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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2)

    发布时间: 2011/12/19 15:22:4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在《答胡旦书》中田锡说: 
      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日,至仁无敌,礼称颜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日,德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他要求文学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应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他非常强调“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艺术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锡已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在《贻青城小着书》中,田锡把“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发挥到极致。他说: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田锡提出“艳歌不害于正理”,其着眼点并非仅仅在“艳歌”,而在“文之变”。从他对李白和白乐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变”的内涵。他认为李白乐府,专变于文;乐天《长恨词》、《霓裳衄》、五十讽谏等作,出人意表。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议的诗作,就是因为它们“不害于正理”。田锡倡导“文之变”乃是追求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多样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宋初文学批评确实有一些新的内容。 
      宋初的古文家们梁周翰、柳开以及稍后的赵湘、智圆、石介等人虽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认为文章的最终目的是“道”,但是,却没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开云:“吾之道,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赵湘云:“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智圆亦云:“夫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尔后的石介以《怪说》系列文章发论,把矛头直指西岜体。《怪说》中云:“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他认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岜体,注重艺术形式,学习李商隐,扰乱文坛,是为文之大怪,不允许存在。西岜体究竟对“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语焉不详。杨亿《西岜酬唱集序》云:“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观点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观最为形象通俗的阐释,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推崇一种四平八稳的传道方式,或板着面孔说理,或扯大嗓门训人,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并不重视作家的艺术个性。 
      田锡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贻宋小着书》中,他说: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锡说,情是作家对物象的态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是纯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达应适应纯真自然的特点.这样,才能表达万物之道。田锡反对雕凿、虚假的创作态度,主张一切从自然出发,实观文与道的统一。 
      从推崇自然出发,到尊重个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田锡的讨论是客观的,他以自然的客观规律喻示文学的创作,寓意深远。在《贻陈季和书》中,他以大自然的风水相遭来比喻文章写作,极具启发性。他说: 
      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成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激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专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行水之动。 
      在《贻宋小着书》中,他又说:“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从自然现象变化的多样性推演到文学创作的多样化。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不管是“文之常态”,也不管是“文之变也”,田锡都能宽容,显示了一位理论家的宽广胸怀。 
      田锡对自然的推崇。对个性的尊重,实际上是宋代文坛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一直到田锡逝世后半个世纪,欧阳修主盟文坛、“三苏”活跃文坛时.才得以延续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田锡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在宋代文学批评中,田锡的理论贡献远超过他同时的古文理论家,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特别是宋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是我们今天治文学批评史者应该重新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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