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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时代同行——《近代史研究》三十年

    发布时间: 2009/8/11 11:15: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日报
    文字 〖 〗 )
    《近代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它见证了中国当代学术的恢复和发展,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成就。全面总结这本刊物的历史,评价它的贡献,应该由更合适的人来做。我与这个刊物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中,只是读者与刊物的关系,在早期甚至不是一个即时的读者。因此,以下的内容,相当程度上只是《近代史 
    研究》的一个读者的“文献解读”。 
      与时代需要相契合。初期的《近代史研究》“拨乱反正”的气味浓厚,这既表现在对经典的重新解读、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也反映在专题研究中新观点的层出不穷上,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问题,都有新结论的出现。如创刊号上蒋杰的《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是1949年后最早肯定百团大战的文章;次年第3期陈铁健的《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饱含激情和深情地为瞿辩冤白谤,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当时刊登的文章,还有一个其他学术刊物未见的特色,即在几年之内,各期头篇基本上刊发老一辈革命家的未刊历史文献或回忆录。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彭德怀1962年8万言上书的节选,取名为《往事回忆》。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85年。虽然这些文献不是研究性作品,似乎与研究性刊物的性质不尽相符,但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倡导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的时代要求下,这些当事人写作的、作为历史真实即时纪录的文献比任何研究都有更强的说服力。80年代中期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史学研究步入常态,《近代史研究》也走上了常态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严谨务实、学术至上、文风平易的刊物风格。 
      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胡绳、刘大年、张海鹏、丁守和、蒋大椿等以史学理论知名的当代学者,均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过大量理论性文章。这些先生的文章,基本上属于理论研究或宏观阐述,其影响不可低估。在下列学术争论问题上,《近代史研究》均发表过重要文章:历史前进动力、历史人物评价、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中西方关系的实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等等。《近代史研究》发表的相关文章的基本观点,很大部分被广为接受,从而成为主流观点;有些则成为争论中的重要一派。如果我们说《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时期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面貌,影响了近代史研究的走向,应该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1982年第2期发表的香港学者李锷、林启彦《辛亥革命时期的共和宪法》一文,是最早的海外学者论文,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带来了清新之风。此后,港澳台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时出现,成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除发表文章外,学者“走出去”、“走进来”的直接交流也在《近代史研究》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迹。《近代史研究》的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派学者出访国外,交流学术,寻访资料。这些学者出访回国后,都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出访记,介绍与受访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交流情况,介绍对方研究人员及研究成果,分析重要的学术现象和发展趋向。国外学者来访也日见其多,他们的学术报告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重要渠道。《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刊登了美国学者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一文,其蓝本是作者1982年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学术报告。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清晰地呈现了其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趋向,对于中国学者了解西方世界的学术状况很有帮助。 
      与此同时,《近代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学者回应海外学术观点的重要园地。1980年第3期,刘大年先生发表《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1983年第1期章开沅先生发表《就辛亥革命性质答台北学者》,此后陆续发表的《关于近代中俄关系的性质问题》、《几位外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等文章均属于这一类。刊物还发表过几篇回应台湾学者批评的文章,有力地促进了两岸学术交流向纵深发展。至于专题介绍国外研究状况的文章,更是络绎不绝。国外文献资料的发掘方面,王庆成先生对太平天国文献的发掘成绩可观,成为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深入的重要资料来源。 
      大力倡导学术批评。《近代史研究》一向不欢迎广告式、人情化书评。编辑部不遗余力地倡导严肃认真、直率冷静、平等理性的学术批评,1998年底曾召开“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1999年第1期发表《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批评》编辑部文章及若干学者的发言,1999年第4期更刊出《诚征书评佳作》启事,公布学者推荐的近期重要著作目录,征求书评,并希望读者荐书,向学界发出了“多写书评”、“写好书评”的呼吁。《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学术批评文章,批评对象中有本所的同事,有学界的前辈和领导,顾忌较少,意气较轻,效果较好。所发表的学术批评中,有若干在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影响。1985年近代史所学者王来棣与胡绳院长关于辛亥革命评价问题的讨论,1996—1997年王扬宗、熊月之关于熊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涉及问题的往复论辩,2000年茅家琦、徐鼎新等对台湾学者批评的回应,2002—2003年程兆奇对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出版物的有力揭露,2004年王庆成等学者对施坚雅模式的深度讨论,2006—2007年茅海建、房德邻关于“公车上书”的长篇辩论,都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远超一般的专题研究。 
      学术批评,相对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也是《近代史研究》今后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 

        (作者徐秀丽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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