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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2)

    发布时间: 2016/12/29 0:20:1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我当然理解1990年代后作家们在对英雄、崇高、“宏大叙事”进行消解的时候所采取的世俗化叙事策略,“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雷达语),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对以往简单、盲从、虚伪叙事的矫枉,作家们试图以更丰富的文学性去还原现实的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然而,这样的文学理想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新写实小说”的淡出,影视剧、图书出版业及大众传媒在对文学青睐的同时也开始了强力挤压,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抚慰下,作家们乖乖地成了文化市场的“俘虏与奴隶”。当陈染的“私人化”写作还被认作另类的时候,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更加隐秘的情欲描写,随后的卫慧、棉棉,还有九丹,则干脆进行“身体写作”了。1990年代末,现代都市言情成为作家们趋之若鹜的首选题材当然有现实生活的深厚背景,但究其背后却是作家与出版者彼此的利益驱动。我想到了女作家徐坤。1990年代中后期曾经写出过《白话》《先锋》《游行》等受到文学界关注的小说的这位学者作家,200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它的内容提要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由于不能忍受一个人生活的孤独和死一般的寂寞,他们偶尔会互相睡来睡去,一段时期内同居、做爱,聊以解闷,但同时又通过“AA”制等看似时髦方式,把责、权、利分得清清楚楚,把自己保护包裹得严严实实,谁都不再把全部真心呈现给对方,怕自己再度受到伤害。2004年《十月》长篇小说增刊又发表了徐坤的长篇小说《爱你两周半》。我担心概括得不准,所以再次抄录其内容简介:年轻漂亮的电视台女主持人于珊珊,与京城地产大鳄顾跃进偷情贪欢,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庭院深锁,已然陷入困境。精明能干的大学女教授梁丽茹与情人出走,激情徜徉在云南的大山大水之间,突然之间无从回返。经过反反复复的纠缠与挣扎,几人再次相见,已经物是人非。一次致命的邂逅,一次痛不欲生的厮守,爱情、亲情、友情,在一个非常时期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考验。非典在小说里面仅仅是一个背景,或者说是一个筐,她要装载的是一个老板与一个年轻女主持人的性爱故事,一个大学女教授与情人偷情的故事。2003年,曾以清新淳朴让人感伤怀旧的长篇小说《白豆》一下子令文坛刮目相看的董立勃,在随后几部中长篇里不但重复着《白豆》里面的基本故事及其结构和人物关系设置,更重要的是他也沉湎于性爱描写而无法自拔。在那块他所营造的下野地,妇女显然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作家海男2004年在《作家》杂志长篇小说秋季号上发表的最新长篇小说,书名干脆就叫《情妇》。作品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我以我的经验,我以我的热忱,我以我的命名方式,我以我的虚弱,我以我的词语结构,我以我的忠实,我以我的肉体,我以我的衣装,我以我的辩护词正在陷入一大堆问题之中去。”如果说陈染和林白尚属于先锋性探索的话,卫慧、棉棉和九丹就早已经逸出了这个范畴,开始向低俗文学迈进。海男本来是也是以先锋的姿态大胆地触及两性关系的描写,但后来的倾向就完全不同了。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徐坤,她既是作家也是学者,她早期的文学理想与她后来的几部长篇小说所弥散出的“市场的奴隶”的味道让其判若两人。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发表后,在批评家张陵的“指示”下,我最早在《文艺报》发表了评论;然而,之后不久那片清新淳朴下野地里所演绎的不再是淳朴怀旧的爱情故事。
      三、 “犬儒主义”与批评的缺席
      我觉得在当下多元复杂的大众文化交集与碰撞中,出现一些世俗化与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与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众的自觉认同感,人们不但不觉得诧异与愤慨,反而认为这很正常,而且还很享受。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与理论批评家,他们未必都赞同这样的作品与现象,但他们没有进行有效的批评与抵制,却普遍采取了“犬儒主义”策略,这无疑助长了文学低俗化思潮的泛滥。“犬儒主义”的特征是妥协和认同,它放弃了个人立场的必要性,在“存在便是必然”的前提下,寻求生命的延续和现世的狂欢。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理论批评的时代,各种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并激烈碰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将这些理论批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学习与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的脚步却终止在了学习与借鉴的路途,而不见自己的任何探索创新的踪迹,这就不是一句可悲的慨叹所能够担当得了的了。批评家陈晓明对这种现象亦甚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先不说不见中国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批评方法,单说在面对上述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及现象时鲜有发声,几乎全部失语与缺席这一情形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那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与意义。倒是李建军对贾平凹作品的系列批评让我见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姿态,我当然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甚至猜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过节。但这样的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实在是难得一见,充斥文坛的是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吹捧文章。走向另一极端的也有,那就是棒杀与酷评,连人身攻击都在所不辞,何谈学理。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我非但不信,还深表忧虑。
      狭隘的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及专业知识的人,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具有“社会良知”的思想者,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了社会担当,放弃了批判的权力,不要说文学艺术,我们将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思想与文化在当下竞争激烈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权力似乎也有些让人担忧。当今世界的竞争,并不完全是经济与军事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文化与思想力的竞争。文学理论家周宪在他的著作《思想的碎片》中说:“当我们说文学有一种文化批判功能时,这并不是说文学是一种参与社会变革的物质性力量。准确地说,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由此看来,文学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然体现为它对人们意识或精神的影响和塑造上。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文化批判功能也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因此,文学生产对社会文化的外在功能,就呈现为它能积极地影响人们的精神。”(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11页)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如果不能够用自己的作品与思想参与到建构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之中,就不能说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优秀的作家与文学,离伟大就更加遥不可及了。谁能相信,被“犬儒主义”规训了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能为中国文学赢得一席在世界生存的权力?
    编辑:秋痕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1)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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