是在此一方面变本加厉,无法无天。车书不单“同轨”“同文”,而是完全毁掉,烧掉。难怪梅光迪说,灭古文形同自杀。1949年以后,(此处删去三字——编者注)之野蛮,粗鄙,荒诞,不是1957年,不是1966年首创,首创,是陈,钱,胡。

    于是,在经历了从五四开始的车书命运后,到了五十年代,宓更唱道——“嘉陵江水几回黄,不死惊看汉字亡,……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这是他针对汉字简化改革,做出的悲观论。

    宓引书陈寅恪,说,“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加上宓之“僧颂佛号名杀戮”,“相思银汉疑通敌”——把个(此处删去三字——编者注)神通无人,说个底掉!真是神州无神但有(此处删去一字——编者注),无法无天灭人伦!陈之人性改造论,就变成这等模样了。

    但是,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五四叫嚣里,有没有一些稍微正常,言说正确的表达呢?当然也还是有的。耀杰引书章世钊言论,关于反对党,关于宪政和民主即是。可以说,是和陈的无政府,反国家适成对比。章说的话,就是1940年代胡适之说的话。可惜,民疯已经煽起,革命无可阻挡,(此处删去两字——编者注)所向披靡。国人之哀之亡,也就在眼前了。

    三、吴虞之思想精神

    一句老话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那也未必,中国语言系统在五四颠覆以后,虽无彻底销亡,却也历经了断裂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白话文直接转入极权语汇、新华体和毛语录系统,乃至影响之深迄今不除;另一方面,五四中人和以后的文人文白兼顾,变形抵御,使得民国文字并不像胡适文字一样,白浅尽显,彻底草根——就连钱玄同,胡适和一切新诗人自己,也都是举行一种仍然是兼顾传统文气和文质的文体,且一直传到没有文革的台湾于今。这个似是而非的白话运动中,语言作为载体发生的巨大变迁,说明了一个五四不彻底的幸运之机,还是留下了可以理喻的人文和人间思索。其中,思维和行为的矛盾,倾向和现实的抵触,尤为明显;明显地表现在五四主将吴虞的身上。他身子留在前期,脑子进入后期,最后以更加倒退于五四作为结局——他笃信佛教,万事皆空,是为其终.考察此公,可以说出中国五四之辈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这个旗帜之变,良莠俱备,只是凸现的红旗,一经遮蔽,就成为漫天无星的红色黑暗,连语言也不能脱身,而且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吴虞一生,唐振常先生做研究十分细致;还记得1980年代初,老先生当时到北京,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出入于图书馆;也偶尔到我家、原北大西斋(原京师大学堂址)坐坐。那时,他正在抄录吴虞日记,研读吴虞先生。

    吴虞之思想,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吴虞之精神,是不是独立之精神?这个问题很有点哈姆雷特之问之余味。因为说他反对孔子不遗余力,是要讨自由,也许为真,也许为假,因为孔子未能拯救他于此界,他转而信佛于彼界,是为证,这是自由乎?不见得。说他是独立之精神,对,也不对,因为他幼时反叛,称其父为魔鬼,而后来对于其儿女,其行其止,专制异常,也无异于魔鬼;独立之精神何在?这个两面派是不是自由和独立了呢?不知道也。其实,这个现象笼罩在几乎一切知识人的头上,如云不散。你成立革命党,要自由,要民主,到头来,却是搞成一个比老不自由,老不独立更加“不”的东西——所有的造反有理,只是毛可是如鱼得水,天地以欢。国人陷入几千年的造反——专制——再造反——再专制的怪圈里不能自拔,甚至不能自省,一直到文革几乎半个世纪以后。这样,吴虞之文,之问,之格,之风,成为我们观察五四的一个窗口是有现实意义的。吴虞思维也是千头万绪,抓住一点,就是考量他的反孔、覆孔观.这个观点,被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极其宝贵,认识正确,立场坚定——含唐先生本人。于是,掰开揉碎其文本,且分析之,就有必要了。我们开门见山,直说吴虞的反孔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考察并批判孝,忠,礼,刑(《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他说:“他们教学,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故必用礼为纪,以正君臣,以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就是荀子之效、忠、礼一气相连观;也就是唐先生总结之,儒家伦理合家族,君主制度三位一体,是为孔教核心。如何解决?吴虞接着说,“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即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又说,“此余所以谓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则尚余二大部专制,安能而得真共和也夫!”换成今天的语言说,就是要先行进行家族和儒教改革,方能进行政之改革。比如说,毛氏就有斗私批修,灵魂革命说。但是究竟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还是在后改革?历史做出的结论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不但是改,而且是革——人民公社几乎就是解散家庭;儒也沦亡不复,彻底埋葬了。但是,这个最为彻底的革命,究竟于国,于民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换言之,颠覆清朝之革命,也同样是制度先行,有了表面共和,没有按照吴虞方案行事;倒也是成为阿Q式的改革,城头变化大王旗。两种非吴虞式方案,其实都不奏效。奏效的却是历史无情,政治无理。但是,政治究竟是不是只是无理乎?看起来,现在很明确,就是要施行真正的儒政分立/离,政教分立/离,建设一个容得下儒,释,道甚至基督,阿拉的政治体制,方能实现吴式梦想——而非相反,更非先要解散家庭,根除儒教——吴虞本人三妻四妾,也最终不解散家庭,连一夫一妻制也不遵守。至于君师合一之想法,关乎儒教准确定位说。吴虞之说,未必不准确,但是不能不更准确考察之。不幸,他的指责在毛氏时代完全做到,虽然不是儒师合君,而是伟大有四,且为“导师”。我们的意思是,君师合一在几千年帝王将相统治年代尚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帝王合儒,却不见发现他们自称“思想”,自占师位,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宠幸阶层即血统阶层和官僚知识分子之儒,形成的一个有限统治公司——这个公司起初是布衣为相,制约,或者有限制约了皇权的蔓延。官僚和分子合一,也并不是毛氏后来那种依附关系,多少有一种制约关系。其一表现在其来源,科举制度,有教无类。其二相对制约皇权,知识人——士,可制约皇帝,甚至形成宦官和官僚人员的互相制约——遂为西方人利马窦等人发现之中国权力治衡因子。这些,都不是君师合一,而是君师分开,或者说,有限分开。正是由于这个进退有独,自由有限的皇权体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南山东篱下的文化空间——而这个空间民国尚存,到了毛氏于今就荡然不存在了。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屈原、李、杜、曹雪芹。这个历史,当然不能责怪吴先生不知——却可以批评完全否认儒家文化和文化本身的反孔自,覆传统的一代代妄人,他们据说还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璀璨异常,不是民主制度造就,道理出乎于此。所以说,就连西方哲学家,也没有说要批孔、覆孔,而是把孔子列入世界文化轴心中,且和荷马,耶稣与查拉斯图拉并列。其实儒家地位确定之问题早就解决了。因为正如陈寅恪所谓,儒家之载体,即为“道光季”之附物,道光一完,王国维殉身,陈寅恪殉道。至于说如何拯救出来一个“新季”——此问宏大,但是陈寅恪已经预言在先。就是共产党不是儒家载体,更新儒家,是要自由和独立之体制。这个课题难道很艰深而不可解乎?所以,我们分儒家为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就是此意。“新新儒学”之反,就是回归儒政分离,解除党儒合一之怪现状。若是按照现在这样删书/删儒,(此处删去若干字——编者注)就是岂有此理了。以儒学之道(此处删去若干字——编者注),建立什么孔子学院,在(此处删去四字——编者注)领导下来一个今天之孔孟复兴更是天大笑话。

    四、民国精神与五四

    耀杰先生书主要涉及北大教授中人于五四时代作用,和《新青年》杂志诸事。其中不乏新的观点,新的发掘。如周作人、李大钊等在北大之实际地位,毛是被谁人引入北大等等坊间常常涉及的内容,他有新考。而笔者最有兴致乃是看到他关于鲁迅课题的再研究。史及鲁夫子,牵涉到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事件。耀杰考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派系人物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如文本指向李石曾。顾颉刚说是因为蔡元培授予教授可治理大校,可以当校长后,遂有李氏抢校之战。“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可有某种不可恕的劣迹。”二是,1923年以来,苏联人帮助孙中山开始“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当时东南大学校长就被党化掉了。书说,“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推行‘党化教育’。”三,随着这个运动分成法日派和英美派,其结果导致了“三一八”惨案。何以分派,即导致残案?书中并未续说之。我们的兴趣倒不在分派各派有什么本质确误,倒是可以看出鲁迅等人遂属一派,却被说成是后来绝对正确一方;而后鲁被毛利用之后,毛又说要关鲁夫子,让其默不作声云云。这样,吵吵嚷嚷的民国式纷争,就被一刀阉下,了无声息了。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五四也好,驱杨也好,段祺瑞为被害学生下跪也好,都是呈现了一种民国精神——虽然不好说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也没有犯下“战是和平暴是仁”这样的大亵渎,大涂炭,大毁灭。于是我们说,五四运动之具体载体,自由独立的基本依附,还是在民国这个体制身上其得以开展,得以形成。是非优劣,正确错误不说,蔡元培也好,胡适之也好,都是民国文化和文运的关系人。他们的自由主义,使得西学东渐的萌芽获得茁长。也就是说,五四乃是民国文化和民国人物的产物,不是苏联和共产党的产物。蔡氏是作为五四多元化的始作俑者,开始其兼容并包之作为的,换言之,是国民政府的兼容并包实现了五四运动。如果说蔡元培是五四护法神,他也是护国民党之法,不会去护苏联大宪法,更不谈(此处删去三字——编者注)。

    但是五四之前后,国民、共产两党之存在又不能不说,他们把五四引向了列宁主义体制和革命办法。于是,依据多元而崛起之中共和国民党之一部,成为五四革命破坏之元素,专制极权之元素的继承者,而完全抛弃了五四的另一个开放元素。这是五四的二律悖反。(这个逻辑的再详察,则是孙文本人的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或有异同。同在他们都是西方学术的引领者,知道民主自由之真谛。异在孙文之多元最终驶向苏俄,浸染了(此处删去三字——编者注)的党文化气味。而蔡先生的主导研究马克思,要区分信仰和研究之别,却难以做到。很多被他请来的教授,如陈,李,学生如张国焘,就不但信仰,还要实践,组党,革命。我们说过,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的看法,如果自由允许反对和窒息自由之自由,就是自由之反——这个思想,是不是也起到作用呢?)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许争执有道,不无根据,但是从鲁迅一方看来,其书中介绍其之尼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边界了。我们不知道他的思维中自由主义资源。我们说在两个层面,鲁迅给人的启示不弱。一个启示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可以骂倒一切,从历史到现实。自由主义就是一个自由骂斥主义。比如美国之新闻自由,就是骂斥政府。一直骂到底,终其一生——很多美国报人、作家就是这样。鲁迅之骂斥,原则上无错——虽然我们并不必涉入他官司千种的骂斥细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骂以后,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适之在大陆沦陷以前,就不单是骂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这样,骂斥分两种,一种是预期有前途,有目的之骂斥。骂后,是要建设宪政,从西方历史,学术种种汲取营养——还有一种,就是骂只是骂,骂无前途,革命后做啥,不知道——最坏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骂,但是,回到前此说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泽东就是也骂,(此处删去若干字——编者按),也指出前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里是欺以其方——这样,国人以为(此处删去若干字——编者按)就是预设,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这样不单胡适的自由主义前景没有了,鲁夫子要骂斥的权利也被一并取缔。所以,指出一个最为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开启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五四是不是开启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开启兼有。(刘自立)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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