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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2)

    发布时间: 2016/12/29 0:20:0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痕迹直接表现在国际题材的书写上。上世纪90年代,有《北京人在纽约》 《陪读夫人》 《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作品,揭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创作的国际题材序幕。新世纪之后,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感受也越来越复杂,作品内容总体上已经超越了表现中国人在外打拼的题材模式,比较多地转向从文化层面上揭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作品,归于“留学生文学”,而今天的一些海外题材作品应属于“新移民文学”,较多地体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融入所在国过程中的各种文化感受c。如哈金的《战争垃圾》描写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生活,视角从原有的战争正义与非正义,转向人性和文化的冲突。戴舫的《猎熊黑涧溪》d是正面表现中美文化冲突的一部小说。作品讲述了美国药厂老板阿瑟与雇员吴泊均(一位中国留学生)两人到加拿大黑涧溪猎熊所发生的故事。阿瑟不小心失足跌落涧底身亡,吴泊均侥幸生还,一个星期后,意外得到阿瑟生前留下的一份遗产。这故事看似平常,但阿瑟的死却很值得玩味。阿瑟是怎么死的?他是跌落涧底,被汹涌而至的洪水一点点淹没而死。当他刚刚落入涧底时,洪水并没有来临,一条腿卡在两块大圆石之间,另一条腿骨折,身体动弹不得。吴泊均尽管也受了伤,但没有跌落涧底。阿瑟习惯成自然地想象吴泊均会像往常那样毫不犹豫地来救他,但此时的吴泊均竟安然坐在岸崖上,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咬牙切齿的语调很不客气地对阿瑟说话。这让阿瑟感到意外,自尊心严重受挫。洪水一点一点涨上来,阿瑟一动不动,吴泊均凝目不语。阿瑟搞不明白,这位一向善良、乐于助人的中国青年,怎么在生死考验面前突然变得那么冷漠,非得你低三下四求他救命,才肯援手。吴泊均望着身陷绝境的阿瑟,心里暗暗想:你求我,我就救你。而阿瑟就是不求救。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洪水吞没了阿瑟。或许,很多读者会谴责吴泊均在生死关头不援手相救的冷漠,但作者的叙述视角似乎更多地是偏向吴泊均,他要人们想一想,原本骄傲的吴泊均,为了谋求生计,不得不在阿瑟手下忍声吞气、察颜观色、小心翼翼地生活。这种人际关系的不公平似乎从来没有人看到,人们只看到关键时刻,吴泊均没有援手救阿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吴泊均多少年来是怎样在阿瑟手下度日的。阿瑟觉得吴泊均救他是理所当然,但吴泊均在自己受伤,面临生死抉择的情况下,需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得舍命救人。如果阿瑟恳求吴泊均救他,或许吴泊均会动恻隐之心,但阿瑟好像不习惯这样的表达,宁愿死,也不求救。在吴泊均看来,阿瑟太高傲了,死到临头,还要摆臭架子,理所当然,吴泊均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阿瑟与吴泊均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从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角度来进行文学解读,或许会读出另一番滋味。作者戴舫80年代赴美留学,是中国大陆最早公派赴美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后在美国大学任教。长期的留美生活和大学研究工作,使他对美国社会和学术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他的写作明显放弃了在美国打拼,最后荣华富贵的大团圆小说模式,代之以文化冲突为主调的故事模式。留学加拿大的张翎所写的小说《陪读爹娘》e,从老年人的视角折射出加拿大华人世界的辛酸。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79级学生,留学加拿大后,在一医疗机构工作。据说她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全力投入到文学写作。她留意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的生活状况。以往有《陪读夫人》之类描写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关注陪读爹娘的作品。如果说那些年轻的留学生风华正茂,对生活表现出一种锐意进取的强势姿态的话,那么,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真正是强弩之末,再怎么奋进,在那片异国的土壤上始终是无法扎下根来。他们的苦处和内心的尴尬,一般人难以察觉。当这些老人随子女远赴加拿大时,一度是那么地兴奋,轮到开始真正生活时,才发现在异国他乡要想扎下根来,谈何容易。《陪读爹娘》中的项妈妈听说李伯伯可以回中国大陆安居时,那份羡慕发自内心深处,而李伯伯就像小孩一样露出平常难以见到的笑容。张翎的小说不同于问题小说,她不是着意于问题的描写,而是努力展示今天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这是在跨文化空间中对细微生活点点滴滴的捕捉和描写,它的文化价值有时比小说的艺术意味更高,更吸引读者。相类似题材的作品有东方白的长篇小说《新留守女士》f,讲述在美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面临的生活矛盾。作者是留美学者,在美国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而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g讲述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生活。作者本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过留美生活经验,曾在汉堡担任过两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因为文化身份的关系,作者对异国他乡的知识者的心理状况特别敏感。在作品中,表现了新世纪一批年轻的留学人员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人物活动空间跨越上海和德国北部小城,作品人物尽管有父子两代,但侧重点是在新一辈留德人员身上。面对青春期的成长烦恼,又置身于异国他乡,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充满冲动、烦恼和忧郁。这种青春成长与异国情调的文化结合的写作,揭开了新世纪青春小说的又一个篇章。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新世纪中国人国际视野之下审视生活的眼光。这种眼光,不是20世纪初郁达夫笔下中国留日学生那种自卑自傲的变态神色,也不是80年代刚刚走出国门,梦想发财致富的中国人的眼神,新世纪中国人的心态似乎要复杂得多。
      国际题材的强势拓展,给中国大陆的文学家以写作上的启发,一些原本关注本土经验的作家,尝试着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国际要素,以增加小说的异国情调,打开文学的想像空间。如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一开始便以叙事者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一封信,作为小说叙事的开端,然后整篇小说似乎是在向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讲诉“我”姑姑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写法照以往的小说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会问: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呢?似乎所有有关莫言小说的评论都没有论及这一问题,但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叙事是新世纪莫言小说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一个非常乡土的中国故事,以一种国际题材的方式开篇布局,从叙述者的角度讲,的确有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发挥余地。从读者阅读效果讲,似乎有一种旁听者的快感。故事是讲给杉谷义人听的,读者作为旁听者静静地接受叙事者的叙事。这与将故事直接讲给读者听,从阅读感受上,是有所区别的。与莫言这种小说叙事手法相接近的,有严歌苓的创作。如她90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扶桑》是讲述华人在北美奋斗历史的故事。她不是直接书写华人奋斗历史,而是以史料拼接的方式,以一种后人的眼光来寻访先人的足迹,将今天华人的处境与历史上华人的作为相对照。这样的小说题材尽管以前也有作家涉及过,但通过严歌苓的发挥,小说浑身散发出奇异的光彩,同样的题材,不一样的阅读效果,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作家的视野已经挣脱了原来单一文化格局,而具有中西文化双重对比的复杂性。这种写作特点,在严歌苓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中始终延续着,像她的长篇《陆犯焉识》,摆脱了原先那种“伤痕文学”的问题意识,从更加宽广的人性的视角,揭示政治运动给人心里留下的创伤和记忆。上海女作家陈丹燕所创作的一系列有关外滩记忆的非虚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也强有力地呼应着一种开阔的国际写作视野。在《成为和平饭店》 《外滩:影像与传奇》 《公家花园的迷宫》等作品中,陈丹燕不是要怀旧,也不是简单地在历史的选择上贴上对错的标签,而是想从后来者的角度,从一个经历了天翻地覆、历史沧桑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换句话说,以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视野来重新打量历史。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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