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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浪诗话》与清代诗论(2)

    发布时间: 2011/7/23 8:29:0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三、《沧浪诗话》与沈德潜的格调说 
         

        沈德潜的“格调说”,在坚持儒家传统精神的前提下,对严羽及明代的格调说作出了补充和总结,同时也提出了和神韵说有关的见解。 
         

        第一,沈德潜与严羽对于“性情”的理解不同。沈德潜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主张“性情”必须符合儒家的传统思想。他继承了《诗大序》的说法,主张文学的功利性,甚至反对“缘情绮靡”(《胡北乡试策问四道》)。他说:“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清诗别裁·凡例》)从他选录唐诗、清诗的标准来看,他所说的“温柔敦厚”的本旨,就是维护封建伦理而“归于雅正”。沈德潜还谈到性情与说理的关系,他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说诗zuì@⑵语》)他认为诗之为诗虽然不在“理”,但在情里有议论。这观点跟严羽所说的“理在其中”相似。但是严羽认为诗歌本质特征是“吟咏情性”,是以情为本。 
         

        第二,沈德潜也重视诗歌创作的“学”和“才”。他说:“夫天下之物以实为质,以虚为用。学,其实也。才,其虚也。以实连虚则滞,以虚连实则灵。”(《许双渠抱山吟序》)又提出过“学从乎人”,“才则本乎天”,“人可强而天不可强”(《李玉渊太史诗序》)。他认为学力和才气都不可缺一,但他倾向于以才用学的态度。他对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没有采取反对的态度,但从“大不根柢于学之足患”(《许双渠抱山吟序》)来看,可知他比较重视学力。严羽并不反对“学”,但他特别重视“别才”。总之,沈德潜和严羽都不反对“学”“才”,但是沈德潜更重视“学”,严羽更重视“才”。 
         

        第三,沈德潜在补救格调说的缺失时,也吸取了《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首先,他论诗歌创作时,并不排斥“神韵”。他说:“风格者,本乎气骨者也;神韵者,流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七子诗选序》)他主张气象阔大的风格和含蓄蕴藉的审美境界。他的《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也提倡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地,强调诗的味外之味。沈德潜以这一观点来批判宋诗:“唐诗蕴藉,宋诗发露,蕴藉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愚未当贬斥宋诗,而趋向在唐诗。”(《清诗别裁·凡例》)这与严羽反对宋诗的说法一致,都追求写诗要有含蓄不尽的风格。 
         

        第四,沈德潜强调诗歌的声调韵律。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说诗zuì@⑵语》)又说:“大厦之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说诗zuì@⑵语》)这说明他重视声律、音调等。严羽也提出过“下字贵响,造语贵圆”,“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诗法》)。总之,沈德潜提出的“气骨”、“神韵”、“声律音调”与严羽强调汉魏盛唐的诗歌风格和“诗之法有五:曰体制裁,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有一脉相承之处。 
             

        四、《沧浪诗话》与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重视作家个人的性情,提倡“以情为主”。他的“性灵”说主要是针对“格调”说而提出的,强调“性情”和“著我”。这与严羽的诗论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第一,关于“情性”。袁枚认为诗表现情性,是情的产物。他说:“且夫诗者,由情性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序》)袁枚重视性灵,也重视神韵。他认为情深则韵长,强调性灵和神韵的统一。他说:“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再答李少鹤》)又说:“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钱竹初学序》)这与严羽认为诗是诗人的真感情溶化在诗的意境之中,达到“意无穷”的境地,然后让读者体会一唱三叹之美的观点相一致。 


        严羽和袁枚都强调诗以情性为主,但也有不同之处。袁枚所说的情性,是指一般的诗歌内容、题材,包括真感情,以及诗人对外在现象的感受和情绪。而且他在诸般感情中最重视男女之情,所谓“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序》)。袁枚把性情置于诗歌创作第一位,是从诗歌内容上出发的。严羽把情性作为要达到“兴趣”的本源的手段,是从艺术形式上着眼的。 


        第二,关于“学古”。袁枚反对过分学古。因为只依靠学力和古人,就没有自我。他强调摆脱对前人的蹈袭,抨击崇唐抑宋的论调。他说:“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又说:“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随园诗话·卷十六》)他主张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这就是他提出的“著我”。要达到“著我”,就不能崇古抑今,而应该通过学古来有所新变。他主张“著我”的关键是“识”。他说:“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续诗品·尚识》)这里的“识”是辨别诗的优劣得失的见识。他用此概念来说明学古之时应该有自己的见识,不应盲目随从。 


        严羽所说的学古对象是汉魏盛唐诗,学习“尚理而意在其中”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汉魏盛唐之风格。严羽限定学古的对象,这与袁枚的学古观点不一样。严羽所说的“以识为主”的“识”也是指辨别诗的优劣得失的见解,但是,袁枚所说的“识”是为了“著我”,严羽所说的“识”是要创作出有“兴趣”的“第一义”作品的一种条件。 


        总之,袁枚和严羽的诗歌理论之联系和区别主要表现在性情和学古两个问题上。严羽比较重视诗歌审美形象的意境美,把情性作为达到“兴趣”的本源。袁枚比较重视作者的真感情和诗歌内容特征;其实他所说的情并不等于意境,真实的感情也并不等于诗歌的美。 

              
        五、《沧浪诗话》与翁方纲的肌理说 


        翁方纲的诗论宗旨,在于把儒家经典作为诗歌内容之根源,他的诗学主要是以考据、学问为主的,严羽的诗学主要是以直觉、审美为主的。他们的诗歌理论有根本分歧,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第一,翁方纲把经典、考据作为学问的基础。他说:“博精经史考订,而后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他并不反对严羽所说的“诗有别才”,但是并不强调“别才”。他说:“即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之一语,亦是专为鹜博滞迹偶下砭药之词,而非谓诗可废学也。”(《神韵论下》)他的这一理解,符合严羽诗论的本义。但是他的核心是“学”或者“学古”。他认为性情也离不开学问。他说:“故为诗者实由天性忠孝,笃其根柢而后可以言情,可以观物耳。”(《徐昌谷诗论》)这是说“情”不能违反儒家传统思想,而且当植根于学问,向学问靠拢。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学问替代感情的说法。严羽也并不反对学问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从他所说的“然非多读书,则不能极其至”来看,严羽也重视“学问”,但是强调作家自己的感情,是从作家感情的角度来看学问的。 


        第二,翁方纲强调“法古”,认为“法”的根源不在自己,而在于古人,在于儒家经典。当然,他并不强调诗与古人相同。他说:“不求与古人离而不能不离,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他主张不拘于古人,要运用古人之法来作新变,强调达到一种“不即不离”的境地。严羽也重视“法古”,但是其范围不限定在儒家经典,严羽所说的“法古”的目的,是以“汉魏盛唐”为师,通过“熟参”“熟读”,然后酝酿胸中,久之而自然“悟入”。 


        翁方纲认为诗文之法的根源在于儒家经典和古人成法,主张通过字句之运用和结句组织来达到诗的意境美。严羽也讲过“起结、句法、字眼”等篇章结构和字句锻炼,但是他没有像翁方纲那样把“诗法”之根源放在儒家经典和古人成法上,也没有把诗歌艺术美归结为形式技巧。他所追求的诗之极致就是“入神”。在他看来,诗歌灵魂不在诗的技法,而在诗的“兴趣”。对“法古而有我”,表面上翁方纲和严羽颇相近,但是他们对法之根源和法之范围的认识都是不一致的。 


        第三,翁方纲的“理”,是说诗歌创作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他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志言集序》)又说:“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翁方纲所说的理,在思想内容上,指的是诗歌所表现的内容,超不出儒家诗教的功利观念。在形式表现上,指表现内容的方式,即“声音律度之矩也”。他强调诗以肌理为准,肌理包括内容上的理和行文表达上的理。翁方纲反对“直以理路为诗”、“以语录为诗”的邵雍、陈献章、庄昶等道学家诗,而是以杜诗为极则,认为杜诗是既根据六经,又“不涉理路”的典范。这与严羽诗论颇为相近。 


        翁方纲并不反对严羽所说的“不涉理路”。他说:“凡物不得其理则借议论以发之,得其理则和矣。岂议论所能到哉!至于不涉议论而理字之浑然天成,不待言矣,非圣人孰能与于斯!”(《韩诗雅丽理训诰理字说》)他把理与六义结合起来,认为不同的风、雅、颂的内容就是“理”;赋、比、兴的表现手段,也是“理”。这一主张与严羽有点不同。翁方纲虽然反对以诗说理,但只是反对露骨的表现。严羽则重视诗的情趣,认为“以议论为诗”会减缩诗之情趣。他们虽然都反对“直以理路为诗”,但是,在“理”的内容范围上,观点有所不同。 
                    

        六、结 论 


        据上所述,可见严羽《沧浪诗话》对清代诗论颇有影响。这种影响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于坚持儒家诗教的影响。正统儒家立场上的文人并不排斥严羽的诗论。叶燮所说的诗歌表现客观对象“理、事、情”和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才、胆、识、力”,基本上都超不出儒家诗教观念。但他的诗论又接受了严羽诗论的观点。例如,“名言所绝之理”,“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沈德潜所说的“性情”之范畴更着重于“以诗为教”和“温柔敦厚”的观念。但是,他为了补充格调说的缺乏,也提出过一些与严羽诗论颇为相近的观点。例如,他所说的气骨、神韵,与严羽“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歌美学理论一脉相承。翁方纲的儒家经典和学术考据为主的诗论与严羽不一致,但他对“不涉理路”、“直以理路为诗”的观点与严羽相当接近。 


        第二,严羽的诗歌美学对后来诗派的影响,以王士祯、袁枚为代表。王士祯的“神韵”说之中的“不著判断”,与严羽所说的含有不尽之意的“兴趣”说很接近。他主张的“伫兴而就”、“兴会神到”的创作论,与严羽“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的“妙语”说颇有相近之处。但是从他所主张的艺术风格和所崇尚的诗人来看,又与严羽有所不同。袁枚所说的“性情”与严羽“吟咏情性”的“情性”,基本上都基于“以情为主”的诗歌本质之观点。 


        总之,严羽诗论对清代诗论正、负两面都有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总结、综合时期,对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传统诗论都有广泛的研究和承传。严羽的诗论是从诗歌审美特质出发的,重视诗歌形象美,所以他的理论符合诗歌创作实际。这样他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诗论的束缚,对中国古代的诗论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对清代诗论有影响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的诗论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王右加番 
         @⑵原字为日右加卒  


    作者: 朴英顺 韩

    原载:《文史哲》199706
    编辑:张兴兴

    《沧浪诗话》与清代诗论(1)
    补《全宋诗》34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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