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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发布时间: 2008/4/15 10:34:3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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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公元五世纪初叶,偏居我国东南一带的东晋王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史称晋恭帝,叫司马德文。他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在他胞兄晋安帝司马德宗死后继位登基,只当了短短的两年半的傀儡皇帝,即于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被操纵东晋军政实权的刘裕逼迫逊位。从此,东晋从元帝司马睿开国起,经十一帝、历时一百零三年而亡,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晋到司马德文手里亡国,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一人之过,而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斗争的必然结果。东晋王朝到了司马德文手里,已经不堪一击了。

    东晋是西晋司马氏政权的继续。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匈奴大将刘曜率军攻陷晋都长安,穷途末路的晋愍帝司马邺束手投降,历时五十二载的西晋王朝遂告灭亡。次年十二月,成了阶下囚的晋愍帝被害致死,噩耗传到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西晋丞相、晋王司马睿即位当了皇帝,成了东晋的开国之君。东晋是以黄河流域长期混战中南迁的豪族地主和长江流域的豪族地主为统治基础的政权,南方和北方豪族地主之间、豪族地主和王室之间以及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从东晋政权一开始建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统治基础日益削弱。到司马德文的父亲晋武帝司马曜当权时,东晋王朝已衰败不堪、奄奄一息了。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晋武帝在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登上皇位时,只有十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由崇德太后临朝摄政。他十四岁亲理朝政后,又渐渐沉溺酒色,大权慢慢地落入武帝的同母弟琅琊王司马道子之手,皇权从此旁落,朝政益加黑暗。司马曜嗜酒如命,每天狂饮不止。皇宫里彻夜灯红酒绿,直喝得烂醉如泥,昏睡不醒,成为名副其实的“醉皇帝”。皇帝尚且如此,朝臣们更是以有幸陪皇帝饮宴为能事。一次著作郎伏滔应邀参加宫宴回府,车到门口尚未停稳就迫不及待、欣喜非常地对儿子高声喊道:“百把人的盛宴,天子先问伏滔在座没有,你父亲多么荣耀啊!”晋武帝久居深宫,不谙世事,还闹出过猪驴不辨的笑话。一次丞相谢安问:“陛下猜一下,驴子像什么?”武帝掩口而笑,信口答道:“它的头大约像猪吧?”昏庸无知到这种地步,使人啼笑皆非。

    武帝的胞弟司马道子,十三岁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十七岁升任司徒,二十岁录尚书事,手握生杀赏罚大权,成为权倾朝廷的实权人物。他结党营私,任用亲信,穷奢极欲,贿赂公行,做尽坏事。丞相府戏班子里善于献媚逢迎的赵牙,和在钱唐县当过差役、行贿有方的茹千秋,以钱铺路,投机钻营,成了司马道子的亲信,竟先后被封为魏郡太守和骠骑咨议参军。这俩人卖官鬻爵,搜括民财,成了拥有万贯家财的新贵。赵牙对司马道子感激涕零,花费数万巨款为之扩建府第。丞相府新宅湖山竞秀,百花争艳,翠竹婆娑,豪华异常,胜过皇家园林。司马道子令人在假山开设酒肆,勾引美貌的尼姑、小厮荡舟碧湖,醉酒作乐。这样阔气的相府连皇上也觉得太过了,一次武帝游览后说道:“你家中有湖有山,登山能高瞻远瞩,游湖能陶冶性情,可是修饰得似乎太奢侈了!”司马道子无言以对。武帝走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皇上要是知道这灵秀山是人工堆起来的,你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赵牙毫不在意,胸有成竹地回答:“只要有你丞相在,我赵牙就死不了。”司马道子崇信佛教,僧尼成为相府的座上客。有一个尼姑叫支妙音,备受他的青睐。司马道子专为她盖了一座简静寺。因支妙音手能通天,简静寺面前车水马龙,趋炎附势的人来往频繁,有时还干预朝政,引起晋武帝的警觉。司马道子的亲信甚至还劝司马道子独揽朝政,此事也被告发,晋武帝愈加不满。这样,随着司马道子权势的膨胀,东晋皇族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晋武帝司马曜同他的弟弟丞相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晋武帝为了稳固自己皇帝的宝座,便重用外戚和亲信以抑制司马道子的权力。他任命国舅王恭都督兖、青、幽、并、徐等州诸军事,兼领兖、青二州刺史,坐镇京口;任命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晋武帝闷闷不乐,酒后到皇家园林散步,思绪万千。他想起和胞弟司马道子的矛盾日益紧张,皇权一步步被弟弟侵夺,而母后偏又宠爱和袒护弟弟,自己也不敢把弟弟强行罢免,越想越不是滋味。当他心事重重返回寝宫时,正好遇到张贵人。张贵人年约三十,在王皇后和爱妃、皇太子司马德宗和琅琊王司马德文的生母陈淑媛相继去世后很受武帝宠幸。此时,张贵人看他无精打采的样子,再三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武帝不耐烦地随口说:“你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该隐退了。”张贵人听后大惊,信以为真,顿时恼恨异常,表面上又强颜欢笑,服侍武帝安睡。这个人生性心狠手辣,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后宫里人人都怕她三分。当天深夜,张贵人看武帝已经酣睡不醒,想到自己的荣华富贵即将成为泡影,陡生一计。她把宦官们一个个灌醉遣散,叫来几个宫女用被子蒙在武帝头上,使武帝窒息而死。因为怕毒计露馅,张贵人又贿赂侍从,串通一气,声称皇上是做噩梦惊吓、神志错乱而死。

    晋武帝暴毙的消息传出后,凶手张贵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处。因为年已十六岁的皇太子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吃饭睡觉都要靠胞弟、后来的晋恭帝司马德文照料,他哪里明白父皇的死是一个阴谋而去追究呢?执掌朝政的司马道子觉得做皇帝的哥哥去世扫除了自己独揽大权的障碍,心里喜不自胜,更无意刨根问底、追究死因。这样,在忙乱而又平静的气氛中,第二天即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司马德宗登上皇位,史称晋安帝,第二年改元“隆安”。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晋武帝去世、晋安帝继位而缓和下来,反而由于傻子称帝、叔父专权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晋安帝说话咿咿唔唔,谁也听不清楚;天冷天热,也不知增减衣服;吃多吃少,也不懂得饥饱,生活上的一切全靠性情温和朴实的琅琊王司马德文料理安排。朝廷大权竟全落入他的叔父司马道子手里,大事小事都秉承司马道子的意志办理。司马道子的宠臣、臭名昭著的王国宝这时也升了官,成了手握大权的尚书左仆射,王国宝的堂弟王绪做了琅琊内史。他们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做尽坏事。还在晋武帝暴毙的当天夜里,身为中书令的王国宝兴奋已极,连夜闯宫,妄想乘混乱之机代写遗诏,捞取大权。拱卫宫门的侍中王爽(国舅王恭的弟弟),见他毫无悲痛之心,却面带奸笑,当即挡住他的去路,并严厉地说:“皇上才去世,太子还没到,谁敢进宫就要斩首。你来干什么?”王国宝被问得扫兴而返。现在,他手握重权,想起王爽坏了自己的大事,恨从心生,很快罢了王爽的官。这一切都引起王爽的哥哥、坐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王恭的不满。在王恭来建康参加武帝葬礼、祝贺安帝登基大典之后向司马道子辞行时,语重心长地说:“当今皇上年幼不懂事,愿大王以国家为重,多听逆耳之言,疏远奸诈小人!”王国宝听说后又怕又恨,他多次向司马道子建议削减或解除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兵权。消息传开后,引起王恭和殷仲堪警觉,他们以北伐为名,日夜操练人马,修整兵器,企图进兵建康。以皇帝的叔父为一方、以皇帝舅父为另一方的激烈拼杀,从此展开。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晋安帝即位刚刚半年多时间,王恭即上表朝廷,历数王国宝乱政罪行,并从京口发兵讨伐。殷仲堪也在荆州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无力派兵镇压,就来了一个“舍车保帅”之计,把一切罪责推到王国宝身上,派人将他逮捕关押起来,随即下诏赐死。当了七年中书令和四个月仆射、有“人面狗心”之称的王国宝,眼下已无计可施,只得饮下毒酒,做了司马道子擅权的牺牲品。他的堂弟王绪,也同时被押往闹市,斩首示众。

    这场剑拔弩张的斗争风波尽管以皇帝叔父的妥协平息下去了,但两派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仇恨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王恭势力的增大,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愤愤不平。当年,十六岁的司马元显官为侍中。一天,他对父亲说:“兖、青二州刺史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终将成为朝廷大患,我们应该早作准备,尽快将他们除掉。”司马道子看他胆识过人,就任命他为征虏将军,积极进行征讨王恭的各项准备。他们还把谯王司马尚之拉在身边作心腹,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愉作江州刺史,以壮大力量。

    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王恭果真第二次起兵,以讨伐王愉和司马尚之为名对抗中央朝廷。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今湖北襄阳)刺史杨佺期、广州刺史桓玄和豫州刺史庾楷等举兵呼应,对朝廷形成很大威胁。司马元显被任命为征讨都督,率军抵抗。他采用离间计,派人同王恭的司马兼先锋官刘牢之联系,劝他反戈一击,以原王恭的官职为诱饵。这一招马上奏效,刘牢之被收买叛变,回军进攻王恭,结果不善用兵的王恭一触即溃,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弟弟、侄子和一些亲信都被活捉斩首。司马道子看着在建康城东浮桥边示众的王恭头颅说:“你为什么老是和我过不去,一定要我的老命。瞧你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

    在王恭兵败之后,殷仲堪、桓玄等人在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推举桓玄为盟主,继续与中央朝廷相对抗。由于盟军内部矛盾重重,不久桓玄火并了殷仲堪、杨佺期,占领了江陵和襄阳,朝廷别无良策,只得承认现实,任命他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军事,兼领荆州、江州刺史,还任命他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这样,桓氏家族就霸占了长江中上游一带,形成了一股同中央朝廷相抗衡的强大势力。

    在中央朝廷内部,司马元显通过收买刘牢之,打垮王恭,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中书令,领十八州诸军事、持节都督,声威和权势大为提高。而且,在这段时间,他父亲司马道子有病,不理政事,司马元显乘机占有了他父亲扬州刺史的重要职务,并录尚书事。司马道子病好以后,很快知道了司马元显以阴谋手段从他手中夺权的事实真相,看透了儿子不孝的嘴脸,但面对既成事实,已无法挽回。这样,司马元显取代司马道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东晋朝廷中又一个独揽大权的人。

    司马元显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掌握东晋的军政大权以后,大肆搜刮钱财,中饱私囊,成为国中数一数二的富豪。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中央到各地州郡,无官不贪,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盘剥百姓。因而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首领为孙恩、卢循。起义从399年11月攻占上虞起始,到411年四月卢循战败牺牲为止,持续十一年零五个月。他们北至连云港,南到广州湾,纵横驰骋东南半壁江山,两次进逼东晋京师建康,极大地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基础。

    当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震撼京师的时候,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霸占长江中上游的荆州刺史桓玄,利用农民起义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操纵中央朝廷实权的司马道子父子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东晋朝廷赖以生存的粮食供应和财政收入,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和浙东一带。由于连年战乱,这些地区生产停滞,经济凋敝,中央朝廷遂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桓玄不仅坐视不管,而且截断长江航道,断绝漕运,下游粮荒更加严重,士兵只能以糠皮和橡树果实充饥。这种做法,引起司马元显的不满。他接受谋臣的建议,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一月一日,自任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殿后,发兵征伐桓玄。

    对于司马元显兴师问罪,桓玄颇感意外。他原以为朝廷自顾不暇,哪有精力管别的事?因而朝廷下诏出兵的消息传来,不免心慌意乱,打算守住江陵就行了。长史卞范之却出谋献策说:“将军名震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反复无常,不得人心。将军只要兵临京师,小丑们即可土崩瓦解。哪能拱手让人,被动挨打呢?”这番议论,总算多少坚定了桓玄的决心。于是,他安排其兄桓伟守江陵,自己率兵东下,并向京师发出历数司马元显罪状的檄文。这一招还真灵,吓得司马元显不敢出兵。晋安帝设宴饯行之后,司马元显登上兵船,可是十天过去了,船仍停泊在石头城边未动。朝廷另派齐王司马柔之到桓玄军中要求罢兵,被桓玄将士砍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也被活捉,前锋都督刘牢之临阵投降。这样,桓玄的大军一路顺利的到达新亭,司马元显的军队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桓玄长驱直入,进兵京师。曾经一度权倾朝廷的司马元显连同他的六个儿子,全都被斩首示众。其父司马道子被废为庶人,在流放地安成郡(治所在今江西安福)饮鸩酒而亡,时年三十九岁。桓玄在这场权力之争中得势后,被晋安帝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又兼扬州牧,领荆、江、徐三州刺史,独揽军政大权。

    桓玄野心勃勃,并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权力。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九月十六日,他与其心腹现已升任散骑常侍的卞范之、侍中殷仲文密谋策划,逼迫晋安帝下诏,任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领地十郡,加九锡。这年十一月,在桓玄授意下,卞范之又起草好禅位文稿,由临川王司马宝逼迫晋安帝亲笔抄写了正式的禅位诏书。司徒王谧从晋安帝手中接过国玺,宣布让位给楚王桓玄。十二月初三,桓玄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楚”。司马德宗被封为平固王,司马德文被封为石阳县令,与其兄共同迁居寻阳。东晋尚未灭亡,就这样先断了气。

    桓玄称帝,把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东晋搞得一塌糊涂。他骄奢淫逸,游猎无度。刚建十四年的宏大的冶城寺,被他下令拆毁,在宫城近旁修建了满是亭台楼阁的别苑(即今南京朝天宫),作为私人游乐场所。他身体肥胖,乘马不便,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有两百人在前后左右抬着走的巨型抬轿;还设计了“徘徊舆”、“施转关”,坐在轿内可随意回转,浏览四方。他游猎成嗜,每次外出,五六十里范围内,旌旗漫野,猎骑如飞。凡随猎将士让猎物逃脱的,一律捆绑起来处置。所以,桓玄篡位不久,就引起广泛的不满。反桓玄势力以刘裕为核心集结起来。

    原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的刘裕,是从北方南迁的世家子弟,因跟随刘牢之镇压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功,升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还充当桓玄从兄、坐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桓修的参军。桓玄认为他是长相不凡的英雄豪杰,能担当荡平中原的重任,所以对他很器重,蓄意笼络他。但是,桓玄却打错了算盘,刘裕对他不但不感恩戴德,而且暗地里拉拢了一批中下级将领,加紧进行推翻桓玄统治的活动。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也就是桓玄篡位三个月后一天清晨,刘裕一伙闯进京口,杀了桓修;同一天,刘裕弟弟刘道规、孟昶、刘毅等在广陵下手,砍死了桓修的胞弟、青州刺史桓弘,然后南渡长江在京口和刘裕等会合,共推刘裕为盟主,进军京师,同时向各地发出讨伐桓玄的檄文。

    刘裕兴兵伐罪的消息传到京师,桓玄吓得夜不能寐、茶饭无进。他任命扬州刺史桓谦为征讨都督,率兵抗击,却溃不成军。桓玄随即丢弃建康,顺长江西逃。路经寻阳,他还裹胁废帝司马德宗,退到江陵。回到他的起家地之后,又任命文武百官,演出了“迁都”江陵的闹剧。

    刘裕占领建康后,把桓氏亲属全部捕杀,还宣称受晋安帝密诏,任命武陵王司马遵为侍中、大将军,暂行皇帝的一切权力。之后,刘裕同桓玄在武昌(今湖北市鄂城)的峥嵘州展开决战,桓玄大败被杀。桓玄从403年十二月六日称帝,到404年五月二十六日身亡,只当了一百六十一天皇帝。东晋的历史就这样中断了五个多月。

    当桓玄已死、刘裕的大军尚未进入江陵之时,“楚国”已名存实亡。桓玄的堂兄桓谦把国玺奉还晋安帝,请他正式复位,“还政于晋”。桓谦被任命为侍中、卫将军,加江、豫二州刺史;桓玄的侄子桓振为荆州刺史。元兴四年(公元404年)正月,桓振挟持晋安帝至江津(故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南),提出以割江、荆二州为条件,奉还天子。刘裕不予理睬,将桓振打败。三月,晋安帝返回建康复位。其弟司马德文继续封为琅琊王,并领徐州刺史,拜大司马,领司徒。尽管东晋的香火接续下来,但是几十年间经过农民起义的千军万马的强烈震撼,统治集团内部你争我夺、连续火拼,这个政权犹如惊涛骇浪中随时都可能覆没的一叶扁舟了。

    在晋代末年几大军阀势力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刘裕最终成为胜利者。消灭桓玄集团使他的实力大为增强,成为左右晋安帝的唯一力量。他被任命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稍后又领扬州刺史,完全控制了东晋大权,局势一度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刘裕于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四月,自建康出发,兴师北伐,相继消灭了雄居北方的南燕、后秦政权,并一度占领长安,使东晋版图大大扩充。同时,他还派兵先后剪除了刘毅、诸葛长民、谯纵等地方实力派,战功显赫,无与伦比,官级不断高升,由相国进封宋公、宋王,加九锡。

    刘裕是一个野心包天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到手的权势,而是要将司马氏政权取而代之。他首先采取的是“清君侧”的策略,一个一个清除司马氏皇室中有名望才气的人。皇室中的其他人,如司马文荣、司马道荣、司马顺明等,大都流亡河南地区,先后降魏。

    傻子皇帝司马德宗是刘裕篡位的最大障碍。但是,他觉得要是从一个饥饱不知的白痴手里取得皇帝宝座,毕竟有失体面,就采取了阴谋暗害的手段。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刘裕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私下派遣中书侍郎王韶之,勾结内宫侍从,打算用毒酒害死晋安帝。不巧的是,晋安帝的胞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每天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无从下手。有一天机会终于等到了,司马德文因病外出,王韶之乘机潜入内宫,凶残地将晋安帝活活勒死,时年三十七岁。刘裕同时宣遗诏,要琅琊王、司徒司马德文继位,史称晋恭帝。三十二岁的司马德文从胞兄手里接过皇位后,第二年改元“元熙”。

    急欲篡位的刘裕在暗杀安帝后,为什么没有直接称帝、反而再立恭帝呢?据说,刘裕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是晋武帝司马曜的字。不过,刘裕对晋恭帝是放心的,因为他深知司马德文是个恭谨厚实的人。半年过后,刘裕正式接受晋爵为宋公的诏令,以寿阳为王国的都城。

    刘裕既然对皇位垂涎已久,怎肯安居于王侯的位置呢?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新春佳节,刘裕同臣僚们欢宴正酣,他突然说了这样一番以退为进的话:“桓玄篡位,我首倡大义,复兴晋室,又平定四海,蒙九锡恩典。俗语说,物忌盛满,非可久安。我欲奉还爵位,养老京城。”文武官员哪里知道他的苦心,只是歌颂他的功德和谦让,唯有中书令傅亮听出了这番话语的弦外之音。傅亮随即在筵席结束、众人告辞之后叩见宋王刘裕,诡秘地说:“小臣应当暂时回到建康去。”二人心照不宣,刘裕深知傅亮此去是为自己禅代的事作准备。

    傅亮到了建康,上蹿下跳,四处活动,忠厚的晋恭帝被蒙在鼓里,元熙二年四月下达诏命,要刘裕入朝辅政。六月间刘裕来到建康时,傅亮早已写好了禅位诏书的草稿,一切准备就绪。六月十三日,建康的气氛格外紧张。上午,恭帝司马德文和褚皇后正在皇宫闲坐,突然间,几十个手持刀剑的人闯入寝宫,傅亮站到恭帝面前厉声说:“我奉宋王密旨,前来奉劝陛下禅位!”并把禅位诏书草稿送到恭帝跟前。恭帝知道迟早总要有这一天,立即拿起御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禅位诏书。他一边写一边对左右侍从和褚皇后说:“桓玄当政之时,晋室实际上已灭亡了。以后由于刘公鼎力扶持,晋室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天禅位于刘公,是我心甘情愿。”随后,逊位的司马德文和皇后褚氏离开皇宫,回到琅琊王府。

    禅位诏书送给刘裕后,他表面上辞让一番。陈留王司马虔嗣带领文武官员二百七十人以及宋王的臣僚,再三上表劝进,司马德文逊位的第二天,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十四日,刘裕如愿以偿,取代东晋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成为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史称宋武帝。东晋王朝从此灭亡。

    东晋的季世之君司马德文禅位后,被刘裕封为零陵王,居住秣陵(今江苏省江宁县)。其实,刘裕对他并不放心,总想早日置之死地。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六月,他派遣曾在司马德文身边做过郎中令的张伟,带毒酒一坛,以暗害司马德文。可是,张伟对故主一往情深,不肯加害。他在前往秣陵途中仰天长叹:“毒害自己的主人而保全自己的生命,苟安偷生不如死去!”于是自饮毒酒而死,暂时保住了司马德文一条命。

    晋恭帝皇后褚氏的哥哥、太常褚秀之和侍中褚淡之,都是刘裕的亲信。为了杜绝司马氏的后代,每当司马德文生了男孩,刘裕都安排这两个舅舅想方设法害死。司马德文退位后,为免遭毒手,每天和褚皇后朝夕相处,并由褚皇后亲自动手在床前烧饭做菜。这样,使刘裕等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九月初四日,刘裕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安排褚淡之等人去探望褚皇后,褚皇后不得不在别的房间接待。在这同时,预先埋伏好的武士们很快从墙头爬进司马德文的卧室,逼迫他喝下毒酒。司马德文苦苦哀求说:“我是信佛之人,按佛门规矩,自杀者来世不能再做人。”武士们成全了他的意愿,拿厚被盖住他的脸和身子,将他活活闷死。东晋的亡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时年三十六岁。

    十九年后,即刘宋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建康出现了这样一件罕见的事:山间凤凰飞舞,众鸟群附。后人在这里筑起了一座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西南隅,现已无存),以资纪念。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凤凰台吊古,回想起东晋世家豪族争权夺利、互相拼杀而覆灭,感慨万千,思潮起伏,写出传世七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邱永生)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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