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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北京碑刻中的旗人史料

    发布时间: 2006/11/16 9:36: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献》2001年第3期
    文字 〖 〗 )
    在现存清代北京地区石刻中,旗人石刻占有很大比例。旗人石刻类型多样,主要有刻石、摩崖、碑碣、墓志等,内容涉及八旗制度乃至满汉旗民的诸多方面,且所详者又往往可补文献史书之阙,研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目前围绕旗人碑刻展开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笔者试结合近时的研究心得,就旗人碑刻的整理情况以及它的特点和价值作一概括的说明,以期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一、   旗人碑刻的整理情况  

    清代是等级制度高度发达的社会,对皇室和品官用碑,在规格、形制、题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旗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开国时代,文则运筹帷幄,武则叱咤骑射,群英崛起,盛极一时。由此形成众多旗人碑刻,也就不足为奇了。  

    旗人碑刻除散见于东北等一些地方外,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自顺治元年清廷入关定鼎北京,满洲皇室和八旗将士就世代居住在这里,围绕他们的历史足迹,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碑刻。这些碑刻,为研究清史、满族史以及八旗制度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关于清代北京碑刻,前人已作了大量搜集整理工作。清人钱仪吉(1783—1850)编纂《碑传集》,采辑清朝自天命纪元至嘉庆朝约二百年间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等,分宗室、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教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逸民、理学、经学、文学、孝友、义行、方术、藩臣、烈女等二十五目,凡一百六十卷,包括二千余人的历史资料。其中,旗人史料占有很大比重。  

    清朝宗室盛昱留心旗人文献,同表弟杨锺羲编纂《八旗文经》,堪称有清一代旗人文献的典籍。书中卷四十二至四十四“碑”、卷四十七至四十八“墓碑”、卷四十九墓志,收有若干反映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  

    盛昱字伯熙,清初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隶镶白旗满洲。光绪二年(1867)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迁翰林院侍读。讨论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其间数上奏章,弹劾大员,以“清流”自诩。光绪十年任国子监祭酒,因政治上受到排挤,将精力投注于考据学问。他崇尚风雅,精通金石,对旗人碑刻情有独钟,“时出游衍蜡屐访碑,复广觅拓工,裹粮四出,近畿之碑响拓殆遍。”[1] 多年搜集,集腋成裘,蔚为大观。盛昱既殁,原拓散亡,惟副本尚存,惜当初顾觅抄手誊录副本时,前后多有错乱,未及编次,于是经杨锺羲对副本加以编次,因无原拓可校,整理后的本子仍不免缺讹。杨氏以往岁盛昱赠词中有“年年雪屐寻碑”一语,定书名曰《雪屐寻碑录》。

    《碑录》整理后印行未果,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闻讯辗转寻访,将书稿携归东瀛,然未及印行而内藤先生殁。及三十年代金毓黻编纂《辽海丛书》,始由日本友人处借得书稿,编入第五辑印行。《雪屐寻碑录》凡十六卷八百八十篇,基本是北京旗人碑刻,属于汉人者寥寥数篇而已。收录范围以帝诏御制谕祭文为最多,又有家撰墓碑、明堂碑文及祠堂记等。  

    前人搜集金石碑刻,一向贵远而贱近,每得一唐刻宋拓,无不互相矜重,而不必文章名贵,书法精美,概因物以稀为贵。而盛昱搜集碑刻遗文,及于当世,确实是需要一些远见卓识的。至于是书之价值,诚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的:“其粲然可观者多为典章文物之所存,盛衰荣悴之所系,谓为《文经》之亚,谁曰不宜?即其姓氏爵里宗支子姓之琐细者,亦多为公私记载所不及详,异日续辑通志、通谱诸书,蒐求八旗掌故,自必以是书为渔猎采伐之资。”[2]   

    盛昱等以个人之力,自然难以将京畿一带旗人碑刻搜访殆尽,自清末民初以来,一些机构和个人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如民国时《房山县志》、《良乡县志》,溥儒编《白带山志》等,都收有一些相关资料。这类资料也逐渐为各图书馆、博物馆所网罗。其中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石刻拓本数量最多,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北京图书馆与有关单位合作,对北京地区的石刻进行了大规模传拓,使许多旗人碑刻得以保存,大大丰富了自盛昱以来的收藏。 

    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其中清代部分30册,收拓本5000余种。该书收录旗人碑刻,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雪屐寻碑录》,而且在范围上也较前书广泛,除了帝诏御制谕祭文、家撰墓碑、明堂碑文、祠堂记等之外,还包括题名、经刻、手书等等,对于研究清代北京旗人首先是满洲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和政治制度、氏族谱系、民族关系、文化变迁、宗教信仰等,都有重要价值。  

    因《汇编》对单一民族文字的碑文未全部收录,所以要了解北京图书馆满文石刻的准确情况,还必须参考《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3]。该书《石刻拓片部分》,列有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693件满文碑刻目录,附有碑名(一般为满汉文对照)、碑额、碑文文种(如单一满文或满汉文)、撰者、立碑时间、地点以及目前的收藏单位的说明,检索颇便。  

    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也是了解北京地区碑刻收藏情况的必要参考 [4]。全书所收石刻6340种,以清代石刻最多,有3540种,主要有墓碑(包括墓表、谕祭碑、神道碑、先茔碑、墓碣)、墓志(包括生圹志)、庙宇碑(包括观、庵、祠堂、善会碑及修缮寺庙之捐资题名等碑)、题名和题字碑(包括榜书和帝王御笔诗文)、杂刻(包括感恩、功德、家祠、学校等碑)等,涉及旗人生活方方面面。    

    二、   旗人碑刻的文字特色与价值  

    清代旗人碑刻文字,分为单一满文、满汉合璧、满蒙汉合璧、满蒙汉藏合璧、单一汉文等几种形式。在清代200多年里,满文又称清文,尊为“国书”,但就碑刻而言,还是满汉合璧者为多,这也是有清一代八旗行文的标准格式。近代以来,纯用汉文的碑刻始逐渐增加。至于纯用满文的早期碑刻,存世者几稀。就目前所知,只有两通。一为顺治十三年(1656)《索尼先茔碑》,拓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5],另一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宁将军额楚诰封碑,纯用满文,现藏北京石刻博物馆。后者尚未公开展览,故鲜为人知,《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亦未收录。该碑在研究额楚身世、以及满文碑刻形制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满汉合璧碑刻虽内容大体重合,也有它独到的价值:  

    第一,遗补缺。有些满汉合璧碑刻,某一文字部分早已漶漫模糊,难以辨识,另一文字部分则相对清晰,在这种场合,通过相对清晰部分可以完整地了解碑文内容。

    还有些碑刻,满文部分与汉文部分内容上有出入,可以相互发明。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刻《王法哈墓碑》,汉文部分为:“顺治岁次乙未季春吉旦诰赠通义大夫法哈王公之墓”,满文部分为:“ijishūn  dasan  i  juwan  juwe  ci  aniya  ilan biyai  sain  inenggi  guwalgiya   halai  sargan  ilibuha. g’oming  bume  amcame  fungnehe  doro  de  husun  buhe  amban  faha  i  eifu” [6] 。满文部分提到,该碑为法哈之妻瓜尔佳氏所立,为汉文部分所无;汉文部分谓法哈的汉姓为“王”,而满文部分略而不言。综合满汉两部分文字,不仅确认王法哈为满人,还说明满人于入关初已习惯冠汉姓。 

    第二,诠释词义。碑刻汉文部分通常辞藻华丽,套语连篇,满文部分则相对朴实简洁。阅读满文部分,易于准确把握碑文原义。清初文献中屡有“黑白昂邦”一职,其意颇不可解,对应满汉合璧碑文,知“黑白昂邦”即满语“hebei  amban”的音译,后译“议政大臣”,即有资格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大臣。  

    第三,考察语汇演变。满族入关后,深受汉文化影响,语汇更新的速度很快,容量也在不断扩大。以往研究满语词汇的演变,主要依据清代编撰的满文辞书、文书档案,而满文碑刻作为民间语言的活化石,准确无误地保留了不同时期满语语汇的构成与特点,为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研究满语满文,开辟了新的途径。 

    关于满语与汉语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清初旗人中流行的汉语原是辽东语(沈阳语),明末辽东汉人大批编入八旗,以后随着满人进入北京,又将辽东语带入北京。辽东汉语因受到女真(满语)的影响,失去了“失”、“吃”、“直”、“日”等音,而变成“斯”、“此”、“兹”、“依”。[7] 印证顺、康年间碑刻, “中原”一词,顺治八年八月《和格诰封碑》的满文写为:“dzong  yuwan”(宗原);顺治十二年十月《赐汤若望茔地谕旨碑》中园头王九重的“重”字,满文写为:“dzong”(音“宗”)。就是入关初期满语中汉语借词带有辽东语特点的两个具体例子。  

    三、旗人碑刻的研究价值

    日本学者鸳渊一曾著《满洲碑记考》,开创了利用碑刻史料研究满族史和清朝史的先河,但关于北京一带的旗人碑刻,迄今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以笔者的初步了解,旗人碑刻史料,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研究价值:  

    1、  八旗人物 

    旗人碑刻,以诰封碑、墓志为主,集中反映贵族、官员的身世与政绩。

    宗室王公碑刻数量很多,重要的有顺治八年肃亲王和格(豪格)诰封碑、十四年多罗贝勒杜尔户墓碑,康熙元年惠顺亲王祜塞墓碑、五年多罗贝勒常阿岱墓碑、六年辅国公构孳墓碑、十年镇国公果色墓碑、十一年礼亲王代善墓碑、豫郡王多铎墓碑、承泽亲王硕塞墓碑、十四年显亲王富寿墓碑、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墓碑、四十二年简亲王雅布墓碑、四十九年康亲王椿泰墓碑,雍正九年怡亲王胤祥庙碑、十年怡亲王胤祥祠碑、十一年贤良祠碑、十二年贤良寺碑,乾隆三年诚郡王允祉墓碑、八年庄亲王允禄世子弘普墓碑、十七年定亲王永璜墓碑、简亲王德沛墓碑、二十八年信郡王德昭墓碑、三十二年庄亲王允禄墓碑、纯亲王永祺墓碑、三十五年恭亲王弘昼墓碑、三十七年显亲王衍璜墓碑、三十九年諴亲王允秘墓碑、四十三年奠代善墓诗刻、肃亲王成信墓碑、四十四年弘暻墓碑、六十年諴郡王弘畅墓碑,嘉庆七年多罗贝勒绵惠谕祭碑,道光二年定亲王绵恩墓碑、四年顺承郡王伦柱墓碑、二十一年惇亲王绵恺墓碑、豫亲王裕全墓碑、成亲王永瑆墓碑,咸丰元年瑞郡王奕志墓碑、四年肃亲王敬敏墓碑,同治七年醇亲王园寝诗刻碑,光绪五年肃亲王华丰墓碑、十八年醇亲王奕譞墓碑、二十四年恭亲王奕訢墓碑、豫亲王本格墓碑、三十四年肃亲王隆懃墓碑,以及民国六年庆亲王奕劻墓碑等。这些碑文,在研究宗室王公历史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些碑文,虽也收入《实录》等官书,但撰修者基于种种考虑,对碑文加以修改或剪裁。对照碑刻原文,有助于恢复历史原貌。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碑文称“和格”、“合格”),为争夺皇位与睿亲王多尔衮深相结怨,顺治五年(1648),被摄政的多尔衮以微末罪名幽系,不久卒于狱。顺治八年福临亲政后,为豪格昭雪,复王爵,立碑表彰。《世祖实录》卷五九录其碑文有云:“值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核对碑刻原文则为:“值墨儿根王专政,诬捏事端而拘禁之,遂而自终”。[8] 明确记载豪格是自尽而死的,《实录》却代之以摸棱两可的说法。顺治十五年九月,福临再次为豪格立碑。[9] 这些记载,对了解皇室骨肉相残的遗案是有裨益的。

    多罗恭惠郡王稜德弘(即勒克德浑),和硕礼亲王代善孙、颖亲王萨哈廉次子,生前以功封多罗顺承郡王。《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二九载:勒克德浑顺治九年(1652)三月薨,年三十四,“康熙十年五月,追谥曰恭惠,勒石记其功焉”。而据《多罗恭惠郡王碑文》[10],追谥并勒石记功的时间当在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说明《八旗通志》所记时间有误。  

    有些诰封碑,于碑主履历缕述颇详,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觉罗巴哈纳,满洲镶白旗人,景祖觉常安第三兄之四世孙。年十七,效力行间,屡著劳绩。天聪八年(1634)授牛录章京世职。顺治元年(1644)任本旗蒙古、满洲固山额真。是入关时清军的重要将领。顺治末年仕至秘书院大学士。康熙五年(1666)卒,赠谥敏壮。[11] 巴哈纳虽载入《八旗通志》的名臣列传,但篇幅较短,而原立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满井的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巴哈纳诰封碑》,记载其“初任拜他喇布勒哈番管牛录”直到第十八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加一级、中和殿大学士”的全部履历,[12] 为了解他的事迹保存了重要史料。类似碑文以顺、康二朝为多。 

    清朝定鼎中原,国势日隆,开国勋臣的辉煌业绩,都镌刻碑铭,以垂久远。勋臣索尼,为清初政坛上四朝元老,宦绩卓著。关于皇太极死后的继位之争,《索尼诰封碑》记载说:“父皇太宗文皇帝宾天,国势抢攘无主,宗室昆弟,各肆行作乱,争窥大宝,尔重念父皇恩遇,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戮力皇家,同叔和硕郑亲王扶立朕躬,秉忠义以定国难”,充分肯定了索尼在福临即位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又提及多尔衮擅政后对索尼的迫害:“顺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后,墨勒根王心怀篡夺,知尔必为朕死,实难存留,以计遣祀昭陵,随无故削职,即安置彼处。朕亲政之后,知尔无辜召回”。[13] 索尼之兄噶布喇的女儿嫁给康熙帝玄烨,即仁孝皇后,因有这层关系,索尼、索额图父子在朝廷中权势熏灼,益发不可一世。与索尼家族有关的碑刻还有《索尼墓碑》、《众圣保(索尼孙女)圹志》、《噶布喇墓碑》。[14]

    墓志,又称墓志铭,是埋入墓中记载墓主姓名家世和生平业绩的标识物。范文程、洪承畴、马鸣佩等人,都是清初汉军显赫人物,他们的墓志、祠堂碑,提供了关于家世、政绩、婚姻、子女的详细情况。[15]  

    大西农民军首领孙可望,张献忠义子,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降清,编入旗籍,封义王。十七年(1660)死。关于其死因,向有病故和被清廷暗害二说。《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四月庚午:“赐故义王孙可望,谥恪顺”。文辞简略。而《谥恪顺义王碑文》载谕旨全文,是研究孙可望的有用资料。[16]  

    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巴尔达奇,原籍“京奇里兀喇”(今黑龙江流域精奇里江),索伦部达斡尔人首领。顺治年间率部内迁,编入旗籍。墓碑称他:“倾心内附,岁贡方物,及同党相残,又能率尔兄弟协力纳款”。该碑对研究清初东北边疆民族史有宝贵价值。[17] 宁古塔将军巴海在招抚“新满洲”、巩固东北边防方面建有殊功,玄烨御赐诗有云:“夙简威名将略雄,高牙坐镇海云东;旌麾列处销兵气,壁垒开时壮武功。”有关碑文可与文献记载相得益彰。[18]

    清初旗人建功立业,有武功,也有文治。《顺治九年满洲进士题名碑》,记载了麻勒吉等五十名满洲进士的人名、旗籍,其中一甲三人,二甲七人,三甲四十人。内容远详于官书。进士哲库纳,碑文记为镶蓝旗人,而《八旗通志·儒林传》记为镶白旗人,似误。说明题名碑有证史的功用。乾隆四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翻译进士题名碑》,也是研究满洲文士的重要史料。此外,乾隆七年九月、二十年四月、二十九年四月、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十一年十月、五十五年十月,嘉庆七年至道光三年、道光四年至十年、十年至十六年、十六年至三十年,咸丰元年至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至三十二年《满御史题名碑》,为研究八旗御史和监察制度,提供了系统详实的资料。

    2、八旗内外关系

    研究八旗组织的学者,会关注到这样几层关系,一层是八旗内部满洲、蒙古、汉军人之间的关系,另一层是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关系。而制约这两层关系的,则是满人与汉人的关系。如何缕顺这几层关系,把握其演变的趋向和脉络,对正确认识清代旗人社会及其内外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在这方面,旗人碑刻所蕴涵的信息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八旗组织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原本是多民族成分的结合体,正是由于这个组织的陶熔,才使多民族成分的差异逐渐缩小。内务府和王公府属汉军旗人,是汉军中与满族关系最紧密也最久远的的一部分,并因此被附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尚氏家族,是内府汉军的一个显赫家族,关于该家族,现存有康熙六年(1667)十一月《尚大德(尚兴之父)诰封碑》、《尚兴诰封碑》、《尚志杰墓碑》[19]。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五,尚兴曾管理正白旗满洲包衣第五参领第六旗鼓佐领。《氏族通谱》卷七四:尚大德,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国初来归。子尚兴任郎中兼佐领,孙尚志杰原任郎中兼佐领、署内务府总管;尚志舜,原任内务府总管兼佐领。因为地位显赫、世代簪缨,祖坟所在地也得名为“尚家楼”。尚兴作为内务府包衣,在何衙门任郎中,官书所云不明,《尚大德(尚兴之父)诰封碑》提到,他曾任“包依卫勒勒诸尔汉郎中”(booi  weilere  jurgan  i  icihiyara  hafan,直译为“[皇]家的工部郎中”),应是内务府营造司郎中。  

    董氏家族,是内府汉军中又一世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四董文选传:正黄旗包衣人,世居抚顺地方。其曾孙董得启,原任员外郎;元孙董思,原任銮仪卫銮仪使;董得贵,由佐领定鼎燕京时以功授骑都尉,三遇恩诏,加至二等轻车都尉,卒。其子董殿邦袭职,历任内务府总管,缘事革退。其亲兄之孙穆克登布袭职时削去恩诏所加之职。又董文选四世孙董顺邦、叶清额、董治邦、浩善(墓碑写作董郝善),五世孙三保、董玉麟、石图、八十八、萨哈尔图、董玉象、董色、众神保、增长、常海、禅布、延龄、延福,六世孙八十七、图尔秉阿、葛尔秉阿、朱尔杭阿、清明、七十八、塞克图等人,或跻身官场或博取功名,多非平庸之辈。  

    董氏祖茔在今北京房山区良乡南坊镇,存世有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董得贵诰封碑》、[20]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董得贵及妻舒穆禄氏纳喇氏诰封碑》、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一月《董郝善及妻郭罗罗氏继配黑摄李氏墓碑》[21]、乾隆朝无年月《董殿邦墓表》[22] 等碑。董得贵,《八旗通志》初集卷二零三有传,曾管理正黄旗包衣第五参领第四旗鼓佐领。[23] 碑刻中记载了该家族屡受恩诏、世代为官、与满人通婚、取满洲式名等史料。

    清初朝鲜人被大批编入内务府,著名的有金氏家族。存世有雍正七年(1729)《金花住神道碑》、《金新达礼神道碑》。[24] 《八旗通志》初集卷四:正黄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二高丽佐领,系国初编立,始以辛达礼(新达礼、新达理)管理。金花柱(花住)是其子。辛达礼,原籍朝鲜易州(碑文写为翼州,即义州)地方,天聪元年(1627)率子弟归附。其子噶布拉、胡住、花住及孙辈、曾孙辈多担任八旗官职。花住子常明仕至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乾隆七年(1742)赐太子太保。[25] 标志着这一家族宠荣臻于顶点。以上两碑皆常明所立,是研究内府朝鲜人的宝贵史料。

    研究八旗内外关系,婚姻问题不应忽略。对此,前人已作过一些研究。在旗人墓志和诰封等碑中,保存有一些新的史料。  

    清朝入关初,在西南地区设“三藩”镇守。“三藩”是指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三人都是降清的明将。清廷为笼络之,封吴三桂平西王、耿仲明靖南王、尚可喜平南王,并分别与这三个家族缔结婚姻关系。其中,耿氏家族与皇室有几层婚姻关系。耿仲明死后,子继茂袭爵。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以和硕显亲王姊,赐和硕格格号,妻继茂长子精忠;以固山贝子苏布图女,赐固山格格号,妻其次子昭忠。[26] 其第三子聚忠,十一岁时,福临命入侍内廷。十五年,又以和硕公主(和硕安亲王女)许配之。诏书中谆谆叮嘱:“尔勿以配和硕公主,为和硕额驸之势,越分悖理,有违正道”。康熙三年(1664)二月又封聚忠妻为柔嘉公主。[27] 十年,耿继茂病故,长子精忠袭爵。十三年(1674),精忠叛,被诛爵除。而昭忠、聚忠都保持了对清廷的忠诚。[28]  碑刻还记载了尚可喜子之隆妻和硕和顺公主、[29] 洪承畴孙(即洪士铭子)奕沔聘宗室贵族女等事实。[30]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特权地位,曾三令五申,禁止旗民通婚,但清末以来,禁令已形同虚设。满洲大臣端方的两妾杨氏、高氏都是汉人。中下层旗民间的联姻也日愈普遍。[31]

    与旗人婚姻有关的资料还有:乾隆十八年三月《永升妻红氏贞节碣》、二十四年七月《普福妻留嘉氏旌表碑》,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成都妻库雅拉氏墓碑》,道光十五年五月《成都及妻库雅拉氏墓表》,道光元年三月《岱清阿妻刘氏节烈碑》,道光十一年四月《福格妻康氏贞节碑》,同治八年《伊尔根觉罗室乌苏氏墓碑》,同治十年二月《福德及妻赫特勒氏墓碑》,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德喜妻张氏等殉难碑》,宣统三年五月《长敬侧室魏氏墓碑》等。  

    3、  旗人宗教活动  

    清代北京地区流行佛、道等教,寺观庙宇林立,香火甚盛。清朝统治者在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同时,还积极推举佛、道二教。顺治帝福临笃信佛教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京城南海会寺,明嘉靖以来,香火盛极一时。入清,年久寺颓。顺治十三年(1656)众信徒欲重修,命寺僧往江淮,延请禅僧性聪(憨璞)住持是刹。第二年,福临巡狩南苑,于海会寺遇性聪(憨璞),并屡召其入内廷,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福临大喜,赐“明觉禅师”号。此后,福临对人说:“朕初虽尊崇象教,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 [32]。这是福临接触佛教禅宗之始。性聪住海会寺五年,寺内殿宇廊庑与钟楼山门之属均修葺一新。顺治十七年(1660)春,福临还亲自为万安山法海寺慧枢和尚榜书“敬佛”二字 [33]。同年五月二十一日又谕旨宣徽院发出告示保护法海寺免受搅扰,该告示被刻碑树立于寺旁,碑为满汉文合璧,碑阴刻有法海寺的四至界址 [34]。这些,都是福临礼佛、敬佛、崇佛的实证。 

    康熙帝即位后,发内帑重修梵宇,广建佛刹,以致崇佛之风,一时称盛。并给后世留下许多御制碑刻。雍正、乾隆二朝,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最高统治者对于修葺北京地区著名庙宇更是乐此不疲,赏赐大量银两、土地、财物。在统治者的倡导和民人社会风气的涵濡下,众多旗人也是慷慨解囊、乐善好施,将大量钱财、土地施舍给寺院庙观。关于旗人社会生活的这一重要方面,官书和文集中都少有披露,惟独在碑刻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当时京城内外兴修寺庙,捐资者的成分可以分为几类:一类由满人捐助。一类由满汉旗人捐助。再一类,由旗民合作捐资。 

    宛平县治之西有义利寺,建于元至正间。其僧智存,精通佛典,于大藏经能记诵其半,人遂以半藏呼之,因称为半藏寺。明代修葺,仅免沦废,及清初岁月愈深,殿宇倾颓。康熙元年(1662),以辅政大臣索尼倡导,和硕额驸吴应熊、和硕额驸耿聚忠、和硕额驸尚之隆、和硕额驸耿精忠、俺达尚之信、哆啰额驸耿囗忠、大学士范文程、大学士宁完我、内大臣孙延龄、一等金钦尼哈番祖泽洪、吏部左侍郎吴达礼、一等侍卫噶布喇等众多满汉高官共同襄助,大举重修。旧刹面貌焕然一新。索尼念“佛法广大,常能利益众生”,为祈福惠,遂更义利寺名曰保安。[35]

    从康熙中叶起,北京内城修缮庙宇,多由旗、民共同捐资。与此同时,内城中不仅进入了众多民人,而且还出现了“民居”。 [36] 越来越多的民人定期或不定期地进入内城,甚至定居下来,对打破旗民畛域,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一点:约自道光以降,各种店铺商家越来越频繁地卷入这类社会公益事业,并在碑刻中留下大量记载。这对研究北京内城商业的发展,旗、民关系的演变,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组织进香、祭祀、捐修庙宇,或在庙会期间提供各项义务服务,北京的旗民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香会”。这类民间组织打破旗民的界限,形成地域性组织,组织经常性活动,并且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地把活动坚持下去。现存大量会碑、题名碑,为了解香会的活动内容、人员构成提供了详实资料。  

    4、  旗人土地  

    旗地问题是以往研究的重点,碑刻史料的挖掘,将为这一传统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 

    旗人土地就其性质、来源、用途来说,相当复杂。以性质分,有官庄、王庄、一般旗地之别;就来源分,有老圈、价买、典置、长租、赏赐、置换、回赎、转让、继承等之别;就用途分,又有庄田、茔地、祭田等之别。前人研究旗地,主要侧重于官庄、王庄和一般旗地,碑刻则为研究旗人茔地、祭田提供了丰富史料。现存舍地碑、题名碑、善会碑、香火田碑,反映了旗人将大量土地捐献给寺院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正在在“舍地”的形式下,相当一部分旗地“合法”地流入了民间,而清朝统治者在严禁民人置买旗地的同时,对此种动向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宽容态度。

    另外,清廷虽三令五申禁止民人置买旗地,对宠遇优渥的传教士,却往往另案办理。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十五日《赐汤若望茔地谕旨碑》,镌刻有福临将阜成门外旗地赏赐汤若望作为茔地的谕旨。清朝入关,圈占京畿一带大片土地作为旗地,安置“从龙入关”的旗人。汤若望作为西洋传教士,却受赐旗地。这虽然只是一个特例,却反映了福临对他的宠信。

    雍、乾年间清廷为维护旗人生计,多次大规模清理民典旗地,动帑回赎。乾隆十五年(1750)十二月初十日奏:“西洋人郎世宁等,于例禁之后私典旗地,应撤回治罪。”[37] 但在随后的谕旨中,却“加恩免其撤回治罪”,甚至连定例以前所典旗地一概免其回赎。朗世宁奉旨后,深感皇恩浩荡,特镌刻《恩施朗世宁等价典旗地碑》,作为永久纪念。[38] 清廷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又是一个特例。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生于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底到达北京,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京逝世,享年78岁。郎世宁历仕康、雍、乾三朝,在绘画方面造诣尤高,留下了一批传世佳作。乾隆十五年查出郎世宁违例典卖旗地时,他在内廷任画师已三十余年。乾隆帝对他如此厚待,自然是基于笼络的目的。不过从另一角度讲,西洋人典买的旗地毕竟寥寥可数,即便对他们网开一面,也丝毫无损于禁止民典旗地的政策。

    5、  满族姓名的汉化  

    满人姓名的汉化,是该民族汉化进程的一个方面。前人研究,主要依据文献中的零散记载。在旗人墓志、寺庙碑、香会题名碑中,关于旗人、首先是满洲旗人的姓名,有原始、完整的记载。而不同时期的记载,又为了解满人姓名的变化过程,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满族命名,原有自己的传统与特色,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毋庸重复。

    清初皇族中娶汉名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顺治帝福临,但因为实录等官书中皇帝御名为避讳而缺笔,所以“福临”的满文究竟如何书写,无从得知。根据同一时期的碑刻,宗室中镇国公“构孳”(godzi)、“果色”(goose),应该也是汉名。[39] 汉人民间,起名“狗子”的男孩俯拾即是,而“构孳”是否脱胎于“狗子”,尚不敢断言。“果色”又名“高塞”,为清太宗皇太极子,清初著名宗室诗人。肃亲王豪格子则取名富寿(fusheo),封和硕显亲王。在碑刻中,他们的名字总是满汉对应的,取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汉名在先,满名只是汉名的音译。[40]

    在康熙年间碑刻中,满人的姓名存在几种情况:

    一类为地道满语名字,诸如萨什库、瓦尔大、舒禄、阿思哈、卜达、克什兔、乌尔兔、鄂那海、色勒、都赖、法保、立哥、阿你妈、聂尔兑、厄义兔、八兔、那尔布等皆是。 

    一类为满族特色汉名,如七十四、四十二、三进保、长寿、存住、常寿、常保、常有、福海、奴才、药师保、花子、老米、关保、三达子、黑达子、六十五、贵禄、老哥、保住儿、丫头、索住、观音保、伽蓝保、二哥、进保、常在、来住等,不一而足。

    一类为冠汉姓满名:王花子、刘保住、刘索住、白阿林兔、王白呀喇、赵拉达里、李五十八、赵六十八、鲍六十七、王克什礼、李五十、刘八十、张六十八、王二吉兔、白八十一、程六十儿、马二吉兔、王八十等。[41]  

    这些记载说明,满人冠汉姓现象虽然发端于关外时期,而它的普及,应是在入关后的康熙年间。一般说来,满人取汉姓,与自己的族姓存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不过,在碑刻中,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个案。康熙十七年(1678年)《安氏茔地碑》载称:满人翁格清,旧以赵为姓,入关后,他为祈祷子孙世世平安,“乃令举族咸以安为氏”。其子遂称安泰。[42]  满人改汉姓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与改姓异曲同工的是,随意命名的例子也摭拾可见。镶黄旗满洲人恒斋,由部外放,辗转至四川成都后生一子,因起名成都。[43] 就是随意取汉名的一个例子。 

    尽管许多满洲男子的姓名已趋汉化,毕竟还在某种程度上留有本族特色。相形之下,碑刻中的满洲妇女,采取了更为汉化的表达方式,即无一例外地称作某门某氏,如伊门关氏、那门赵氏、苏门卜氏、穆门赵氏等等。前为夫姓,后为妇姓。如此表述,与民间妇女如出一辙。[44] 只有觉罗门刘氏、觉罗门王氏、觉罗门纪氏、全门觉罗氏、胡门富氏之类,将旗妇身份显露无遗。[45]

    清代北京碑刻中的旗人史料,内容丰富。以上只是挂一漏万的说明,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仍有待来日。  

    ——原载《文献》2001年第3期

    [1] 金毓黻:《雪屐寻碑录叙》,载《辽海丛书》第5册,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本。
    [2] 金毓黻:《雪屐寻碑录叙》。
    [3]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4]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5] 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255页。
    [6] 顺治十二年三月《王法哈墓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下简称《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1册,第75页。
    [7] 常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30、145页。
    [8] 顺治八年八月《和格诰封碑》,载《汇编》第61册,第42页。
    [9] 顺治十五年九月《合格墓碑》,载《汇编》第61册,第126页。
    [10] 顺治十二年十月《多罗恭惠郡王碑文》,载《汇编》第61册,第80页。
    [11] 《八旗通志》初集第16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3—4004页。
    [12] 顺治十四年三月《巴哈纳诰封碑》,载《汇编》第61册,第98页。
    [13] 康熙六年四月《索尼诰封碑》,载《汇编》第62册,第85页。
    [14] 康熙七年四月《索尼墓碑》,载《汇编》第62册,第112页;康熙十四年四月《众圣保(索尼孙女)圹志》,载《汇编》第63册,第69页;康熙二十二年《噶布喇墓碑》,载《汇编》第64册,第42页。
    [15] 康熙四年七月《洪承畴墓志》,载《汇编》第62册,第58页。康熙五年正月《马鸣佩墓志》,载《汇编》第62册,第66页。康熙七年五月《范文程墓碑》,载《汇编》第62册,第115页。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范公(文程)祠堂碑》,载《汇编》第71册,第95页;康熙十年十二月《洪承畴及妻李氏合葬志》,载《汇编》第62册,第182页。
    [16] 顺治十八年四月《谥恪顺义王碑文》,载《汇编》第61册,第166页。
    [17] 载《汇编》第61册,第65页。
    [18] 康熙十七年四月《巴海诰封碑》,载《汇编》第63册,第117页。《巴海御赐诗碑》,载《汇编》第63册,第120页;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巴海及妻艾新觉罗氏诰封碑》,载《汇编》第64册,第60页;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巴海谕祭碑》,载《汇编》第65册,第102页。
    [19] 碑在北京朝阳区尚家楼。载《汇编》第62册,第100—101页;第67册,第161页。
    [20]载《汇编》第63册,第97页。
    [21]载《汇编》第66册,第174页。
    [22]载《汇编》第76册。
    [23] 《八旗通志》初集第4卷,第67页。
    [24] 载《汇编》第68卷,第80—83页。
    [25]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72卷,第790页。参见《汇编》第69册,第183页。
    [26] 《八旗通志》初集第175卷,第4238页。
    [27] 顺治十五年五月《耿聚忠诰封碑》,载《汇编》第61册,第117页。康熙三年二月《耿聚忠妻和硕柔嘉公主诰封碑》,载《汇编》第61册,第25页。
    [28] 《八旗通志》初集第188卷,第4466页。
    [29] 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尚之隆妻和硕和顺公主谕祭碑》,载《汇编》第65册,第5页。
    [30] 康熙二十年三月《洪士铭妻林氏墓志》,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出土。载《汇编》第63册,第153页。
    [31] 《端方侍姬杨氏高氏墓碣》,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载《汇编》第88册,第180页。又见《德喜妻张氏殉难碑》,载《汇编》第89册,第139页。
    [32] 顺治十七年七月僧道忞撰:《海会寺碑》,载《汇编》第61册,第153页。
    [33] 即著名的《敬佛榜书碑》,顺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刻,碑在北京海淀区正红旗村香山法海寺,碑额双勾篆书“敕赐法海禅寺”六字,碑阴《西天东土历代佛祖之图》,载《汇编》第61册,第144页。
    [34] 碑在北京海淀区正红旗村。载《汇编》第61册,第150页。
    [35] 康熙三年三月索尼撰:《保安禅寺碑记》,载《汇编》第62册,第33页。
    [36] 康熙二十七年九月《永寿观音庵碑》,载《汇编》第64册,第113页。
    [37] 《清高宗实录》第378卷,第16页。
    [38]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恩施朗世宁等价典旗地碑》,载《汇编》第70册,第138页。
    [39] 康熙六年五月《构孳墓碑》,载《汇编》第62册,第90页;康熙十年九月《果色墓碑》,载《汇编》第62卷,第177页。
    [40] 康熙十四年四月《富寿墓碑》,载《汇编》第63卷,第71页。
    41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岳庙碑》,载《汇编》第65册,第118—120页;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散司攒香会碑》,载《汇编》第65册,第121—122页;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六日《重修三义庙碑记》,载《汇编》第66册,第17—18页;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东岳庙速报司岳武穆鄂王碑记》,载《汇编》第66册,第168—170页。
    [42] 载《汇编》第63册,第122页。
    [43] 《成都及妻库雅拉氏墓表》,载《汇编》第80册,第69页。
    [44]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曹国相创善会碑》,载《汇编》第66册,第6页。
    [45] 乾隆十三年三月《供茶会碑》,载《汇编》第70册,第18页。  

    作者:刘小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编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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