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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命名辨析(2)

    发布时间: 2017/1/12 13:33: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不仅政权更替频繁,自然灾害也频频出现,正史中水患、风雹、霜雪、地震、蝗螟、疫疾的记载连篇累牍,读来触目惊心。统治者都面临着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合法依据、维持其长久性的问题,如吴主孙皓、魏明帝、晋
    武帝、前秦苻坚、宋太祖、梁武帝等都曾意图封禅,虽未真正践行,但对符命的利用却愈演愈烈。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符命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两汉史书,符瑞文化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宋书》设《符瑞志》,这是正史设符瑞类志的开始。之后,除《南齐书》设《祥瑞志》,《魏书》设《灵征志》,东晋王隐《晋书》设《石瑞记》、《瑞异记》,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设《征祥说》,齐臧荣绪《晋书》设《瑞志》等外,《瑞应图》之类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有学者即认为:“符瑞思想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进入了全面的整合期”〔5〕。整合意味着对符命更全面与理性的认识,如《宋书·符瑞志》就这样评价符命的重要意义: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见圣人利天下,谓天下可以为利,见万物之归圣人,谓之利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符瑞之义大矣。〔6〕
      以圣人、经书来给符命寻找理论依据,强行把本出谶纬的符命经典化,使得符命的地位大大被抬高了。更重要的是,在《符瑞志》中,沈约将“天命”与“圣德”相联系,解释了政权更替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称“虞、夏、殷、周、秦、汉当授天命”〔6〕、“汤将奉天命放桀”〔6〕、刘裕乃“汉家苗裔,当受天命”〔6〕等等,这事实上将改朝换代归为上天的意志,暗示着宋代晋、齐代宋、梁代齐都是上天使然。这种“必然性”无疑是南北朝诸朝统治者最需要和最希望看到的。《南齐书·祥瑞志》更是以符命为萧齐代宋鼓吹:
      天符瑞令,遐哉邈矣。灵篇秘图,固以蕴金匮而充石室,炳《契决》,陈《纬候》者,方策未书。启觉天人之期,扶奖帝王之运。三五圣业,神明大宝,二谋协赞,罔不由兹。夫流火赤雀,实纪周祚;雕云素灵,发祥汉氏,光武中兴,皇符为盛,魏膺当涂之谶,晋有石瑞之文,史笔所详,亦唯旧矣。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门郎苏偘撰《圣皇瑞应记》,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其余众品,史注所载。今详录去取,以为志云。〔7〕
      萧子显先为谶纬之类图书未能入史叹不平,继而指出符命有“启觉天人之期,扶奖帝王之运”的作用,周、汉、东汉、魏、晋之兴,无不有符命昭示,前史所载符命皆前朝旧事,因此应将萧齐受命之符重新整理收录。这显然是在为萧齐代宋提供天授证明。
      以沈约、萧子显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通过史书的编纂,实际上将前代符瑞进行了聚合和再解释,对符命思想作了重新梳理,为南北朝统治者改朝换代提供理论依据,为符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扩大了影响。
      梁武帝时代,“符命”仍是政治上的一个关键词。相对于前代帝王,梁武帝对符命的利用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神化其出生,“高祖以宋考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所居室常若云气,人或过者,体辄肃然”〔8〕。这是历代帝王为强调天意所归惯用的说法。而关于其受帝命,齐帝禅位诏书有云:“河岳表革命之符,图谶纪代终之运”〔8〕。梁武帝登基,告祀于天,其中亦云:“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而晷纬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8〕先言改朝换代乃天意所在,又以受禅前符命并至来昭示代齐的合理合法。而在梁武帝统治期间,《梁书·武帝纪》关于老人星频繁出现的记载就达四十余次,让人震惊。何以如此呢?《黄帝占》言:“老人星一名寿星,色黄,明大,而见则主寿昌,老有康,天下安宁。”《春秋纬》言:“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春秋运斗枢》言:“王政和平,则老人星临其国,万民寿。”《石氏》言:“老人星明,主寿昌,天下多贤士。”《孙氏瑞应图》言:“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①这些图谶纬书都认为老人星出现预示着承天受命、国家治平、君民多寿、天下多贤才。梁武帝本人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的贪恋权位也使老人星这种符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与之相反,封禅典礼在梁代影响有限。梁武帝并非没有封禅之心,《梁书·许懋传》载,在梁武帝建国之初,“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8〕然而当许懋以“此(按:指封禅)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8〕的理由阻谏时,梁武帝作为国主,表现得颇具雅量,对许懋的意见“嘉纳之”〔8〕。梁武帝之“嘉纳”,应代表着他对许懋关于封禅认识的认同。
    关于封禅非正经之说,许懋之后,多有嗣响,即如隋王通《文中子》所云:“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9〕而《晋书·礼志》言:“封禅之说,经典无闻。礼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格。天子所以巡狩,至于方岳,播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谶纬诸说皆云,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易姓纪号。秦汉行其典,前史各陈其制矣”〔10〕,代表着唐初一批学者的共同看法。这些文献关于封禅“非正经”的性质界定,实已把这种典礼拉下了神坛。
      然而,对于符命的利用,显然是另外一回事,它不仅服务于封禅,还被普遍地用于宣扬皇权天授、国家升平。
      通过正史所设篇章的变化,我们也可清楚看出,在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符命”、“符瑞”等代替“封禅”成为一个出现更频繁、影响更深广的词汇。在《史记》中有《封禅书》,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封禅之事分别记载在《郊祀记》和《祭祀志》中,而《宋书》、《南齐书》、《魏书》则分别列《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专门记载当朝符命,以显示皇权天授、社会升平。
      可见,从秦至西汉末,“封禅”一词与“符瑞”等类词并行;王莽纂汉,强调天命,“符命”一词在历史上凸显;至南北朝,封禅典礼未曾践行,符瑞文化快速发展,“符命”、“符瑞”成为远比“封禅”活跃的词汇。这或许就是萧统以“符命”,而不以“封禅”为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等文立体命名的原因。表现出的是,身为太子的萧统,比之刘勰,政治上具有更强的敏感性。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作为一种文体,“符命文并不直接产生于符命,而是产生于封禅大典的需要”〔1〕,《文选》所列三篇“符命”文都是为劝封禅而发。在为这些文章立体命名时,称“封禅”还是称“符命”,萧统是有选择的余地的,以此而不以彼,更多的应是受到其身份、地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二 “封禅”和“符命”既存在不同,就有何者更为合理的问题。通过追溯“封禅”、“符命”的文体命名史,我们可以发现,萧统之命名因内涵、外延清晰,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
      如前所述,伴随着汉代皇帝的封禅典礼,产生了一批封禅文献。《汉志》小说家类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注云产生于武帝时。据《史记·封禅书》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2〕
      参与汉武帝封禅之议的有方士,有儒生,余嘉锡先生称:“武帝本信方士之说,以为封禅不死,而诸儒顾牵拘《诗》、《书》,故武帝遂罢而不用。疑此十八篇者,皆方士之言,所谓封禅致怪物与神通,故其书名曰方说。方者方术也,犹李少君之祠灶谷道却老方,齐人少翁之鬼神方云尔。其诸儒所采《诗》、《书》古文之说,当不在十八篇矣”〔11〕,应近于此书的实际。
      《汉志》礼类著录《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三种著作,其中《封禅议对》,班固注云:“武帝时也”〔3〕,应是《史记·封禅书》所谓“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产生的汇编文件;《古封禅群祀》应是《史记·封禅书》所谓“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之类,是汉儒汇编古代封禅相关礼仪而得的文件;《汉封禅群祀》则是关于汉代封禅礼仪的汇编文件。显然,在西汉时期,伴随着汉武帝对于封禅典礼的张扬及多次践行,公卿、儒生、方士的大规模参与议论,已产生了一批以“封禅礼仪”为核心的封禅文献。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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