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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3)

    发布时间: 2016/12/29 0:20:0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新世纪中外文学之间,有着很多奇遇和新的契机。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对于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构成了一种情结,人称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傅光明在《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一文中认为:“对一些具有浓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国作家来说,每年底的诺奖揭晓都是一种精神煎熬。其实,期盼中国作家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奖台,远非许多中国作家的梦,它也让那些把此奖项与国家荣誉链接在一起的国人,魂牵梦绕了许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屡见媒体,并不时掀起争议。”h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价值和评价,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一直有争议。一部分人是持认同态度,如刘再复在《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一文中认为,“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十二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一十年来,始终受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i而批评者中,像李建军在《直言莫言与诺奖》中质疑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文学奖项的水准和影响力,决定于它的评委的素质和修养。然而,任何一个文学奖的评委会,无论其专业精神有多强,鉴赏水平有多高,判断能力有多好,也总有它力所不逮的地方。例如,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来讲,由于文化的同构性和语言的可转换性,阅读、理解和评价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通常来讲,并无太大的滞碍,但是,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国文学,他们便难免不陷入茫然的尴尬状态。”j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体现出中国作家、批评家围绕诺贝尔文学奖,展开对新世纪以来外来文化影响的探讨。在以往讨论外来文化对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影响时,通常都专注于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但新世纪的论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文学评奖以及文学翻译展开的。这体现出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了以往的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渠道之外,国外的文学评奖的影响力直接介入新世纪中国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较之具体的外国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思潮的影响力都要大。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魅力,莫言作品绝不可能像今天那样获得全世界文学读者的注目。据统计,莫言作品外文版品种超过105种,其中法语最多,达27种,英语17种。k各种各样的国外文学奖项落到中国作家头上,这当然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扩大的一个证据。但另一方面,担当这些文学奖评委的人员,都是外国的评论家。就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中,没有一位中国评论家一样,整个批评的话语权是在国外这些评论家手里。如果我们对照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以及中国批评家对于莫言作品的阐释,很明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在这里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这种失语,不是中国当代批评家对于莫言作品的阐释丧失有效性,而是西方阐释体系凭借其强势,剥夺了中国当代批评家的话语权力。以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与莫言在颁奖典礼上自己的陈述,呈现出明显的错位。横加在中国作家身上的“他者”的眼光,或许并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有意为之,但西方文化的价值优越感以及评价尺度的刚性力度,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当然,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漫漫长途中,文学翻译是必须经历的语言门槛和文化门槛。从翻译的主体性角度考虑,翻译家对中国作家作品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取舍,问题在于中国作家、批评家对于这种取舍持什么态度。莫言在《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曾谈到英文译者“葛浩文教授在他的译本里加上了一些我的原著中没有的东西,譬如性描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l。可能莫言的表述带有些小说家的夸饰,以至于给人印象似乎是他的作品英译本是根据译者的需要而随意添加删减。莫言作品英译本在情节上的改动,比较突出的应该是《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这是应葛浩文教授的建议,为适合英语读者的需要而改动的。莫言的其他几种英文译本,很少有这种现象。据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史国强教授对照《丰乳肥臀》的英译本和中文原作,得出的结论是“葛浩文教授的翻译是紧扣原文的。所谓归化的译法,在他那里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用得极少。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并没有稀释原文的文化、修辞、词法等信息。在对待‘译入语文化规范上’,他以巧妙的方式将原文信息不折不扣地传递给英语读者。”m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许钧教授在比较了莫言、高行健作品的法文译本后认为:“就法语而言,我读过杜特莱翻译的《灵山》,也读过他翻译的莫言的一些作品,如《丰乳肥臀》,而且还做过比较,我个人认为,杜特莱对这两个作家的各不相同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在我看来,在他的译文中,这两位作家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得到了较明显的体现。”n这些外语教授的研究中都突出强调文学翻译对于原作的忠实。他们并不否认文学翻译不可能像照相一样原封不动地将原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他们同时强调翻译不应该是随意改变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艺术特色。这一点,就是被莫言认为共同参与了英译本创作的葛浩文教授也不否认。因此,莫言所谓的译者共同参与创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呈现译入语的文化规范。
      四
      如果说,新世纪之前,外来文化影响主要体现为打开国门,让外来文化走进来,那么,新世纪以来,增加了一种双向性的流动影响。所谓双向性的流动影响,是指不同于以往单向输出的文学影响模式,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学、文化通过选择接受一些中国文化和文学,来保持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而这样的选择,对中国当代文学同时又起到促进作用。以法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接收为例,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和接收是表现最为积极的。这不仅是法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传播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也与法国文化的开放姿态有关。问题在于在对待中国文学态度上,选择哪些作家作品翻译、介绍,体现着法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作家作品的潜在价值。在法国诸多出版中国文学的出版机构中,成立于1986年的毕基埃出版社表现抢眼,至2012年,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总计119部,其中当代作家近40位,包括毕飞宇、北岛、陈大春、曹文轩、丹石、方方、格非、古龙、郭小橹、冯华、韩少功、黄蓓佳、金易、李昂、李迪、李锐、陆文夫、莫言、彭学军、苏童、孙甘露、吴帆、王安忆、王刚、王朔、汪曾祺、卫慧、欣然、杨红樱、杨辅京、阎连科、叶兆言、尹丽川、余华、张承志、张宇等。o从毕基埃出版社的翻译选择看,法国的文化主体意识非常强势,不少在中国国内读者看来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并不在他们的选择之中,如王蒙、茹志娟、高晓声、张洁、张贤亮以及马原、李杭育、阿城、史铁生、贾平凹、阿来等作家作品,并没有进入出版视野,当然,有可能其他法国出版社已翻译出版过,但不排除出版机构的文化主体意识在选择翻译作品时的影响。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向外传播,新世纪以来,可以说达到了一种非常自觉的程度。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出版机构,似乎看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潜在市场价值,像麦家的小说,被冠之以谍战小说的名称,行销英语世界p。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成为德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不会满足于被选择的被动状态。新世纪以来,国家层面的政策行为频频出台。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在莫斯科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上,尝试“版权赠送”计划。即由国家买下版权,在书展期间,向各国出版商免费赠送版权。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推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翻译费用,到2014年已经资助翻译出版达数千种图书。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明确从国家层面支持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战略q。2014年11月,中国外文局主办,多家中央直属机关参与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会议”在京举办,研讨中国图书走出去如何提速问题r。当代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图书市场的走向,尽管不够理想,但像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麦家以红色谍战小说家的身份,荣登美国《纽约时报》;阎连科继村上春树之后,获得卡夫卡奖。这些事件从一个侧面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行之有效。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双向性的文学交流规模和程度,都将获得加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到南京大学开设课程,与江苏作家毕飞宇等对话交流s。2014年,持续8年的“上海写作计划”,邀请8位不同国家的作家、诗人来上海,生活一个月,体验上海的市民生活,与读者、作家自由交流t。这是中国直接向外国写作者敞开胸怀,以最直接的方式,输出文化。曾几何时,上世纪只有极少数著名的中国作家,受邀去美国或是欧洲的大学,享受住校作家的待遇。而今,中国也开始这样的政策。从文学的角度,看待这些变化之中的中外文学对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今中国作家接受外来影响的心态和方式方法,有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走向,一定会有更加持久、深刻的影响。
    编辑:秋痕

    新世纪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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