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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2)

    发布时间: 2010/7/20 16:21:2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水浒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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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文虽指出卢俊义名字在《宣和遗事》、龚圣与《赞》、《水浒传》及《七修类稿》中的差异,但对玉麒麟绰号的来源并未探考。50年代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一文,引宋蜀僧祖秀《宣和石谱》、《华阳宫记》有关“玉麒麟”的记载提出“玉麒麟”本是杨志、李进义(即《水浒》中卢俊义)等人押送的“花石纲”中的一个大石头,李进义以“玉麒麟”为绰号是为了反对“花石纲”,“正是这一次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作斗争的根本标志”。这种阐释虽竭力证明“玉麒麟”绰号所蕴涵的革命性,但却脱离了文本故事的实际。该文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是:绰号“是和他这一个人的全部政治意义分不开的”,因此在对《水浒》中任何人物绰号的研究中都是观念先行的。丁一《读<水浒英雄的绰号>》[15]一文对于王氏所谓“呼保义是一面民族斗争旗帜”、“玉麒麟是一面阶级斗争旗帜”的说法,表示质疑,指出其“只从概念出发脱离了实际”。并表达了对考据研究法的看法:“考据不是没有用的,但如果流于烦碎而脱离实际,牵强附会,那就不免只得到主观的、武断的、错误的结论了。”这种说法可谓切中要害。


      80年代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16]一文在否定王利器说法的基础上,指出:麒麟本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吉祥动物,卢俊义以此为绰号,含有高贵、吉祥之意,龚圣与赞语“白玉麒麟,见之可爱”即是此意。应该说比较符合小说文本的实际。90年代朱奕、王尔龄依据《广雅》所释“麟者,含仁怀义,行步中规,折还中规,游必择土,翔必后处”诸多理想化特征,指出就连卢俊义这样一个如玉麒麟一样中规中矩的人也不能见容于当世,作者是要借这个绰号表达“对于宋王朝的讽刺”[17]。这种解释虽比上述曲文所论有所深化,但也含有一定的主观成分。


      另外,争议较大的人物绰号还有“黑旋风”、“一丈青”、“铁扇子”、“鼓上蚤”、“花和尚”、“浪里白跳”、“金毛犬”、“病关索”等,恕不一一赘述。


      上述各家对于《水浒》人物绰号来源、取材所做的考证、分类及解读,虽然结论见仁见智,并不一致,但都从不同角度为《水浒传》成书研究及文本研究做出了贡献。不过也存在一些不足,下文详述。 


      其次,《水浒传》人物绰号与人物性格的关系是另一个讨论的热点。明清时期已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给各位英雄取绰号是《水浒传》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论述比较笼统。20世纪初以来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探究走过了一条由表及里、逐步加深的过程。不仅指出这些绰号总是提示人物的相貌、才艺等特征以与人物独特的个性相联系,还有人深入文本肌理进一步探讨《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


      鲁迅于1935年所撰《五论“文人相轻”——明术》[18]一文中曾简要论述过《水浒》英雄绰号的特点:“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指品题),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个人的全般。” 既肯定其美学意义,又指出其不够尽善尽美,即“不能提挈这个人的全般”。


      50年代,王利器在《<水浒>英雄的绰号》一文中说:“作为提挈一个人全般的绰号,从阶级立场去看,是包括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部政治意义。由是可见,《水浒》英雄全伙都有绰号,是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基础作为依据条件的。这些绰号之被以后的农民革命英雄不断地采用与模拟,并不是偶然的。”曲家源认为,恰当贴切的绰号与人物的相貌性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时能够比姓名更代表一个人。《水浒传》“有的绰号生动形象,颇能突出性格、概括人物,加深读者的印象”。并以宋江为例,“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三个绰号把宋江相貌的黑矮,思想性格的孝、义和大度豪放、乐于救人疾苦等等特点都突显出来,为以后性格的发展奠下了基础。“黑旋风”不仅使人知道是指李逵其人,更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勇敢、莽撞、憨直、做事不顾后果的人,加强了李逵形象的典型性。[19]邓骏捷的《论<水浒传>中的性格类绰号》[20]是一篇专门探讨《水浒》人物绰号与性格关系的论文。该文认为,108位梁山好汉的绰号只有15位好汉的绰号属于“性格类绰号”,他们是:呼保义宋江、霹雳火秦明、急先锋索超、黑旋风李逵、没遮拦穆弘、拼命三郎石秀、浪子燕青、铁面孔目裴宣、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小遮拦穆春、小霸王周通、出林龙邹渊、笑面虎朱富、母大虫顾大嫂。他把绰号与性格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物行为未有充分印证出绰号所代表的性格特征,如出林龙邹渊、独火星孔亮、铁面孔目裴宣等都属此类;第二类是人物只有一次机会得以充分展示绰号所蕴涵的性格特征,母大虫顾大嫂、拼命三郎石秀都是如此;第三类是人物行为和绰号所蕴涵的性格特征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而达到这种高度的只有宋江和李逵。可以说,他的认识比前人又深入了一步。


      杨世洪《试论<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21]一文从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旨趣角度,探讨了《水浒》人物绰号所体现的美学意义。文中指出,作为古代人民审美活动的“凝练”、“积淀”,《水浒》人物绰号折射出了汉民族审美的“心理结构”。如柴进的绰号“九纹龙”反映了汉民族远古以来的对龙的崇拜心理,“用龙的图案文身也便成为一种进取图强的标志”。再如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麒麟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一种神物“仁兽”,汉代萧何曾造麒麟阁,专门悬挂功臣之像。《水浒传》用“玉麒麟”称呼宋江的股肱,符合读者心理,也表达了人们对卢俊义的尊重。该文还探讨了《水浒》英雄绰号的形式美,指出“人物绰号的对仗谐音,务求工整新奇,在现实主义题材上,镶嵌了浪漫主义的形式美”。该文有些认识虽然值得商榷,但其从民族审美心理视角审视《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跳出了传统的考证、感悟式评点或实用性评论的窠臼,是对《水浒》人物绰号美学意义和整部小说美学价值的更深层次的开掘。


      另一方面,有不少学者提出,应该客观评价《水浒》人物绰号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不能过分夸大其价值。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梁山好汉的绰号多是着眼在形体或者才能,“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即只能代表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甚至不是主要特点。曲家源也认为,《水浒传》中人物境况不同,绰号的价值也有很大差别,其中大多数人物的绰号都比较简单,并没有这么深厚的含义。如郝思文的绰号是“井木犴”,来源是“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后生此人”。可以说这个怪诞的绰号与这个人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解珍、解宝的绰号分别是“两头蛇”、“双尾蝎”,二人却并未做过杀人放火之事,绰号竟与本人实际相反。[22]邓骏捷认为,《水浒传》中拥有性格类绰号的梁山好汉大都性格模糊,未能发挥绰号所概括的性格特征,并把这种失败归因于“《水浒传》在增删成书的过程中,许多人物的性格行为都有所改动,这势必影响到对绰号的照应。”[23]


      第三,《水浒》英雄绰号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也是学界探讨的一个重点。对于《水浒》英雄绰号的寓意,不同时代的人往往各取所需,体现出实用主义倾向。鲁迅于《华盖集·补白二》中说:“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50年代,王利器根据这句话,并结合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中所说明末是一个有“水浒气”的社会,得出结论:“这时,不管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抑或是造反的强盗,不管是自称以、抑或是被称以《水浒》英雄的绰号,这都标识着他们斗争的方向及其全部的政治意义。”[24]显然这种论述将《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引入了政治工具性的泥淖。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25]一文曾列举明清时期许多农民起义受到《水浒》英雄绰号影响的例子:明王世贞《明朝通纪会纂》卷五有“一丈青”。清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有“混江龙”。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四有“黑旋风”、卷十九有“矮虎”、卷二十三有“一枝花”王千子,等等。但他据此得出如下结论:“《水浒》一方面反映阶级斗争,一方面反映民族意识,因而《水浒》是一个有政治性的斗争武器。它从晚明以来,一直标识着农民革命的榜样,照耀着反抗侵略的道路”,“它影响农民革命几乎整整地占了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之久。” 则不仅言过其实,且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色彩。


      第四,《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翻译问题成为21世纪之初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水浒传》叙事艺术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水浒传》已被翻译成几十种外文文字。但在《水浒传》被翻译成其它语种时,困扰译者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把深具民族特性的人物绰号准确、充分地转换成其它民族文字。进入21世纪,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愈益密切,对于最富民族性的文化概念和意象的翻译问题,也开始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统计,自2001-2008年的八年中,仅仅对沙博理(Sidney Shapiro)百回全译本《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26]人物绰号翻译问题的研究论文就有6篇,其中有4篇是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体现出一个共同特征: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徐学平《浅谈沙译<水浒传>中英雄绰号的英译》[27]一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了《水浒传》英雄绰号的翻译问题,指出沙译《水浒传》人物绰号存在误译、不恰当转换中西文化信息等缺陷,提出《水浒》英雄绰号的翻译,要着力突出民族文化特色,要准确理解、足额转换原文信息内容。彭在珍《从<水浒传>的绰号翻译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28]一文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以《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翻译为例,探讨了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问题。张春艳、贾德江《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人物绰号的翻译》[29]一文借用社会符号学理论,以沙博理百回《水浒传》译本人物绰号的翻译为例,探讨了《水浒》人物绰号在跨语言、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应该着重翻译意义,尽可能实现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和功能上最大程度的对等。杨战江《沙译<水浒传>中人物绰号大翻译探析》[30]一文借用韦努蒂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评析沙博理翻译人物绰号的效果与得失,提出在翻译中应处理好异化和归化的平衡,既要忠实传递源语文化,又要适度进行归化,以确保译作的流畅与整体感。这些探讨对于提高《水浒传》译作水平,促进《水浒传》的跨文化传播,推动中外文化交流,都是大有裨益的。 


      50年代初期《水浒》研究界之泛政治化倾向,主要是受思想界流行的唯物论、阶级论的影响,以及《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影响。在50年代的《水浒》研究界,“农民起义说”的批评方法自称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如1955年宋云彬撰写的《节本<水浒>前言》[31]就如此评价作者的局限:“《水浒》作者的历史观显然还是旧的历史观,因为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作者还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不可能从阶级斗争的社会观点去看农民起义。”《水浒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古代小说,当时是把《水浒传》看作歌颂农民起义的“革命作品”,思想性最高,所以安排首先出版。从中可以看出《水浒》研究中庸俗的工具理性正在逐步取代严肃的科学理性,以致于最终走向“文革”中的“评《水浒》,批宋江”政治闹剧。


      
      综观20世纪以来的《水浒》人物绰号研究,成绩显著,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于以下数端:(一)繁琐考证,视野狭窄。用文献学方法对水浒故事有关资料进行考证、辨析,以厘清人物绰号的来源,及各个阶段、各种文本中的异同,这是完全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许多考证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史料与《水浒》人物绰号强拉硬扯在一起,把一些类似的、偶同的历史人物绰号判定为《水浒》人物绰号的来源,以致把历史和小说划上了等号。同时,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人物绰号的变迁并不是孤立独行、自成系统的,而是与故事形态的整体演变共同发生的,这个过程又受到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及时代风尚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因此,脱离水浒故事演变整体系统而对其人物绰号来源等问题进行考证,是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与进展的。(二)重复研究,热衷于炒冷饭。如人物绰号的来源、分类,人物绰号与性格的关系,人物绰号与情节的关系,等等,前人的研究早已饱和,但仍有许多文章纠缠于此类问题,喋喋不休,其实不过辗转传抄原有材料和前人成果,仅仅换个角度和说法而已。既不去发掘新材料,也不愿细读文本,这种低层次的重复研究,无助于任何学术问题的解决。(三)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往往顾此失彼。文史互证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文学研究中,考证文献是为了解决文学文本中的问题,但在《水浒传》研究界,许多考证把手段当目的,陷入为考证而考证的泥沼不能自拔,人物绰号的考证尤为突出。许多文章一味堆砌资料,结果治丝益棼,不能解决文本问题。另一种倾向是,把小说文本当作封闭自足的世界,对《水浒》人物绰号的解读或断章取义,或借题发挥,表现出极大的主观性。(四)脱离文本实际,迎合政治形势需要。用意识形态斗争话语解读《水浒》人物绰号,用观念先行的主观论断代替科学理性的艰苦求索,将学术研究引向政治实用主义道路。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一些文章把《水浒》人物研究拉入农民起义话语系统,70年代“评《水浒》”运动更是把《水浒》推上阶级斗争的前线,最终使文学研究彻底迷失了自我。这些教训不可谓不深。


      《水浒传》人物绰号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应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拓展视野,将人物绰号研究,纳入《水浒传》成书过程研究的整体系统。现存各版本《水浒传》中人物绰号基本一致,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定型的绰号系统并非在最后成书阶段一次性创造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多元渠道、漫长选择而逐渐确立、固定下来的。在《水浒传》成书的不同阶段、不同载体中,人物绰号走过了一条由混乱到有序、由参差到统一的过程。《宣和遗事》和《癸辛杂识》中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所载宋江三十六人名目和绰号已有参差,元代水浒戏、明初文人笔记中的人物绰号又有变迁,而它们与今本《水浒传》均有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各阶段、各载体人物绰号呈现参差面貌的背后,隐藏了水浒故事历时性多源演进的许多文化信息,探究并揭示这些文化信息,对于进一步廓清《水浒传》成书过程的诸多迷雾定会大有裨益。(二)重复研究,繁琐考证,可以休矣。正确处理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的关系。据宋代史籍、宋人笔记的记载,当时风俗大凡武人、义军首领、绿林豪客,以及江湖艺人等多有绰号,以示自己本领神奇,独树一帜。《宣和遗事》、《醉翁谈录》、《癸辛杂识》中宋江等好汉皆有绰号,就是宋代这种社会风习的真实反映。今本《水浒传》一百零八位好汉皆有绰号,是后代作者的艺术再创造。明乎此,我们就无须用“索隐派”方法对小说《水浒传》中108位好汉绰号的来源一一考证、对号入座了。同时,应掌握好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的平衡,二者密切结合。使文献考证归依文本,不再为考证而考证;使文本解读言之有据,不再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三)《水浒》人物绰号艺术形成的传统美学基础,它所焕发出的民族审美特性,以及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这方面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比较薄弱。尤其在影响研究方面,往往侧重于《水浒》人物绰号对后代政治斗争、对农民起义的影响,而很少触及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滋养等问题,而后者恰恰是最需要着力拓展的领域。(四)以《水浒传》人物绰号作为宋元民俗的活化石,逆向研究宋元社会民风世俗,以进一步揭示《水浒传》成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审美趣尚基础,从而探索文学与民俗、与大众审美心理的互动关系。


      总之,20世纪以来对于《水浒》人物绰号的研究伴随社会形态、政治气候、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呈现起伏变化。尤其对人物绰号寓意的诠释,往往受到时代思潮、政治气候的影响而波动较大。就研究方法而言,走过了一个由考证人物绰号来源、到偏离文本过分阐释,再到回归文本探究人物绰号审美内涵、并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的过程。 


       注释:


       ① 由于1975年、1976年“评《水浒》,批宋江”政治闹剧中的《水浒》研究论著,几乎全是政治斗争话语,故不在本文回顾之列。


       参考文献:


       [1] [18]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3页。
       [2]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载《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2期。
       [3] [9]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31页,第361页。
       [4]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5] [24]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新建设》1954年4、5月号。
       [6] [12] [16] [19] [22] 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松辽学刊》1984年1—2期。
       [7] [17] 朱奕、王尔龄《<水浒>人物绰号材源考论》,《天津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8] [11] 李拓之《呼保义考——纪念水浒故事流传八百三十年》,载1953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10] [15]丁一《读<水浒英雄的绰号>》《新建设》1955年第6期。
       [13] [20] [23] 邓骏捷《论<水浒传>中的性格类绰号》,《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4] (美)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47页。
       [21] 杨世洪《试论<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5] 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报》。
       [26] 沙博理(Sidney Shapiro)百回全译本《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北京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
       [27] 徐学平《浅谈沙译<水浒传>中英雄绰号的英译》,《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28] 彭在珍《从<水浒传>的绰号翻译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2006届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9] 张春艳、贾德江《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人物绰号的翻译》,《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2期,第95-97页。  
       [30] 杨战江《沙译<水浒传>中人物绰号大翻译探析》,2008届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1] 宋云彬《节本<水浒>前言》,见北京宝文堂书店1955年4月版节本《水浒》卷首。

    编辑: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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