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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3)

    发布时间: 2016/12/29 0:20:1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四、文学的评价标准
      文学,包括艺术的评价标准有些复杂,是一个难以概而言之的存在;但印数与票房肯定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重要,印数与票房更直接地反映着文化商人的利益诉求。不过21世纪初年以来,我们很多作家、艺术家却也像文化商人一样只看到利益,利益成为他们创作的理想与终极价值。有民间艺术家就强调他们的艺术的经济效益如何如何,以及他们创造了多少个就业岗位,等等,他虽然没有理直气壮地明说这就是优秀艺术的明证,但语义后的逻辑当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这些足以消解他们的作品的低俗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再宽泛一点检讨,我想起了几年前的批评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的网络之战,韩寒的出言不逊大有王朔当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势,加之无以计数的粉丝助阵,只几个回合,批评家白烨不但败下阵来,而且被迫匆忙地关闭了自己的博客,高悬免战牌。这显然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谈标准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网络文学的点击率与各类书店的图书排行榜能构成文学评价标准吗?我不想细究,但断然予以否定。
      所有的奖项的片面性与意识形态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种种原因,诸多奖项并不能将那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囊括其中,它们被广为诟病并不让人感到稀奇。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意味着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吗?他的作品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作品吗?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作品我还可以举出四五位,作品也可以举出几部,至少不比莫言的《蛙》差。那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世界的高度了呢?我的回答当然也是否定的。我的判断标准是,一定要将一个作家,或者一部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中去分析与考察,不仅是时间的沉淀与伟力,还有你对世界文学,贡献了多少有价值与意义的生存经验与思想精神,以及文学性层面的语言与形式,你的独特性又在哪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当代作家甚至连描写人物的能力都已经丧失,连精心描写人物对话的耐心都没有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不会写人物对话了。为什么近一百年,我们还是如此地推崇鲁迅,而不是别的作家?因为鲁迅作品的思想高度与独特的文学性及中国生存经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其他作家一直未能启及,更谈不上超越的高度。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想提及贾平凹。我认为贾平凹一直在关注和描写着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的现实的遽变,从《浮躁》开始,他的多部长篇小说无疑建构起了一部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与农民的心灵史。从文学性的角度论之,他的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语言,或者说美学风格是中国式的,而绝少西方的影子。还有画家黄永玉在《收获》杂志上已经连载了四年之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是一部更加纯粹的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生存经验的作品,它的叙述语言、人物对话、地域风物的状写,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中无疑具有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可惜至今未受到文学界应有的重视。这样谈文学的标准既琐碎,又缺少学理性,我只想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方法与路径。
      五、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伦理
      站在什么角度写作,为谁写作,这就是作家的写作立场,它与伦理密切相关。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批评与写作方法,在21世纪初年以来比较时髦。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文学文本或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伦理的呈现,具体体现为叙事目的、叙事原则、叙事规约和叙事的文化立场选择等几个方面。叙事伦理和文学艺术的主题学有着密切的指涉关系,在一个向度上预示着什么样的主题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以及这种主题范围深层隐含的关系网络。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说,小说不可能没有伦理的尺度,总是含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从根本上讲,值得讲述一个故事的任何事件、人类时刻的任何顺序,必须产生于至少两种选择——通常矛盾的观点——的冲突,而每一种观点都具有强烈的伦理预设:没有冲突,就没有事件。”“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他坚决反对将艺术与生活、美学与实践分割开来的批评倾向。布斯还从作家对作品的责任的角度说,这种“责任”是与追求艺术上的成功分不开的,这涉及到手法、技巧、卓越的形式、感情力量、自我表达等。真正的作家要正视那些常常驱使他们酗酒或自杀的不同目标的冲突,即:家庭、国家、宗教、友谊、正义、乐趣等的相互竞争的要求,从而写出最能反映时代和社会精神特质的作品。
      我想简略地通过中国作家对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城市的书写来判断一下中国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伦理。我们完全可以将城市想象成一部昼夜不息的机器,它一面在创造,一面在消费,一面在生产着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一面也在制造着物质垃圾与精神垃圾。城市的庞大与陌生化为权力、物质、性爱——人类的三大欲望提供了舞台,也为文学与艺术提供了创作的无尽的资源。问题是,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所描写和表达的并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境况。谢有顺在与贾平凹对话时说:“现在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在城市生活,尤其是年轻作家,都穿梭于酒吧、高级商场、写字楼之间,他们描绘的基本上都是城市生活,甚至还是城市生活中比较另类、小资的一面,是那种软绵绵的生活。”“这种文学现实无形中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给人一种误导,以为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活着的。”这种批评显然过于温和,事实要比谢有顺的批评严重得多。作家们在表现城市生活的时候非但没有选择那些为改革与发展、为城市建设与人们安居乐业奉献着智慧与青春、生命与汗水的人们与事迹,以及那些在社会底层奋斗与挣扎着的人们的艰难的生活,更没有选择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与斗争,充斥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是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男女性爱、暴力凶杀、贩毒与缉毒等黑暗的景象,娱乐与消费、商业与世俗、“私人化”与“身体写作”、伪历史与消解崇高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主流。文学在丧失了起码的伦理道德的力量之后,沦为精神文化的“垃圾场”。
      曾经,从属于政治曾经使中国当代文学丧失了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现在,从政治的极端再走向世俗化、娱乐化、欲望化的极端,同样会使文学丧失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因此,我明明知道鼓吹所谓纯文学写作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仍然愿意进行这样的努力。先锋女作家残雪在题为《什么是纯文学》(《大家》2002年4期)的文章中说:“衡量一名作者是否合格,就要看他是否具有‘拚命’的素质,因为畏缩和颓废是这种创作的大敌。那种把写作仅仅当作自娱、不思进取的文学并不是真正的纯文学,而是变相翻新的传统士大夫的旧货。纯文学作者必须是理想主义的,歌颂生命、高扬精神的旗帜是他的宗旨。”按照这个要求,那些专拣消费场景里的情爱与性爱、尔虞我诈、暴力与凶杀、贩毒与缉毒的事件与故事的“准作家”们肯定是被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些专写被陈思和称作“现代读物”的作者也被排除在外。现代读物与影视、流行音乐等一起建构起城市文化的民间世界,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启蒙起到有力的消解作用。现在有许多知名作家已经成为这类读物的撰稿人,在高稿酬的驱动下,纷纷给一些报刊写各种非文学性或非纯文学性的作品,而且自鸣得意。我就亲耳听到一位在1980年代蜚声文坛的作家当面讥讽女作家孙惠芬对纯文学的坚韧执守,并炫耀自己为某一妇女杂志写专栏所获得的高稿酬。残雪在上面那篇文章的最后说:“纯文学是小众文学,这个小众文学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朝气蓬勃的批评家来对读者加以引导。因为纯文学所涉及的问题是有关灵魂的大问题,对纯文学的冷淡就是对心灵的漠视,如此下去必然导致精神的溃败和灭亡。”我不能不谈到鲁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但鲁迅那十年的作品却是在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人的自由与理想而战斗。
    编辑:秋痕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2)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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