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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1)

    发布时间: 2011/12/1 14:30:1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一、乾嘉学派与乾嘉词坛 
       
      乾嘉汉学作为有清一代的主流学术,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在乾隆中期的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的。然而,它实由明末清初的实学发展而来,实学的兴起则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清初学者在批判、反思宋明理学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共识,这就是反对空谈心性,强调崇实黜虚,主张经世致用,力求恢复原始儒学朴实淳厚的学风,实学思潮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蔚然兴起。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状态,政局的稳定,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百姓生活的安定,带来的是文化的复苏和繁荣①。在明末清初崛起的实学逐渐放弃了它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走上了朴学的考证经史的治学途径,至雍正末、乾隆初完成了由实学到朴学的过渡,乾隆中期便形成了表征有清一代之学术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形成的同时,也正是清代词学发生蜕变的时期。清初词坛百派回流、百家腾越的繁荣景观,在乾隆初年已趋于消退,主导词坛的是以厉鹗为首的“浙派”。厉鹗是雍正至乾隆前期的浙派领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后期生活的主要场所——扬州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贾而好儒”,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建设,推动了扬州地区经史之学的研究,还修筑有名闻天下的小玲珑山馆(街南书屋),为全祖望、陈撰、厉鹗、金农、姚世钰等提供最好的著述条件,著名性灵诗人袁枚有诗赞曰:“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②厉鹗曾馆于马家达三十年之久,不但教授马氏子弟,也从事文史著述,还在马氏提供的优越条件下,先后撰写了《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湖船录》等,特别是《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达三百余种,厉鹗常自比之为裴松之《三国志注》,可见其在学术上的追求。在进行学术研讨的同时,他们也有传统文人的风雅韵事,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是马氏“小玲珑山馆”的一大文化景观。 
      厉鹗之后,浙派在苏州、扬州等地继续传衍。吴中(苏州)向来为人文之渊薮,文风昌盛,文化发达。在明末清初,这里已有一个研习汉学的学者群体,到乾隆时惠栋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其治学特色的“吴派”。文坛上,这时也有沈德潜在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乾隆盛世诗坛上的一支劲旅——“格调派”。乾隆中后期承沈德潜格调之说的是“前吴中七子”,传惠氏之学者为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中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又是“前吴中七子”的重要成员。王鸣盛有《谢桥词》,王昶有《琴画楼词》、《红叶江村词》,钱大昕未见有词集传世,但也留下了不少清疏爽朗之作。“吴中七子”的另外几位成员,主要以诗词名世(赵文哲有《媕雅堂词》、吴泰来有《昙花阁琴趣》),其研经修史亦具特色,赵氏撰有《群经识小录》,吴氏曾纂修《蒲城县志》、《同州府志》等。特别是王昶一生勤于著述,早年受惠栋的影响,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后来在京城为官,又与戴震唱为同调,还结交了陆锡熊、周永年、金榜、邵晋涵等汉学名师,治经尊汉儒训诂,兼言宋儒性道③。他的主要成就在朴学,也热衷于当世诗词的搜集和整理,先后编纂成书的有《湖海诗传》、《青浦诗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琴画楼词钞》等,以推衍沈氏格调诗学和浙派的醇雅词学。嘉庆时期,吴中词风发生蜕变,“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派为之一变”④,但他们变革浙派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真正推动浙派向前发展的是顾广圻及“后吴中七子”。顾广圻是著名的校勘家,曾师事江声,受惠氏之遗学,尽通经学小学之精义。其论词受其治经之学的影响,注意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探讨词律词韵。“后吴中七子”时间上稍晚于“前吴中七子”,与“前吴中七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比如戈载之父戈宙襄就曾师事钱大昕,但他们受顾广圻的影响更大些,“其论词之旨,则首严于律,次辨于韵,然后选字炼句,遣意命言从之”⑤。他们填词注意博考精究,以求律之出入,韵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之得失,“权衡矩矱,于斯大备;轻重方圆,未之或差”⑥,体现了后期浙派填词谨守声律的风范。 
      扬州在清中叶是繁华的商业都会,自厉鹗、二马逝后,又有江昉、江立、江炳炎等在扬州主持风雅。江昉与其兄江春是著名的徽商,“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马曰琯)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⑦。当时士大夫过扬州者,不是馆于江春的康山草堂,就是馆于江昉的紫玲珑馆。一时文人学士如钱陈群、杭世骏、郑燮、戴震、金农皆从之游。江春未见词集传世,江昉却是当时扬州词坛之主将,有《练溪渔唱》、《随月读书楼词钞》、《集山中白云词》、《学宋斋词韵》等著述。其时卢见曾驻节扬州,江南名儒多集其幕府,惠栋、戴震、沈大成亦在其列,江昉、江立、江炳炎等与之往还,这时扬州的学术与文学已呈互融互渗之倾向。到嘉庆时期,主盟扬州学林的凌廷堪、江藩、焦循等,则明显地表露出学者与词人身份的双重性,学者即是词人,词人也是学者。凌廷堪少时失学,居海上(江苏海州),以填词自娱。后入两淮盐运司词曲馆,任编校,期间遍览群书,学识大进。这时,他尤为服膺精于音律的南宋词人姜夔,故填词严守声律,并注明宫调,其词集名为《梅边吹笛谱》,亦取白石《暗香》句意。江藩少居吴门,受业于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尤长于史学,其著述主要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他亦善填词,有《扁舟载酒词》三卷。焦循与江藩齐名,世称“扬州二堂”。一生未仕,闭户读书,尝从阮元游幕,于学无所不通,于经无所不治。其于治经之外,诗、词、医学、形家九流之书,无不通贯,有《红薇翠竹词》、《仲轩词》各一卷,《词话》一卷。他的词在清中叶词坛上别树一家,特别是他的小词,“情思活泼,笔墨也灵动,没有丝毫夫子气和头巾气”⑧。 
      总之,吴中和扬州两地浓厚的文化氛围,乾嘉学者以一身而出入二派(浙派、乾嘉学派),共同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文学与学术的互动又积极而有效地推进了乾嘉时期的词学建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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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学派与清代词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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