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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的尴尬:《文选》在宋代的嬗替(1)

    发布时间: 2017/1/12 13:35:0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唐去六朝未远,萧统所编《文选》在整体上所体现的高华清雅的气质,是唐代社会所崇尚和唐代诗人所亲近的,而宋代带有浓厚平民化倾向的社会风气,乃与《文选》趣味相去校远;而且由于长期被作为学习范本,宋人一定程度上已经厌倦了《文选》,故它在宋代的受冷落遂成必然。但是,《文选》毕竟有恢弘的体量与绝世的风华,而且宋人所推尊的老杜,恰是它的忠实读者,因此,宋人之于《文选》,非但无法割舍,甚且时常依恋。
      一
      《文选》风靡于唐朝,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引导并塑造着唐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对《文选》的追摹,才成就了唐代文学的高潮。杜甫劝子读书云:“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应可理解为唐代诗人的普遍取向。李德裕表示家不置《文选》(《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也从反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选》为学者案头必备的普遍情况。
      宋初,文人仍然重视《文选》。《文选》仍是文人学习、模仿和推重的范本。著名文人宋祁,即曾手抄《文选》三编。王得臣在《麈史》一书里记其幼时,先君令其日课《文选》,并举小宋为典范(王得臣《麈史》卷中)。《文选》在宋初的流行,其实是唐诗传统的沿袭。
      但是,庆历以后,文风丕变,流行五百年的《文选》的影响,呈式微之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呼‘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见,宋代文坛风尚的变迁。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如若继续草必“王孙”、梅必“驿使”、月必“望舒”、山水“清晖”云云,则不仅不雅,反而大俗。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杨亿、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在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一代文学每每发展到这个时期,势必有所因革,势必奠立适合当代的新的文章范式。旧的读本就会受到挑战而被扬弃。
      带头唱响《文选》时代的挽歌的,正是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巨擘的苏轼。苏轼对待《文选》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几乎凌驾于这部被前人极力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评其不足。在他眼里,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数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许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纱。“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又说“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东坡志林》卷一)。苏轼这种平章古今、睥睨《文选》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因此,《文选》在北宋中叶被轻弃,是以苏轼为核心的宋代文学自觉的重要体现。他们着意于唐人之后劈山开道,故不向如来行处行。从杨亿到晏殊,就企图建立新时代的诗学趣味和规范。这是北宋诗坛的第一次觉醒,但仍是唐诗的旧路,所以被以欧、苏为代表的第二波诗歌运动所超越。欧、苏一代,追求新变,追求有别于唐并超越之。其最后的方法总结,即是苏、黄所提倡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其所谓“俗”与“故”,是包含《文选》而下的诗歌传统在内的。有人说“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实,也是作为《文选》的反题。因为这些空前自信的大家,已然不屑于步《文选》之后尘了。
      苏、黄时代对《文选》的否定,既是对六朝文体的扬弃,也是对唐诗的超越。北宋中期之所以能够推倒《文选》之牌坊,正在于有那些敢于睥睨古今的大家。他们对《文选》的超越,如果看作一种时代气象,可能更为合适。
      宋诗之所以在整体上能够走出以《文选》为祈向的古典时代,还在于宋代文人切入生活之深。他们太熟悉这个时代,在他们笔下,平凡与不平凡,平淡与不平淡,雅与俗,都随缘自然,在在共存。它们洗净了六朝的绮靡,选择了素朴淡雅的主导风尚。
      从杜甫推尊《文选》,到苏轼批判《文选》,时间约三百年。这三百年可谓“《文选》的时代”。杜甫之誉《文选》与苏轼之批《文选》,不仅是一己之好恶,而是时代风气使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发展规律使然。
      《文选》仍是那一部《文选》,《文选》自身并未有变化,变化的是时代、读者及其审美趣味。要之,《文选》作为一本文学总集,与其作为一本写作范本,是两回事。作为写作范本,会因长期深入的模仿而趋于陈俗熟滥,遂使读者厌倦;而作为文学总集,自有其历久弥新者在,故《文选》不可能完全被后来其他文学选本所取代。南宋中后期学习《文选》又成为新的时尚,其故或即在此。
      二
      杜诗,顺理成章地成为取代《文选》的经典读本,成为新的典范。从学《文选》到学杜,一种雅的范本取代了另一种雅的范本。
      《文选》因为长期被作为写作范本而无可避免地“俗”了、“旧”了,时代亟需新的经典选本。这种对新经典读本的选择,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期文学界已经有了结果。苏轼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
      我们注意到,杜诗的流行与《文选》的没落,在时间上是相衔接的。庆历以降,杜诗实际起到了替代《文选》的地位。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徐斯远文集序》)与陆游所言庆历之后《文选》不行,正相连贯。在中晚唐,杜诗已为一部分诗家所尊奉。其在入宋后渐受推重,既有一贯的因承之势,也是宋人的自觉选择。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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