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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评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2)

    发布时间: 2008/5/8 8:52:1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摘
    文字 〖 〗 )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是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三、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120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1872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 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而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

    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1500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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