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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邱>>作于楚襄王四年考论(2)

    发布时间: 2012/12/28 10:29:2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举贤授能和以法治国。很显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吴起一样都是针对楚国的病症而开药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袭制,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二要维护国法威信,严厉打击贵族阶层骄纵不法以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唯有如此,楚国才能富国强兵。然而怀王时代,守旧势力更加强大,怀王本人也远不及楚悼王有头脑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态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坚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终遭怀王疏远而失去了左徒之职,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动。但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楚国保守派又是顽固的亲秦派,以子兰、郑袖、上官大夫等人为核心;变法派则是坚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陈轸等爱国人士为代表。而怀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时而畏惧秦国而派使节与秦联姻,时而憎恨秦国而遣屈原联齐抗秦。所以,屈原被疏离开权力中心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期仍在朝廷内任职,主要从事外交活动,《屈原列传》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谏怀王杀张仪的记载可作为佐证。

    但是,随着秦国加大打击楚国的力度和楚国连续丧师失地,怀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主张很难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弃齐亲秦主张很容易占上风。《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继位,“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大约在此时,屈原有过激烈反对怀王与秦会盟的言行,在亲秦派的谗毁下,毫无主见的怀王罢免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流放到汉北之地。游国恩推测说:“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也。”鲳此推测较为合理。

    然而,秦国拉拢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冲突,太子横“杀之而亡归”,终于被秦国找到借口。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等国进攻楚国,杀楚大将唐昧,夺取垂沙、重丘等重镇(今河南中南部)。怀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夺八城,杀楚将军景缺及二万将士。政治腐败以及边关战争的一再失利终于引发了国内暴动。《苟子·议兵篇》云:“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蹁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庄蹁起”,应是《吕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说的“庄踽之暴郢”这一近似于军事政变的动乱事件。苟子认为,不是楚国武器不锋利、将士不善战,而是楚国统治者政策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内外交困、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政治风波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陆侃如确定为楚顷襄王三年:_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H-o-这个推断合乎情理,只是失之严密与精细。根据常理和《哀郢》所叙,将《哀郢》的创作年代确定为楚顷襄王四年是恰当的。因为怀王在顷襄王三年病情加重,从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个过程,秦人将其尸首归还楚国亦需要时Et,楚人举行国葬进行哀悼,然后发生政治风波,再到最终斗争结果的出现,均需要相当的时间。故《哀郢》自叙被放逐出郢都的时节是“仲春”,此“仲春”当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的仲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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