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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6/12/27 0:06:4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写其服食丹药,“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则表达了他羽化成仙的愿望。 
      李白写浙之诗,最有名者当数《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此诗并不作于浙江,但称之为“梦游”。诗中写神仙世界是“梦”,但李白此前曾有游浙经历,因此对天姥山的描写,“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渌水荡漾清猿啼”,“千岩万转路不定”等句,却是写实。《梦游天姥吟留别》不但是唐诗中名篇,更是描写浙江写景诗作中的千古绝唱。而诗中所展示的意象,瀛洲、金银台、霓衣风马、虎鼓、白鹿等等,全是道教的;诗中所显示出来的思想,也是道教的。 
      孟浩然入浙诗作,自以《宿建德江》最有名,“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写淡淡的秋夜江景,写淡淡的羁旅乡愁,自然天成,是唐诗五绝中的佳作。 
      孟浩然也是道教信徒,他的入浙之旅也带着追寻道教仙迹的目的。如其《宿天台桐柏观》:“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又如《寄天台道士》:“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裛露采灵芝。屡蹑莓苔滑,将寻汗漫期。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 
      不但李白、孟浩然是道教信徒,稍早于他们入浙的宋之问也是道门中人,他在浙诗作《游禹穴回出若邪》时以炼药、仙翁、鹤等入诗,道教的意味十分浓厚。末云“归舟何虑晚,日暮使樵风”,更是充满归隐之思。 
      三、道士诗人司马承祯与吴筠。 
      盛唐时期浙江道教文学的代表文物是司马承祯与吴筠。从籍贯上讲,司马承祯与吴筠都不是浙江人,但他们最后都选择在浙江台州传道修炼。他们的文学成就固不如上述贺、李诸公,但也自成一家。尤其是吴筠,他所创作的《游仙诗二十四首》、《步虚词》,相像丰富,气象万千,笔调雄奇而略显夸张,很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如其《游仙诗》之五云: 
      怡神在灵府,皎皎含清澄。 
      仙经不吾欺,轻举信有徵。 
      畴昔希道念,而今果天矜。 
      岂非阴功著,乃致白日升。 
      焉用过洞府,吾其越朱陵。 
      表现出吴筠对道教的执着信仰。 
      四、结论 
      以上便是盛唐时期浙江文学的三个亮点,较之隋及唐初,这一时期浙江文学在以下两方面出现明显变化: 
      第一,在地域上,在隋及唐初,浙江的文学人物数量不多,且地域分布零星而分散,没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当时浙江文学之士,著名者有陈叔达、虞世南、褚亮、许敬宗、骆宾王等人。陈叔达是吴兴长城人,虞世南是越州余姚人,褚亮是杭州钱塘人,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人,骆宾王是婺州义乌人,来自浙江各地。而到盛唐,越、台二州成为浙江的文学中心。当时浙江本土作家中,贺知章、贺朝、万齐融皆是越州人。其他作家来浙,其漫游与创作重心也是在越、台二州,以至今人有浙东唐诗之路的说法。至于道教文学,天台山是道教名山,司马承祯与吴筠皆居台州。 
      第二,在文化上,在隋及唐初,儒家思想是当时浙江文学界的主流思想。虞世南与骆宾王是当时浙江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其文学作品中都表现出较强的儒家思想倾向。虞世南以书法闻名后世,同时也是一个很纯粹的儒臣。据《旧唐书》记载,“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儒懦,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唐太宗曾对人说:“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曾手敕魏王李泰,说:“虞世南於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据说,唐太宗曾作宫体诗,使人和之。虞世南说:“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最后,唐太宗只好说:“朕试卿耳!”唐太宗曾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骆宾王出身寒微,一生经历坎坷,其文学创作中同样体现出明显儒家特点。他在《上瑕丘韦明府启》一文中说:“某纬萧末品,拾艾幽人。寓迹雩坛,挹危直之秘说;托根磬渚,戢战胜之良图。幸以奉训趋庭,束情田於理窟;从师负笈,私默识於书林。”陈煕晋注云:篇中所云“从师负笈”,则临海之学问,亦得于齐鲁者为多。可见骆宾王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他在《上瑕丘韦明府启》中还说:“思鲁国之执鞭,蹈孔圣之余志。”骆宾王曾在一另一篇文章中赞美萤火虫的品格:“应节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义也;临危不惧,勇也。”可见其崇尚节操。后武则天篡唐,骆宾王参加徐敬业的讨武之战,恐怕也与他这种思想倾向有关。 
      这一时期浙江文学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究其原因,恐怕与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的中国结束数百年乱世,重归一统,统治者重视思想统一与文化建设,儒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孔颖达整理儒家经典,并以国家力量推行于世,便是当时文化统一与儒术重振的体现。 
      但到盛唐以后,道家文化取代儒家文化成为浙江文学创作的主流文化。上文所述盛唐时期浙江文学的三大亮点,产生了贺知章这样开启时代风气的文学人物,漫游文学的兴盛,道教文学的兴盛,无论哪一点,都体现着道教文化的影响。宋人叶廷珪所著类书《海录碎事》及元人所编《仙鉴传》将司马承祯、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卢藏用、王适、毕构、宋之问、陈子昂号为“仙宗十友”。这十人中,有五人与浙江有密切的联系。贺知章本身即是浙人,代表了盛唐时期浙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司马承祯是盛唐时期居住在浙江的一代宗教领袖,他本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是成就卓著;宋之问、李白、孟浩然则是这一时期入浙作家的代表,他们同样也是仙道信仰者。因此,这一时期堪称为浙江文学的道家时期。作者:何勇强
    编辑:秋痕

    论盛唐时期浙江文学的道教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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