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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5/12/31 0:04:4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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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建安文人的游宴之作,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吴质《答魏太子笺》曰:“陈、徐、应、刘,才学所著,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对七子之所长已有很准确的认识,但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在谈到建安文学的艺术成就时,大多忽略了这类作品,或对它们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判,这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如果从诗歌唱和与歌诗艺术表演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则不难发现,宴集对建安歌诗与诗歌所产生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略的。首先,宴集为建安文士表达真情、挥洒才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宴集是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娱乐性活动,曹氏兄弟当时也只是贵公子而不是君主,他们与众文士之间大都有着真挚密切的友谊。这就决定了建安诸子是在一种比较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以朋友和嘉宾的身份、以游戏和逞才的态度参与创作的。因此,这种频繁而富于诗意的集会,充溢着创造的生机和情感的活力。文士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我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而不必有太多的顾忌。因此,“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王粲《公宴诗》) 式的称颂和祝愿固然是饱含真情,毫不做作,就是描写外在景物时,也总是“笼罩着浓重的情感”、“突出地表现了强烈的抒情性” ⑧ ,流露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深情和对未来的向往、期待。从创作心理上来说,这大约正是因为游戏的心态与虚静自由的审美心态比较接近的缘故吧?与后来类似的官方宴集相比,建安诸子宴集活动的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在西晋以后的宴集活动中,这种生机和活力逐渐地为官场应酬和个人享乐所销蚀和冲淡。西晋时期也有类似的文人集会和相关的歌诗或诗歌创作,如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荀勖《从武帝华林园眼会诗》、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等,均是侍皇帝宴所作,皆四言体,质木无文,缺乏生气。即便是当时著名的金谷园集会,尽管与会者达三十人之多,而且“昼夜游晏”,并以“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 ⑨,但从保存完整的潘岳《金谷集作诗》来看,实在缺乏建安诸子公宴诗中的那种真情和激情。


        这一点对于歌诗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与会诸人中,歌诗保存最多的是曹丕,他的歌诗大多能写出内心深处真切细腻的感受,“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善哉行》“朝游”) 写的是对音乐的真实感受;“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 (《善哉行》“朝日”) 写的是宾散宴后的空虚失落;“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 (《大墙上蒿行》) 写的是人生苦短的悲哀,均能自由地抒发心灵深处真实的颤动,既具有强烈的个性,又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将这样的诗作配乐演唱,当然要比一般的徒诗更能打动人。从现存的歌诗和诗歌来看,真情的吐露也是邺下后期诗歌与歌诗共同的特点。


        其次,宴集为文士们创作中的争巧求奇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在宴集活动中,诗歌和歌诗创作,无疑是文士们表现自我才华的最佳方式,因此,激烈的竞争是难免的,文士们不能不全力以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由于众文士创作的背景是相同的,而娱乐本身却有求新求奇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新奇”之美的表现除了通过音乐的渠道实现外,诗歌题材和体裁的翻新,以及语言的锤炼,必然成为文士们展露自我才情和个性的主要途径。


        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把公宴诗作为宴集的副产品,其实当时新出现的一些其他题材也与宴集游戏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赠别诗,有不少即写于送别的宴会上,如阮瑀失题诗曰:“我行自素秋,季冬乃来归。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辉。念当复离别,涉路险且夷。思虑益惆怅,泪下沾裳衣。”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二曰:“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均点明是于送别宴席上所作,既然友朋、亲昵均来相送,则写作赠别诗者当不止一人,而应当是多人同作。而应玚《别诗二首》称“悠悠千里道,未知何时旋”,“临河累叹息,五内怀伤忧”,既称“未知何时旋”,又有“临河叹息”之句,当与曹植诗作于同时,这进一步说明了多人同作确是事实。


        咏史诗,阮瑀有《咏史二首》,一咏三良,一咏荆轲;王粲有《咏史诗》一首咏三良,另有失题诗一首咏荆轲;曹植则有《三良诗》一首咏三良。显见为同时所赋,只可惜其他人的诗作均未保存下来,曹植咏荆轲的另一篇也已失传。


        斗鸡诗,刘桢、应玚、曹植皆有作品传世,应诗并称:“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可见此次斗鸡不仅曹氏兄弟亲自到场,而且还邀请了不少贵宾。当然三人所赋未必是一次斗鸡活动的记录,果真如此,则当时写斗鸡诗的文士当不在少数。


        从后代文人宴集的情况来看,咏物诗也是宴集常见的题目。现存建安文人的咏物诗,王粲有咏鸾鸟(联翻飞鸾鸟)和鸷鸟(鸷鸟化为鸠)的两首失题诗,刘桢有咏女萝草(青青女萝草)、青雀(翩翩野青雀)和素木(昔君错畦峙)的三首失题诗,繁钦有《咏蕙诗》、《槐树诗》。这些咏物诗的出现,也当与宴集有关。


        建安诸子还保存了不少西园纪游诗,各人诗篇虽题目不同,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同时之作。曹丕诗题为《芙蓉池作诗》,首句曰:“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王粲、刘桢诗均题为《杂诗》,王诗有“日暮游西园”、“曲池扬素波”之句,刘诗则称“日昃不知晏”、“释此出西城”、“方塘含白水”,所谓“曲池”、“方塘”当即曹丕《芙蓉池作诗》中的芙蓉池,而地点“西园”、“西城”,时间“日暮”、“日昃”,在几首诗中也都相合。曹植诗题为《公宴诗》,开首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以上四人诗作中又均写到“栖鸟”、“凫雁”、“飞鸟”、“好鸟”,故这些诗作可能是建安诸子游西园的一次唱和。但西园唱和却不止这一次,王粲失题《诗》曰:“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所写显然不是此次西园之游如果说上述几类诗歌是宴集活动中诗歌唱和的产物,那么,建安文人现存诗作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批代言体诗,则当与歌诗表演有关。这些诗歌多代女性立言,又多以思妇口吻写成,如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寡妇诗》、《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徐干《情诗》、《室思六首》、《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曹植《七哀诗》、《杂诗七首》(其三、其四、其七)、《寡妇诗》残篇、《弃妇诗》及《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繁钦《定情诗》等。在当时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批表现游子、思妇主题的诗歌,从题材特点来看,无疑是受《古诗十九首》影响的结果。但与《古诗十九首》不同的是,建安诗人代女性立言的诗篇在这一时期占了绝对多数 ⑩ 。


        期会出现这么多代女性立言的诗作呢?我们以为这类诗歌产生的现实基础即是当时宴集中频繁的歌诗表演活动。众所周知,曹氏父子均是清商乐的爱好者,专门管理女乐的清商署虽可能成立于曹丕代汉之后,但从建安十五年建立铜雀台后,曹氏父子身边就已集中了为数不少的一批女乐。清商乐本是由女性艺人来表演的,以清商乐为宴集活动助兴的歌舞艺人也必然以女性为主,因此,这些代女性立言的诗作中,有些是在文人为女艺人的表演活动而进行创作的前提下产生的。《乐府诗集》卷四十一载有曹植《怨诗行》,其下又载有《怨诗行》本辞,后者即曹植《七哀诗》,前者是在此诗基础上增删改写而成的乐府歌辞,《乐府诗集》注明此曲为“晋乐所奏”,而晋乐多承魏乐之旧,我们说此诗是为歌伎所写的歌辞,当不会离题太远。因此,以上诗作中以女性口吻立言,实际即是代歌者立言,这与唐宋词兴起以后的情形颇为相似。


        上述公宴诗、赠别诗、咏史诗、斗鸡诗、咏物诗、西园纪游诗及代言体诗等几类诗歌题材,都体现了建安诗人对五言诗题材的拓展。从实际情形推测,各类诗作中还应有其他文士的不少同类之作,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些诗歌或为歌诗表演而作,或是宴集中诗歌唱和的产物,其题材的扩展、叙述方式的新变均与宴集活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建安文人在体裁方面对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各种诗体的尝试,以及对“词采华茂”这一审美理想的追求,前人论之甚详,我们在此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特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宴集活动有直接的关系。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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