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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宫首席御医薛福辰:确诊西太后“骨蒸”之疾

    发布时间: 2009/9/22 10:55:5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文字 〖 〗 )
    清宫首席御医薛福辰 


      在中国独有的文化语境中,“身体”这一概念是如何在医学事件中呈现并演化的?其背后又有何种政治隐喻?《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费振忠著)一书独出心裁,采撷历史中大量的医学人物、医学事件,试图形成一幅融贯的中国医学历史图景。


      来自清帝国最后时期的一份宫廷医药档案,前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与太医院众医官的名字同时记录其中。


      清光绪六年(1880年),西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身患疾病,而且病得不轻,太医院已有的医师,看来有点束手无策,所以下了旨意,命令大臣举荐可靠的医学之士进宫会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暨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共同保荐了薛福辰。与薛福辰同时受保荐的还有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这两位江南学问之士,当然不能推辞新的任命,即时入宫,担任叶赫那拉氏的专门医师。他们此去虽说身负医学重任,却也不知与晚清帝国政治局面关系极大。叶赫那拉氏从同治以来即掌控政权,然而名分和地位毕竟在另一位健在的孝贞皇太后钮祜禄氏之下,如果她这时候病重不治,死在钮祜禄氏前面,那么政治变局几乎不可避免,很难说帝国前景是什么样子,以后晚清史上那些内政外交大事,也许都不会出现了。 


      当日,叶赫那拉氏所患何病,以至于太医院的医学高手都不能有效施治?根据大学士、军机大臣、皇帝的老师翁同稣于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记披露,这位四十五岁的皇太后的病是骨蒸。中医认为的骨蒸,那时是一种病理复杂的疾病,其表现为,发热似自骨髓蒸蒸而出。《诸病源候论·虚劳骨蒸候》分析:“蒸病有五。一日骨蒸,其根在肾,且起体凉,日晚即热,烦躁,寝不能安,食无味,小便赤黄,忽忽烦乱,细喘无力,腰疼,两足逆冷,手心常热,蒸盛过伤,内则变为疳,食人五藏。”后代医学把骨蒸叫作痨瘵。正在盛年的西太后,患此慢性疾病,已有很长时间了。长期以来,她的身体损耗显然很大,这对她处理纷纭的政治事务极为不利,何况新立的皇帝才九岁,国家经过太平天国之乱以及西方列强的打击,中兴大业似还遥遥无期,即便她是个强劲的政治家,也是任重道远。让叶赫那拉氏有一个好身体,那么“诏各省保举名医”,正是当务之急,而地方要员也一定意识到把“保举名医”当政治大事来完成。李鸿章和曾国荃都是帝国重臣,所以比起其他地方的督抚,表现得更加积极认真。


      叶赫那拉氏骨蒸之疾,是由薛福辰加以确诊的。薛福辰出身江南无锡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湘,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做到浔州知府,与已逝的曾国藩关系密切。咸丰五年,福辰已经以举人身份到工部任职,但因为父亲病死,他归丧回乡,正逢太平天国攻占江南,他又要奉母避难,在仕途上不能即时进步,等到他重新回任工部行走后,在低级职位上居然一做六七年。这样的下僚工作,实在无聊,于是薛福辰开始研习医学。简单地说,薛福辰不过像明清以来所有那些由儒入医的江南文士一样,通持一种“隐于医”的人生思路,暂时用医学来替代个人的政治诉求。无论怎样,这位朝廷六品工部员外郎,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医学上面,结果如愿以偿成为名医。但真正让他名声卓著,还要等到他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以及凭借幕僚工作获得的成绩补知府、再改治河道员、再改候补道台等一系列宦涯之后。1880年薛福辰四十九岁,他在宦途淹滞时,恰逢掌握帝国权力的西太后病重难治,机会才来临。


      一旦进入太医院,担当起与他经济天下的用世才能不尽相同的医学责任,薛福辰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有点忐忑不安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医治叶赫那拉氏沉疴的过程中一展身手,越过太医院的权威成为首席医师。在内廷三年时间,薛的表现认真而倔强,充分显示出一个饱学儒医的医学性格。他不仅敢于否定太医院的医疗方案,即使同获举荐的汪守正,他亦独持己见,毫不相让。徐一士《一士类稿》中记述:


      (薛福辰)每制一方,覃思孤往,凑集渊微,或与同值诸医官龊龇争辩,必得当乃已。一日辩声甚厉,皇太后在内闻之,问曰:“此薛福辰耶,何憨也!”


      薛福辰的表现,自然会引起西太后注意和信任,但他由此担负的责任,也要比别的医官重大。这是一个宫廷医师最需严谨认真的医学时刻,这一点薛福辰同样明白。好在他“精核无间”,既小心谨慎,又用药得法,眼见叶赫那拉氏病情日见好转,终于“恭报皇太后大安”。作为酬劳,薛福辰从西太后那里得到的赏赐,金银珠玉之外,还包括更为荣耀的叶赫那拉氏手写匾额和对联。匾额上四个字“职业修明”,对于非职业医师的薛福辰亦有非同寻常的鼓舞。光绪九年,西太后疾病完全治愈,离开宫廷之前,对薛福辰封赏甚至达到让朝中大臣不敢奢望的程度,计:特赏头品顶带,调补直隶通永道,赐紫蟒袍、玉带钩,又赐福寿字及黄辫荷包,并赐宴体元殿,长春宫听戏,西厂子观灯,又赐七字句对联。真可以说“殊恩异数”,一个儒医能够获取的荣誉,大概也就是这些了。1884年,光绪九年,薛福辰离开太医院,到通永道履行实职,重返仕途,给他的政治希望不算小也不算大。其实他几年间累官至监司,在职衔上仅为中等,并没有达到他期许的目标。看好和支持他的李鸿章和丁宝祯等朝廷大臣,则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皇帝举荐,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进一步重视。事情就是这样被一些枝节纠缠住了。光绪十二年,在京尹任上,薛福辰因“玉粒纳仓”未能准时到达参加仪式,被御史魏乃劾参劾。说他“玩视大典”,参劾的文本中还有嘲讽的语言,要求皇帝将薛福辰改官太医院,这就严重伤害了薛福辰的感情和尊严。尽管西太后看到魏的奏章,斥为“大胆妄言”,下部议处,官降三级,同时问明薛福辰迟到原因,即时将薛迁职宗人府府丞,在职级上为大三品卿,比原先的京尹在班次上要高一等,然而这些都不能解释薛福辰内心的悲伤和失意。


      通常经过品题或科举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文人,是看不起方技之流的。当日,薛福辰进入宫廷,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能力并获致成功,但成功的另一面却授人以柄,以为这不过是靠技艺邀宠图进,士大夫虽然羡慕薛受到的赏赐和奖励,心里却看不起,现在他受到魏的攻击,不过代表了士大夫们的真实看法。薛福辰越是意识到这一点,越是深感羞耻。他自己政治上并非平庸,因擅医术而遭人误解,内心的困境可能更甚于他人。


      1890年,薛福辰死于家乡无锡,年五十八岁。《一士类稿》的作者认为薛福辰病死的原因是长期心情抑郁。 
    编辑: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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