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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

    发布时间: 2016/12/29 0:20:0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彼此尊重和相互交流。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开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交流方式上,又有自己的阶段性特点。照一般的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应该迅速扩大,但事情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著名作家王蒙在2010年9月第二届中美文学论坛上,总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十年间,中美文学交流状况时,不无幽默地说,两国作家之间的见面比两国将军见面的次数都少。换言之,军事交流的频率远胜于文学交流a。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显然是大幅度地增加了。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07年至2011年间,单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出访团就有142个,出访人数746人次,接受来访的代表团有54个,399人次。同时,中国有关部门举办了中美、中德、中法、中西、中意、中日韩、中澳等中外文学论坛,在俄、德、美资助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16种b。很多出版机构出资,邀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作家来访,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渡边淳一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略萨、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奈保尔等。中国作家出访频率也在增加,差不多有声望的作家,都有过出访的经历,至于像王蒙、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苏童、余华、毕飞宇、阎连科等,只要愿意,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机会,而且,这些出访有一些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行。这样的交流频率和交流方式,在新中国文学交流史上,真正是空前的。
      一
      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外交流的方式,总体上讲,恢复到了文学交流的常态。所谓常态,是指作家作品的交流,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为干扰因素比较小。从文学史现象看,有点类似于20世纪初的情形,当时的外国作家像泰戈尔、海明威、赛珍珠、肖伯纳等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像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戴望舒、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梁宗岱、萧乾、钱钟书、杨绛等,也可以自由往来于各国。新世纪中国作家的出访,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活动,都是1949年以来,频率最高、出访范围最广的。中国作家世界各地自由行所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对外部世界的神秘感逐渐消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是被封闭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对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人文世界几近于完全隔绝。上世纪80年代之后,国门打开,因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差,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呈逆差状态,大量西方作家作品流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接受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疯狂地步。像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这些作家,都有过一个不短的文学见习期,他们对卡夫卡、博尔赫斯、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接受,在他们的创作成长中留有明显的痕迹。新世纪以来,这种创作见习期基本结束,除了作家自身的快速成长之外,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作家自由出行所获得的丰富感受。他们不用借助第三只眼睛间接地打量西方世界,他们也不用各种组织刻意安排,有意识地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他们像上世纪初的中国作家那样,置身异国他乡,亲身体验不同文化。这样的自由交流,不仅使中国作家全方位地接触到异国文化,了解不同国度的文化特征,也促使中国作家多方面思考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明显地强化了本国文化因素和传统文化色彩。如莫言在《檀香刑》中,借助山东高密地方戏猫腔来结构小说。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又采用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来结构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运用秦腔的声韵来渲染小说氛围,而他的最新长篇《老生》,用《山海经》作为结构小说的手法。这些带有民族民间色彩的文学要素的增强,与中国作家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的影响恰好成正比。越是接触世界各种文化多的作家,他们在创作探索中,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意识就越强烈。莫言在创作中第一次明确蒲松龄传统之于自己创作的影响,是在新世纪。王安忆《天香》中对于上海史前文化的追踪,也是在新世纪。所以,新一轮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新世纪开启了中国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拓,是与外部世界的开放同时并举。没有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也就没有文化转向的内在可能。贾平凹在新世纪创作的探索,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像《秦腔》 《古炉》 《带灯》 《老生》,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本土色彩越来越强烈。与莫言、王安忆、阎连科、余华、苏童等相比较,贾平凹与外国作家的交往程度相对比较少。但这并不说明贾平凹与外国文化之间交往的门是关闭的。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对于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流的欲望非常强烈,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语。这种向外看的文化冲动,与其新世纪创作的小说《秦腔》 《带灯》 《老生》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某种精神关联。在这些小说中,地方色彩非常浓烈,题材内容几乎全都是乡村世界。但这不是贾平凹80年代文学创作的重复,而是有新的拓展。如果说,80年代的贾平凹创作中,农村是一个闭塞、落后的世界,那么,新世纪的陕北农村则是一个既混乱又充满生机的复杂社会。在贾平凹眼中,新世纪中国最活跃、变化最大的地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农村。《带灯》中的陕北农村,已经很难再用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来定义,但也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现代城镇的生活秩序。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紧靠在国道边上的自然村寨。当地村委会搞了一个土特产批发集市,因此,商贩云集,热闹繁忙。其中的人物,大都是原来村里的农民,但今天他们已经改变了世代务农的习惯,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在集市里做买卖,一两个人还执着于先民的理想,留恋土地,开垦荒山,但这样的农耕生活,就像80年代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最后的渔佬儿一样,落寞而孤单,毫无前途可言。对于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从他的性情和价值理想看,他更愿意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随性而行。但这片农耕土地到了新世纪,却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投资热土。从一般村民到基层干部,都意识到若要富,种田没出路,毁田毁林造集镇,做买卖来致富。在《带灯》中有一段描写村干部酝酿建造农副商品集市的过程,可以说从村民到村干部迅速达成共识。后来那些村民靠出租店铺,承包饭店,的确都赚了钱,生活比以前好了。相比之下,那些仍然开荒种田、坚守农耕生活的人,收入微薄,生活艰苦。贾平凹在对照农民的两种生活状态时,似乎有无限感慨。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态下看待新世纪农村的这一变化。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一方面是投资热潮之下,人们疯狂地寻找发财商机,毫无节制地分享物质生活的快感。但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又在不断质疑这种疯狂的发展模式。贾平凹留恋的是故乡保存完好的山水田园生活,安安静静、井然有序,而不是眼下这种乱哄哄的混乱场面。换句话说,农村越是城镇化,贾平凹对于乡土世界的怀念之情就越强烈。很难说这是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失去的历史风景的一种追忆,就像是站在一片改造过的居住新区,你不会否认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但一定会感慨以往曾在这里见过的历史景观消失了。现代化是一种趋势,但现代化无法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更何况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社会病症。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是开放,作家越会对民族民间、乡土特色的东西感兴趣,这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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