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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歆与经古文学(3)

    发布时间: 2015/8/15 0:02:1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第二,《左氏》本不传经,其中的解经文字是后加的。后人陆续窜入解经的文字,虽经精心弥缝,然许多窜入之迹仍宛然在目。例如: 


        隐元年传:“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置姜氏于城颍……” 


        经原文上言“大叔出奔共”,写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关系,下即接“遂置姜氏于城颍”,继述庄公与姜氏的关系,中间用一“遂”字,承前启后,全文上下,一气贯通。而解经者为了解释经书“郑伯克段于鄢”,不得不在“大叔出奔共”之下,插入“书曰”至“难之也”一段。这样,本来一气呵成的经文便被横空打断成两截,而那个“遂”字也显得很不自然。显然这段解经的话是后人加入的,非原文所有。皮锡瑞论断:“《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11)极有见地。 


        第三,《左氏》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至刘歆才将二书内在地联系起来,《左氏》从此被正式纳入“春秋学”的体系与轨道。据《汉书?刘歆传》记载,在刘歆之前,治《左氏》者只注意文字训诂,并不重视所谓微言大义。而刘歆在讲论《左传》时,则“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左氏》方才成为讲《春秋》的一家。至于在刘歆之前,诚然已有人窜入了解经文字(12),但那只是些零星、不成体系的尝试,大规模的系统阐发则是从刘歆才开始的。罗壁《识遗》说:“《左传》、《春秋》初各为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不无一定道理。 


        第四,《左传》非《论语》中所谓“左丘明”所作。最早提出《左传》作者为左丘明的,便是刘歆自己,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13)这只不过是为了抬高《左传》的权威性,以与《公羊》、《谷梁》相抗罢了。而作为《左传》原始面目的记事文字中存在着许多与孔子思想不合,甚至违反经意之处。例如“隐三年”,传记周桓王与郑庄公的关系,说“周郑交质”,又说“周郑交恶”。将周天子与诸侯视同敌国,这与孔子一贯尊周、称周王为天子的思想是违背的。由此可见,传中竟有如此与经相悖的记事文字,似不应为曾“受经于仲尼”(14)的左丘明所作。 


        第五,《左传》亦非刘歆伪作。钱穆考证,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而争立古文经传是在哀帝建平元年,上距刘向卒不超过两年,距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伪造出《左传》这样一部著作来。如果说他很早便开始作伪,那么当时尚在的刘向又怎会一无知晓、被蒙在鼓里?在钱穆之后,今人杨向奎、杨伯峻、赵光贤又各有补证,刘歆并未伪作《左传》可谓已成郅槁不易之论。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或至春秋末年,或主战国,尚难确定。 


        从以上对《周礼》、《左传》二书历代考辨的梳理中,略可窥见“刘歆是否遍伪群经”这一悬案的真相:《周礼》、《左传》都成书于战国时期(15),皆先秦旧籍,并非刘歆伪作;其它各经如《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或属此类(16),在刘歆之前均早已存在。当然成书后在传抄过程中,有伪窜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先秦、西汉之时,典籍尚未定型,于流传过程中往往有人增入篇章或窜入一些文字。清代杨椿作《周礼考》(已佚),书序存于其《孟邻堂文钞》,云“遭秦火,散亡遗佚,间有存者。后人网罗摭拾,汇为此书,……其残篇短简,亦或竟为增损”。这是很恰当的解释,可以推及其它古文经传。顾炎武也说:“《左传》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17)当时经传多竹简所编,逢劫蒙尘,朽析散绝,书缺间脱,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实属正常。


        刘歆在整理秘府藏书时,校雠诸版本以正乖缪、一异同、补其缺、删其重,在此过程中进行一些增减字句、润饰文彩的工作,是其职责所在。又或“欲广其道木”,为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而逾其校书职责,另有伪窜以成其谋,亦不无可能。康有为即认为:“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18)但此推测即或揭示了一些历史的事实真相,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有部分的伪窜,并无法构成整个古文经学体系均为伪造的支撑依据。
    编辑:秋痕

    刘歆与经古文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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