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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问题(2)

    发布时间: 2010/11/23 10:25:1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文献学”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体系而致人言人殊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存在模糊认识!提起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学界同仁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文献”。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文献”至少有学术思想内容、有文本文字内容两大构成,虽然两者有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时却是很不一样的,以《春秋》为例,其文本的文字含义与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故数千年来人们都在通过其文本文字内容来寻求其学术思想的“微言大义”。可以这么说,一种“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是不变的,其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则是有差异的,即使当今光电时代的出版物,其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图书,都可能因个别字词改变而致文本有差异,更遑论古代抄本、雕版、活字本的差别了,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其学术思想内容的理解。故对“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与文本文字内容,不宜一概而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宜笼统地说成“文献”。只要我们回溯一番历代文献学家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内容,不难发现,“文献学”实际研究的仅仅是“文献的文本”,我们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涉及的仅仅是文献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目的则是保证“文献”不同版本间文本的完整性、准确性、普及性,以便于文史哲等各学科致力于挖掘与研究“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其次,对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一些学者惑于现代学科建设与理论思维的套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献学等同于现代如雨后春笋般的学科群体,总希望找出文献学独特的思辨理论,以求扩大文献学的发展空间,获得社会特别是学术界更高的认同。笔者以为这同样是不实际的,因为历代文献学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程告诉我们:文献学所涉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典藏等,都是一种工作、一种工作程序、一种工作方法,文献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不存在脱离实际应用的抽象思辨与理论。因此,文献学是一门以文献文本为研究对象,志在研究传统文献各种文本的整理、保存、检索利用的规律与方法的应用性学科。 


        确定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文本”这个主题和应用学科的定性,其理论体系便不难构建,与其他以“文献”学术思想内容为研究范围的学科诸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的界限便不难区别,所谓史学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学等专科文献学的区分设想便不攻自破,从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理解。如果我们运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逻辑方法,对文献学家整理研究文献文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历程进行一番透视的话,就会看到,文献学家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考证、标点、翻译、训诂、典藏等有关文献学研究的科目与内容,在“文献的文本”研究与整理这根主线上,似珠串线、如瓜系藤,各归其所,而不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将其稍加梳理,便可从性质上将传统文献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五大板块。


        ①于鸣镝在《试论大文献学》(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所提“大文献学”包括文献生产学、文献流通学、文献整序学、文献利用学、图书馆学五大二级学科,每一级又包括若干分支学科,如文献生产学包括编辑学、出版学、印刷学、版本学、装帧学、图书学、期刊学、档案学等。


        第一,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形体认知。以“文献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文献文本的外部形态:它的载体是纸质的、缣帛的,还是金石的、甲骨的;它的版式是竖排的还是横排的,每页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等;还有它的内部结构,如体裁是诗集、史传,还是文集、笔记,是著作还是辑录等。文献的形体关系到它的保存时间是否久远、它的内容是否真实完整权威等,从而影响到整理与利用的方法、效果等问题,故文献的形体是传统文献学首先应该注意认识的。传统文献的形体至少有两点研究内容,一是它的形状,即外部结构——载体与版本;二是它的体例,即内部结构——体裁与义例。有关文献的形状,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献学的前身校雠学、目录学等往往只注意到文献形状的一部分——版本问题,现代学者注意到了文献载体、体裁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如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指出:“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①将文献载体纳入版本学范畴论述,同时在“校勘编”中将“版本学”作为校勘必备的基础知识来论述,发展了版本学的传统内容,这是非常科学的见解;又如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注意到了文献的体裁问题,指出了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总之,过去我们泛泛而谈的版本、载体、著述类别等问题,其实质都是关于文献的形体认知。


        第二,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内容实证。提起文献“内容”,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文献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等内容。实际上,任何文献的内容,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它的文字义理,文献中的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它表达的是什么音声、什么含义,这些文字及其音声与含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这是文献学家着力想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它的学术思想义理,即它所记载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思想等及其意义与价值,这些是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各自根据不同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问题。故文献学家对文献文本内容的实证,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文献学术内容的研究,是既关联又不相同的。


        文献学家审察了文献文本的载体材料、装帧形式、著述体式、版本等外在形态后,接下来便要考察其文本内容的可靠性,即通过校勘、辨伪、辑佚、专题考证等方式来证实流传数千年的文献文本内容是否正确、真实、完整,以避免讹谬扩散、误导后学。这是文献资料真正价值所系的关键,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因为,古文献的各种文本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文字讹、脱、衍、增等情况,从而导致语句内容的混乱、误解,这就需要通过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以考证其正确性;由于名利所使或客观原因而导致伪托著作的出现,或对文献的蓄意增删与窜改,古文献常常会因此而失去原貌,这就需要文献学家进行辨伪和甄别工作,以检验其真实性;由于古代客观条件限制,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散佚,这就需要文献学家进行辑佚,以提高其完整性;故传统所称校勘、辨伪、辑佚等科目虽然有难易之别、方法之异,实质都是对文献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正确性给予实证,都是传统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体现。


        ①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一章,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9页。


        第三,就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文字进行标点、注释与翻译,以便让人们更容易明白其文理,从而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内涵。古文献流传下来,即使文本可靠、内容真实,但时代的久远可能会令后人不解其中味,这就需要文献学家对其文字义理进行标点、注释和翻译工作,以保证古文献能够明白易懂地、准确无误地被后人所阅读、所理解,避免发生今天已经发生的不认识、不理解远古流传下来的图画符号与甲骨文字及其义理的现象。古文献的“标点”与“今译”等并不是当代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发明,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给古籍断句和今译。最晚从孔子时代开始,先贤就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只不过没有像今天这样称之为“标点”、“翻译”而已。孔子整理六经,首先是读懂古人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句读”(即断句,标点的实质就是断句)是其必经程序;然后便是将古人估屈聱牙的文字用当时人们能够读懂的语言翻译过来,《春秋》、《左传》等史书,之所以比《尚书》易懂,其中凝聚了作者一番“今译”的苦功。刘向、刘歆遍校群书,同样作了“句读”的工作,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其说是著作,不如说是整理与译述古文献资料,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尚书·尧典》的“克明峻德”改为“能明驯德”、“钦若昊天”改为“敬顺昊天”、“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等,所以张舜徽先生说这“是他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①宋李昉的《太平御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文献汇纂之作,都包含了对古文献进行考证、断句、今译等工作。切不可认为只有今天的古籍整理才有标点、翻译等工作。


        第四,就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检索与典藏方法的探讨。文献学家研究整理文献,在保证文献的文本可靠、内容真实、文理易懂的前提下,还要思考如何科学地保存它、快速地检索和利用它,因为整理古文献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它更长远地流传下去、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而检索、典藏首先有赖于对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故中国自古就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分类、编目与典藏的知识与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记载了下来。蒋伯潜指出:“校勘既毕,进而分类编次,便是目录学的任务。”②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古籍整理——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元前26年)刘向等人校理群书工作,程序正是这样:在每一书校理完毕后,则由校理者撰写一篇“叙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最后将这些“叙录”集成总目,名为《别录》。可见,中国最早的文献分类与编目,正是文献整理研究的必然结果。故将文献的分类编目作为校雠学、文献学的一个必然阶段,是符合传统文献学发展实际的,也表明了校雠学家、文献学家们不把目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道理所在。


        校理完毕,目录齐备,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分门别类加以典藏。在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流程中,典藏与分类编目是最后一道工序,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就整体流程而言,并不排除古文献的分类编目与典藏各自的独立性。上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撰《中国文献学概要》时即设“私家藏书”一章,详细论述了历代藏书家及其藏书理论,后来由于篇幅太长而另为《中国地方藏书小史》一书。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校雠广义》将“典藏”专列一编,与目录、版本、校勘并立为古文献学的四大板块,是非常符合传统文献学发展规律的。


        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前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②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第五,就是对传统文献文本进行二次整理编纂、以求推陈出新的方法途径的研究。所谓整理编纂、推陈出新,就是不改变原文献的字词句,只是通过摘录文句、抄撮篇章、汇编同类等方式改变原文献的结构形态、表现样式,以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献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文献学论著并没有全面介绍经史子书,却辟专章介绍丛书与类书、总集与别集,①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因为丛书与类书、总集与别集正是历代文献学家整理、编纂古文献从而推陈出新的结晶,是古文献的二次编纂与改造,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多数原创文献是不一样的,因而需要作专门介绍与研究。郑鹤声、郑鹤春先生《中国文献学概要》设“编纂”一章专论历代文献学家对古文献的整理编纂、推陈出新,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更用“写作的类辑”、“辑丛书”两章篇幅专论历代文献学家整理编纂古文献为类书、丛书的成绩与方法。二郑、张氏等三位学者从整理编纂古文献从而推陈出新的角度来看待传世文献中的丛书与类书、总集与别集,是符合古文献与传统文献学发展历程的。正如一个民族的思想理论是在对传统经典不断诠释的过程中得到创造、升华一样,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相当一部分也来自对原文献进行二次改编、整理,从而推陈出新的工作。对古文献的整理、改编是历代文献学家都十分注重的研究课题,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国家图书开始,重新整理编纂古文献就是其既定方针,此后,历代文献学家通过对古文献的改编再造,在古文献的推陈出新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对《资治通鉴》进行改造的杰作,即使《资治通鉴》也是对此前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正史进行综合改编、推陈出新的产物;唐杜佑《通典》、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制度史籍同样也是对古文献进行二次汇纂而成的优秀作品;历代类书,如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图书集成》、当今的《中华大典》,更是对古文献进行二次加工、汇纂而成的巨大成果。


        综观历代文献学家对古文献的二次整理、改造、编纂,其主要方式不外乎汇纂其整体(如汇编丛书)、类编其资料(如类编类书)、抄撮其精语(如节抄、杂抄而成的纪事本末体文献等)、选录其华章(如选编《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四个方面。而在当今光电信息科技时代,电子化、网络化不失为传统文献改编、再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是传统文献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面。当代的传统文献学研究自然不能漠视这一财富,应对这方面的方法论进行总结和归纳,予以传承和发扬。


        ①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张大可、俞樟华:《中国文献学》等论著中,都设专章论述丛书与类书或总集与别集。
    编辑:秋痕

    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问题(1)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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