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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命名辨析(3)

    发布时间: 2017/1/12 13:34:1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东汉是文体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如蔡邕《独断》、刘熙《释名》,都未及“封禅”一体。从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的遗文来看,有“图谶”一类,与“封禅”、“符命”之体关系较为密切。到了刘宋范晔作《后汉书》,开始对作家创作的各体文章进行著录,但仍没有“封禅”之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班固《典引》篇,在《后汉书·班固传》中的著录情况如下: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12〕
      范晔列传主所著,可归体则归体,存在归体困难的就单列篇名,《典引》即属后一种情况。班固所做文章,有赋、颂等体,但范晔并不以《典引》属之,可见《典引》的特殊性已引起了范晔的关注。但在范晔所生活的刘宋时期,显然还没有产生“封禅”这种文体名称。《后汉书》单列《典引》的做法,无疑提示着后人,这类文章是区别于赋、颂的另一种文体,应对其进行明确的文体归类。
      较早将“封禅”列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是任昉的《文章缘起》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封禅书”是前者所列八十四种文体之一,后者列《封禅》一篇专论“封禅”一体,所占篇幅昭示着刘勰对此体非同一般的重视。但《文心雕龙·封禅》所列篇章实际上还存在分体的矛盾,它们既包括劝请封禅之文,如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析》、班固《典引》等,又包括在封禅典礼举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颂扬帝德、刻于泰山之上的刻石文,如李斯《刻石文》。关于后者,《文心雕龙》在论述其他文体时亦有提及,如称《颂赞》:“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9〕《铭箴》:“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9〕。
      当今即有学者指出李斯《刻石文》兼具颂、铭、碑等多种文体因素,“在颂、铭、碑三种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均做出贡献”〔13〕。刘勰的这种做法也昭示着一个事实,他对“封禅”一体的认识是不严密的,没有能够将其从内涵、外延上与其他文体做出明确的区分,因而导致其与其他文体关系错综,以致后世学者疑惑“封禅”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
    而《文选》在所立“符命”一体中,仅收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等劝请封禅的文章,无疑使“符命”一体的外延和内涵更为清晰,从而明确了与其他文体的界域,具有独特的特征。
      分体总集的编纂在南北朝盛极一时,专收封禅文的总集在《隋志》中即有著录,《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有《上封禅书》二卷,注云:“梁有《杂封禅文》八卷”〔14〕。任昉、刘勰能够立“封禅”体,是有创作基础的。而且《隋志》将“封禅书”列于赋集之后,在分体总集中的位置相当靠前,甚至在颂集、诗集等等之前,可见因“封禅”事关国家大典,“封禅”一体在当时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时期,“封禅”或“符命”类文章虽然仍受关注,但其文体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如唐人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时,在“赋”体下列子目“符瑞”,“杂文”一体下列子目“帝道”(收岑文本《拟剧秦美新》一文),“表”、“碑”二体下皆列子目“封禅”。宋人姚铉编选《唐文粹》,在“颂”体下列子目“封禅”,收张说《大唐封禅颂》等文;“古文”下列子目“符命”,收录柳宗元《贞符》。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将唐代皇帝所下诏书分门别类编纂,卷六十六“典礼”下首列“封禅”子目。很显然,在六朝时期作为文体出现的“封禅”或“符命”类文章,到了唐宋时期,已被分散到赋、杂文、表、碑、颂、诏等文体中,演化成了其他文体的子类。
      明人仍承六朝人的做法,将“符命”单独立体。徐师曾编《文体明辨》,虽仅将“符命”一体列于附录中,称:“至于附录,则闾巷家人之事,俳优方外之语,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辞于世。若乃内不能辩,而外为大言以欺人,则儒者之耻也,故亦录而附焉”〔15〕。他虽对附录所列文体的内容不满,但并不否认它们作为独立文体的意义。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亦列“符命”体,但与《文体明辨》一样,《文章辨体汇选》“符命”体所收亦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柳宗元等人之文,反映出“封禅”/“符命”体之外延比起诸多文体,是相对较小的。这与此体的应用场合、现实需求等密切相关,不可苛求。
      后来的总集或文学批评著述,虽还有评录“符命”体者,如来恂裕《汉文典·文章典》等,但更多的则是如王兆芳《文章释》、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等,所论文体虽多,但都不再给“封禅”/“符命”体位置。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文钞》等开始对文体进行归并后,更难给“封禅”/“符命”体一席之地。
      之后,学者更是反对将“封禅”/“符命”单独立体。章学诚云:“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其体为主臣矣”〔16〕,赞成唐宋人的做法,将这类文章归并入颂体。朱珔《文选集释》云:“棻以献符命投之四裔,假令雄为符命,则莽亦必并投之,然彼所称符命,乃桓谭于世祖上疏,以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非徒为谀颂之文而已;《文选》此等文曰符命,只是昭明所题,非其旧也。”②甚至不承认此体的存在。今天也多有学者,如詹鍈等,认为此体实可归入颂体,不必单立。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经过历史的选择,“符命”作为文体名称被后人更多地接受,这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封禅虽是国家大典,但在我国历史上,仅有秦始皇、汉武帝、王莽、光武帝、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等七位帝王真正举行过封禅,所以影响较小。而“符命”作为一体,虽指那些劝行封禅的文章,但因“符命”一词本身所含有的意义及符瑞文化在整个封建时代被广泛强调与运用,使得“符命”一体影响更为深远。另一方面则源于萧统所谓“符命”比刘勰所谓“封禅”内涵、外延更为明晰,所涵括的文章有更独立的特征。
      但“符命”/“封禅”作为独立的文体类别,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这受制于它产生与应用的特定场合与对象,更与它产生的方式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因文立体”方式产生的文体。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言:
      “因文立体”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体归类的传统方法,正因为如此,才会在历代出现文体分类纷繁琐杂的局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相当注重文体的应用性质和社会功能,为了便于实用,所以文体分类日益趋于纷繁琐杂。〔17〕
      既是“因文立体”,在对文体命名时,便不免包含着立体者的某些个人因素。如黄侃所言:“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收以简驭繁之功。”〔18〕我们只有透过文体命名的表象去探究其内涵与外延,得出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方面的意义,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种文体。
      《文心雕龙》论及34种文体,《文选》设39种文体。两书命名虽不一致,但内涵接近的文体,大致有《文选》之“上书”与《文心雕龙》之“说”、《文选》之“祭文”与《文心雕龙》之“祝文”、《文选》之“符命”与《文心雕龙》之“封禅”等。但这种命名的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同体异称、大致相同、二而一等一语带过,而应探究背后的原因。这有利于我们明了这些文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识时代、环境等因素对立体者的影响以及何种命名更为合理等等问题。作者:赵俊玲
      注释:
      ①见于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见于朱珔《文选集释》,上海受古书店本1928年出版。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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