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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纪实

    发布时间: 2006/11/10 14:32:0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世纪中国
    文字 〖 〗 )

    编者按:本文作者范泉先生是享有盛名的文学编辑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担任上海永祥印书馆总编辑、《文艺春秋》杂志主编期间,曾与众多文坛和学界名流雅有交往,有的甚至结下深厚的友谊。80年代他历经坎坷复出后,写了大量文学回忆录,本文即为其中之一。但可能由于他当时忙于主编煌煌巨著《中国近代文学大全》而不暇顾及,也可能一时未找到合适的发表园地而搁置,本文直至最近才从他的遗稿中检出。2002年1月12日是他病逝二周年,本刊特予发表,以为纪念,同时也纪念他所写的吕思勉先生。



      开场白



      吕思勉是一位热爱祖国、思想进步、勇于献身学术事业的著名历史学家。他阅读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三遍,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排比,撰写札记。他的史学专著,已出版的有29种,600余万字,尚待出版的有8种。我国20年代到40年代的大中学生和知识青年,多数读过他的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著作在欧美、日本和台、港地区,至今仍被大量重印,广为流传。

     

      然而在他逝世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并未给予他应有的重视,甚至在他逝世5年后的1962年,还有个别学术界同行,捏造事实,蓄意诋毁。这是非常不公允的。

     

      本文试图从吕思勉的生活、思想和对学术事业的献身精神等方面,做多角度的记叙,以帮助读者对这位爱国史学家的理解。


      生活:贯穿着一条浩然正气的红线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不久,上海沦为孤岛,常州相继沦陷。旅居在孤岛的吕思勉,由于故乡常州的城门口站有日兵岗哨,出进必须脱帽鞠躬,便坚决抵制,不肯回去。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听任常州的住房由败坏而倒塌,木料砖瓦杂物等被盗一空……



      吕思勉的男孩早夭,只有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但是他还要负担另外三个远亲的生活:“再从堂弟”夫妇俩和一个离婚在家的“再从堂妹”。过去,他的光华大学教薪一年只发九个月,现在又因国难时期,这九个月的教薪还常常拖欠。有一次,为了医治夫人的病,不得不把御寒的大衣也卖掉。生活的担子如此沉重,他只得在认真教课的同时,努力为开明书店写书。



      1940年,我编了一份挂着洋商招牌的抗日报纸副刊,向他组稿,并且事先声明:稿酬很低。出于民族的正义感,他不避艰险,一口答应,还说:“即使不给稿费,我也写!”于是他用“野猫”、“乃秋”、“六庸”、“程芸”等笔名,写了不少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文章,大力支援了我。孤岛沦陷以后,我在一家书店工作,向他约写书稿,他又高兴地答应我写一本影射日寇侵华必将覆败的书《五胡猾夏录》。而与此同时,他却干脆谢绝了那些稿酬超过我三倍以上的汪伪报刊的组稿。



      应该在这里提到吕思勉曾经用“谈言”的笔名,在旅居孤岛时期写的一篇散文《狗吠》。文章一开头,描写了阔别故乡三年有余的“我”,见了故乡来人,不免焦急地问起故乡的情况。来人却答非所问地说:“现在狗吠的声音,比从前厉害了。”这是什么话?这使“我”听了莫明其妙。文章就从这一悬疑开始,借着狗吠这一线索,一步步地说明了狗为什么看到“异样的人”而狂叫的原因,有力地控诉了日寇占领下沦陷区暗无天日的惨状。



      到了1942年8月,进出常州城门的人只需向日兵岗哨脱帽、免去鞠躬时,吕思勉才光着头,和家人一起重回常州。那时常州街上还有日兵哨位,路经哨兵时,也要行脱帽礼,因此他起誓:“不到抗战胜利,我决不戴帽子!”



      吕思勉回到常州后,就用刚刚取得的开明书店预支稿费,在原来住房的废墟上,盖了两间屋和一间作为灶房用的草棚。为了生活,他就在这样简陋阴湿的房屋里笔耕不辍,每天至少得定稿两千字。他宁肯让自己的生活艰苦得在满是瓦砾和石灰块的住宅废墟上种植一些容易存活的南瓜和扁豆,成天吃着扁豆烧豆腐和子姜炒南瓜,也决不应允那位身居汪伪高位的学生,以高额酬金为诱饵,借用他的名字在什么“协会”的名单里领衔。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光华大学复校,吕思勉又来到了上海。这一年的12月8日,他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在日记《扬眉记?序》里高兴地说:这种六合帽,是明太祖平胡元后所制定。30日,他戴上这顶买来才半个多月的六合帽,“昂然归故乡矣”!



      一种民族的浩然正气,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他整个抗日时期艰难困苦的生活里。



      思想:从唯物史观到社会主义的导向



      吕思勉治史的进化论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



      成书于1920年的《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在《绪论》里谈到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告诉研究者,“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这就是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的记叙中。以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迁为例,他既指出大变迁的动因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改进,又描述了大变迁的结果是旧制度的崩溃:“(1)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2)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社会制度的变革。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征之一,不仅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它是人们的感觉、思维、意识的来源,是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而且还承认社会的精神生活,又反过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生活。本着这一认识,吕思勉在论述汉初的社会机制时说:“要考察社会的情况,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意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

     

      而且他还发现:《史记》的《货殖传》,已经体现了朴素的唯物思想。他对这篇写作于公元前一个世纪的《史记?货殖传》评价说:“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



      1928年,他看到有些人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便在阅读英国弗林特的《历史哲学概论》时,写下了这样的眉批:“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实证之,可见其说之确者甚多。”

     

      吕思勉不仅对马克思的学说,而且对马克思的人格,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俾斯麦尝多方以贿马克思,马克思不可。马克思食不饱,寒不能具温火,身多病而又丧其妻,知年寿不可永,卧榻上,犹强自力著书,终未成而死,以敝衣殓,而俾斯麦不能夺其志。知之明,故守之坚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则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不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乎?何期于百世之下遇之!”(《沈游通信(四)》,1920)

     

      到了1945年,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谈了他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体会,他告诫研究者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又说:“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它和现象看做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



      正是这种唯物史观的考察,最终必然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实践。在1944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里,作者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我国历史长期以来存在的“主张均富贫”的思想,因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更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作者在叙述农业生产“自粗耕进于精耕”后指出:土地私有制和小农制,是“农业进化的阻力”,因此惟一的出路,只有改变生产方式,改革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不仅启示我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而且还用“大器晚成”这样的话来预祝我国抗战必胜,社会主义必将建成。



      平反:把王莽从“十恶不赦”的泥坑里拉出来



      《白话本国史》充分反映了吕思勉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敢于突破禁区,勇于献身学术事业的革命创新精神。为王莽平反就是一个例子。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豪强暴虐,官商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农民流离失所,纷纷起义。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便产生“王莽改制”事件。

     

      王莽出身贵族,公元9年,篡汉自立,国号曰“新”。他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私家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同时还改革币制、专卖盐铁等。由于他违背了经济原理,妨害到地主和商贾的利益,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王莽传》)。后世都骂他是个“十恶不赦的”。



      吕思勉不为陈说所囿,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考证,终于得出不同的论断,称誉他为“社会革命家”,并为他辩护,明确指出:井田的建立,剥夺了大地主的利益;贸易贷款等的改制,抑制了豪商巨贾的重利盘剥,保护了小商小贩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王莽改制的指导思想,确实是“为民请命”;他的篡汉自立,也是为了实现改制。



      在个人品格上,作者更盛赞王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最后,还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咳!王莽这种人,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他的道德,他的人格,毕竟是深可景仰的。”



      预言:文言不能代替白话……



      吕思勉的先进学术思想,不仅限于史学,也兼及文学甚至美学。早在1920年沈阳高师任教时期,他就曾用“驽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旧文学之研究》的学术论文,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新旧文学的本质区别,提出了卓越的见解。



      当时,“五四”以后不久,新文学还在草创时期,有人以白话和文言作为新旧文学区别的标记。吕思勉撰写此文,认为白话文为我国固有,不仅《水浒》、《红楼梦》等小说都是白话,不少官方文告或民间“劝善”的书,也有用白话文的。因此新旧文学的区别,不应着眼于形式,而应着眼于内容。他肯定文学是一种美的创造,是令人读后产生美感的艺术品。现代新文学作品,应该通过现代语言符号——白话文的传输,反映那些具有美感的思想内容(也就是美的创造),才能真正使现代读者读后产生美感。如果把现代人具有美感的思想内容,译成古语来表达,那肯定不能使现代读者读后产生美感而接受。



      那些主张文言的人,强调白话文能表达的意思,文言文也能表达。吕先生举例驳斥说:现代语言中的“桌子”、“杌子”,文言文是用“几”字和“席”字来表达的,如果甲乙两人打架,乙提起杌子,把甲打死,能否说成“以席击杀之”呢?当然不能。因此文言不能代替白话,现代新文学作品,只能用现代语言符号来传输。

     

      在这篇论文里,作者还预言新文学作品文学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新文学作品的文学语言,应该是以口语为基础,作适当的筛选整理加工,同时吸收文言文里有用的词语和语法,并相应地撷取外来语里那些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旁薄郁积,万流齐汇”,最终会创造出新文学作品的文学语言。



      事实证明:吕思勉七十年前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文学语言确是以人们的日常口语为基础,相应汲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不断糅合、消融,在“万流齐汇”的演化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著作:在史学研究领域里闪光



      吕思勉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1957年10月逝世。曾任中华书局编辑,商务印书馆编辑,沈阳高等师范、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或系主任,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

     

      他的一生,著有通史两部:《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断代史四部:《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专史九部:《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此外,还有探讨史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四种:《历史研究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中国史籍读法》;作为研究古代史必要工具的文字学著作四种:《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章句论》、《〈说文解字〉文考》;指导学习先秦史著作一种:《经子解题》;读史札记两种:《燕石札记》、《燕石续记》。近已将尚未发表过的大量读史札记,连同已出版的这两种,合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

     

      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至今尚未重版的选著有三种:《日俄战争》、《古史家传记文选》、《新唐书选注》。

     

      即将出版的著作有七种:《蒿庐论学丛稿》、《中国政治思想史九讲》、《孔子大同释义》、《论古典文学》、《蒿庐札记续编》、《中国近代史前编》、《中国近代史讲义》。



      尚待整理的著作有《时论》三大包。


      尚待编印的还有数十年来散见于报刊上的论文和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在最近20年内重印了吕思勉著作《经子解题》、《燕石札记》、《燕石续记》、《章句论》、《字例略说》、《三国史话》等23种,香港商务印书馆、太平书局等重印了《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宋代文学》、《经子解题》等7种。据两位美国留学生来信说,仅仅查看了三个大学里的吕氏著作藏书,就有66种,其中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书24种,匹茨堡大学图书馆东亚部藏书14种,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书28种。



      据说在日本各大学图书馆的吕氏著作藏书更多。



      国内出版社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近年来也重版了大量吕氏著作,其中部分著作以前还不曾出版过。



      从以上这些重印和藏书现象,也可见吕氏史学著作的高度学术价值和长远的生命力。



      这些著作仍然在史学研究领域里闪光。



      结束语



      吕氏著作为什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是与他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浩似烟海的史籍中披沙拣金,付出极其艰巨的劳动分不开的。

     

      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旧史实。



      当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展,我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抱着怀疑态度的时候,吕思勉却已经认真学习,从思想上肯定了这种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而且用实际行动贯彻在他的史实整理和史学著作中。他惊呼:“马克思其圣矣乎!以其所言,推诸万事而皆准,匪独经济家也!”(《沈游通信》)



      当胡适在1920年《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井田制度的存在时,他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现旧史实,在同年5月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长达七千字的学术论文,严予驳斥。



      当梁启超在1923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阴阳五行说起源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时,他第一个站出来,用新方法整理和再现旧史实,在同年20卷20号《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反驳了梁氏的这种主观唯心的臆断。



      当章太炎撰文流露出抵制西洋物质文明的保守思想时,他在1920年发表的《沈游通信》中,用新方法整理、分析旧史实,阐释了“资本社会之破裂,其原因即存于资本社会自身之组织”,批评了章氏视野的短浅。



      当文言白话的使用还在争议、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以自学青年为对象的通史时,他却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我国第一部自修适用的《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12月定稿付印。


      由于吕思勉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不可避免地导致与旧说对立,必须向禁区突破。说秦桧是忠君爱国者就是一例。虽然问世以后,屡遭诋毁,但也有进步学者确认秦桧并非民族败类,而是心向朝廷的忠臣,如茅盾在1941年《笔谈》第三期上发表的《谈一件历史公案》,分析了宋金双方形势,认为宋高宗当时惟有出于议和一途,而且必须杀害代表流亡贵族利益的主战派首要人物岳飞以后,才能苟安于半壁河山。文章说:“杀岳飞,实在是他们(高宗和秦桧)两个串通了干的把戏!”又说:“秦桧是谨慎恭顺的,他执行了高宗的意志,而且还为了顾全朝廷和诸将的关系,他宁愿自负恶名,这难道还能说他不‘忠’于朝廷?”

     

      惟有运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正因为运用新方法整理旧史实,敢于担当史学革命的先驱,使吕思勉先生的著述在史学研究领域里熠熠闪光!



      1990,6,上海。

      

    作者:范泉


      (原载《人物》2002年第3期。本文发表时有所删节 )

    编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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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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