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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古代的“书籍之路”

    发布时间: 2006/11/3 9:37:4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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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概念,突破了“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推动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图为王勇等所著的《中日“书籍之路”研究》一书封面。

      十多年前,我提出了“书籍之路”这个概念,意欲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这一学术创意,受到了国内外舆论及学界的关注。

      ●追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可以发现,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当时西方人不屑一顾的书籍

      何谓“书籍之路”?这要从“丝绸之路”谈起。“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人李希霍芬首创,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为之添枝加叶,遂使“丝绸之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羊毛树"上采集而来时,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生产丝绸了。追溯中日古代历史,持续性、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其影响甚至不及陶瓷;而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当时西方人不屑一顾的书籍。

      ●日本“海上丝路博物馆”展出中国唐代玄奘西天求法携归的佛经,触发了我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新思考

      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惊人信息:展品《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成唯识论》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担任笔受(记录)。卷末墨书文字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可知,道照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道照和尚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原是东大寺的校仓,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在琳琅满目的正仓院宝藏中,众多汉文典籍尤为珍贵,仅特藏“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日本"海上丝路博物馆"展出中国唐代玄奘西天求法携归的佛经,触发了我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新思考
    ●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第二批遣唐使回国后,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

      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唐会要》)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意欲得到什么呢?《旧唐书》已经给出答案:“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遣唐使源于遣隋使,据《经籍后传记》记载,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第二批遣唐使回国(654)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多寡还会影响仕途。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9世纪后期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该目录辑入汉文书籍1579部17345卷,约当《隋书·经籍志》(36708卷)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强,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书籍之路”并非自西徂东的单通道,而呈往返环流之状;它以“佚书回归”的形式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汉文书籍的生存时空

      2000年3月,笔者游学日本期间,有幸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皇家图书馆)亲睹《杂抄》写本原件。此残卷内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抄录唐人乐府类诗34首(另散文1篇),其中18首《全唐诗》未收,堪称“海外遗珍”。唐代的文献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纸半叶,视若拱璧镒金。由于自然造化和历史因缘,日本公私珍藏唐代典籍颇富。据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撰的《唐钞本》,仅日藏唐代写本就有《经典释文》、《唐诗卷》、《翰林学士集》、《赵志集》、《六祖慧能传》、《新撰类林抄》、《本草集注》、《文馆词林》等43种,其中不乏中国散佚、日本仅存的"佚存书"。唐末至五代,中原板荡,典籍散毁严重,吴越国王遣使日本、高丽,赍重金请抄天台遗书。日本遣日延为"缮写法门度送之使",高丽谛观也接踵而来,以至“一宗教文,复还中国”。由此可知,“书籍之路”并非自西徂东的单通道,而呈往返环流之状。尤其是清代黎庶昌、杨守敬等掀起的东瀛访书热,使大量域内失传已久的珍籍完璧西归。“书籍之路"以"佚书回归”的形式,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汉文书籍的生存时空,使中国文化遗产得以保全和延续。

      ●“书籍之路”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这些书籍是文明的种子。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岛,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文/王勇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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