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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重校是否恰逢其时?

    发布时间: 2016/10/21 9:40:0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新浪博客
    文字 〖 〗 )
    本文选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18期,总第332期。
        二十四史在1978年全部面世之后,将面临第一次重新修订。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堪称“国史”的二十四史在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指示和安排之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历史专家历时20年完成全部点校,成为1949年后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时隔30余年,中华书局再次组织力量对点校本二十四史进行全面修订。
        6月10日,第三次修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至此,二十四史的修订主持人及承担单位基本上得以确定,修订前期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修订工作全面铺开。该工程开始于2007年5月,第一批成果,即前四史,将于2012年中华书局百年局庆之际先期出版,预计2015年二十四史全部出版完成。
    据悉,对二十四史点校本的重新修订工程获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得到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并已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
        二十四史点校本有诸多遗憾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尚君教授担任此次修订《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的主持工作。自承担这份工作始,陈先生就带着他的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位复旦历史系博士毕业生终日在办公室里忙碌到深夜,即使周末也不例外。
        “复旦当时(70年代那次点校)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二十几个前辈一起做了5年才完成。那时候国家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条件,老前辈不受其他工作影响,全力以赴做这一件事。”陈尚君介绍。
        70年代的点校,由于“四人帮”势力的左右,《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1971年转由上海方面承担后续点校工作,被称为“上海五史”。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上海五史”被公认为问题较多。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介绍,由于当时客观因素的影响,点校本对校勘记的多少有所限制,反对“繁琐考证”。校勘工作依从“三校、三不校”原则,大大降低了其校勘标准,使存在的差异和矛盾之处极多。
        陈先生坦言,这次名义上是修订,其实是全部重做,工作量极大,但却无法达到当时国家的支持力度。由于学校每天其他的事情非常多,他只能是在其他工作做好的基础之上,利用空余的时间来做点校工作。进度上看,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完成全部这三部分。“当时是倾国家之力做这件事,现在我们很难这样要求。学校里面的项目非常多,而且这个项目要求很高,实际给的经费又很有限,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叫不响,没有有力的支持。”陈先生说。
        二十四史点校工程始于1958年,经历历次政治运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停顿,直到1971年恢复,于1978年全部完成。当时政治环境为点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不仅体现在组织实施工作的大环节,甚至直接影响标点符号的运用、段落的划分和校勘记的撰写方式。当年点校的主管部门严肃提出“标点二十四史绝不只是圈圈点点的单纯技术工作,同样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样存在着爱与恨,暴露与歌颂的问题”。
         此外,由于时间跨度大,成于众手,造成体例不一,各史点校质量参差不齐,导致这部“国史”存在诸多遗憾之处。徐俊表示,这次修订最根本的是要弥补原来本子的不足。他介绍,这几十年来,学术的积累和进步很大,尤其是图书资料、出土文献方面有很多新的发现。此外学术界除了断代史本身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外,对点校本的研究也很多。因此,此次修订被一些专家认为“恰逢其时”。
    温家宝批示才获项目资金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1958年,在毛泽东指示下,吴晗、范文澜全面部署二十四史的点校工程,并交由中华书局组织实施。该工程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20余年间,共有百余位文史专家参与此项工程,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
        2005年前后,季羡林等北京的几位老先生在得知中华书局有意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后,联名给国务院办公室写建议信,希望国家重视古籍整理的事业,对二十四史的修订给以人力和经费上的支持。“温总理十分重视,作了重要批示。时任国务委员的陈至立同志要求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来解决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徐俊介绍,目前500万元的启动资金以及2000万元的后续资金已经全部到位,预计全部完成该项目的修订和出版需要7000万元。他表示,最终给多少钱还不知道。去年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设立国家出版基金,据说是一年两个亿,所有由总署支持的这种大项目都要纳入国家出版基金来管理。近期总署会对像二十四史修订这样已经开展的项目作重新的审定,以确定最终拨付的资金以及需要自筹的款项。
        徐俊介绍,中国历代都重视正史,都有后朝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毛泽东十分重视古代历史,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回忆,50年代初中共就编著了关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中法战争的7套近代史的书,“这完全是根据毛泽东当时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需要”。
        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轰轰烈烈搞了5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投资上千万元,海外抨击声浪四起,斯坦福大学教授DavidNivisi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2002年启动的清史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国家财政拨款6亿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表示,像中华大典、清史工程这些工程耗资巨大,且编排得过于庞大,难以保证质量,完全没有必要。但作为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审定委员会成员,王曾瑜认可此次修订工作,他表示从他参与审定的样稿来看,比原来的点校本有很大进步。
    重校质量前景堪忧
        修订工程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分为:由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担纲的学术顾问、新闻出版总署及财政部领导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以任继愈为总修纂的修纂委员会,以及由学术界颇具声望的专家组成的审定委员会。各断代史修订主持人也在第三次修纂大会上基本确定。令人遗憾的是,学术顾问中王元化、王永兴、王钟翰、蔡尚思几位老先生在此过程中相继辞世。总修纂任继愈先生也已93岁高龄,目前正入院治疗。
        “当年参加点校的老先生越来越少,中间的过程会越来越不清楚,学术界的力量日渐薄弱。此外,当前学术界的评价体制重研究论著论文,轻古籍文献的整理,做古籍整理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修订工作不能再拖。”徐俊对此表示担忧,学术界也有一些人在听到中华书局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之后,对现在的学者能否担纲此项任务产生质疑,认为以现在学术界的水平来看,难以赶上参与原来点校本的老先生们。
        章诒和认为重新点校二十四史本身是很有意义的,但堪忧其质量。她表示,文化方面的很多工作都是在极其有意义的口号下做的,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和意义相去甚远。“最主要的原因是能胜任其职的人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很少了。经济繁荣,文化未必是高峰,这是为世界历史所公认的,花大量的钱、热衷于大型工程无非是想给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留一笔以传后世,但能不能留下来要看质量。”
        对类似的质疑,徐俊表示,修订工作总则中规定了非常周密的流程,用程序保证质量。“在我们开始推行这个流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太苛刻了,而从已经出来的14个史的样稿来看,比以前好太多了,现在大家也都接受了这套流程。”
        徐俊介绍,很多老先生,比如任继愈非常担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国家支持的项目来保住一些人来安安心心做古籍整理,或者通过这个工作学到古籍整理的真本事,长此以往,古籍整理会后继无人。“所以老先生很强调的就是把书修好的同时要培养人才,保住队伍。”​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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