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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访秋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别论(6)

    发布时间: 2017/3/31 1:45:2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像以上这种寓纵横于隐逸者流,初而借隐逸以博虚名,继而借虚名以谋禄位,比较起来,犹其上焉者。至明季有所谓“山人”者流出,可以说纵横、辞赋而又加上了隐逸。继为诗文,辞赋也;名为“山人”,隐逸也。但既隐逸,似应栖迟丘壑,不与外事才对,然而专喜往来于王公大人之门,不求仕宦,而佯为狷介,阴受馈赆,实同乞儿。陈眉公、王伯谷之流,实为此派之代表。⑤
      这是不再认同周作人之说了。
      二是对袁枚评论的变化。如前所述,《章实斋评〈随园诗话〉》辩驳了章学诚对袁枚“名士习气”的批评,但《纵横·辞赋·隐逸·俳优》以袁枚“士大夫宁为权门之草木,勿为权门之鹰犬”之说为例,以为:“高明如子才者,尚不免有此自卑自贱之见,其余不如子才者,彼等之居心处位,已可想而知矣。”⑥这显然是对袁枚之“言行不检”之品行、“立身”“放荡”之节操的含蓄的批评。
      第三,《嵇叔夜论》结尾对嵇康在政治上决不苟且之“人格”再三致意,《纵横·辞赋·隐逸·俳优》对中国古代“文人之品格”每况愈下的批评,犹如顾炎武、王船山对士人品行的批评乃是有感于明末清初士人在世变中的出处,任访秋先生的这种思想的变化也是源于他的现实感受,尤其是周作人之“下水”的直接而巨大的思想刺激。本文前面讨论任访秋先生为阮籍与司马昭的关系所作的辩解时,曾引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的议论。其实,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缘起和命意,诚如其于是书题记云:“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①所以周祖谟说:“作者注此书(引按,指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时,正当国家多难,剥久未复之际,既‘有感于永嘉之事’,则于魏、晋风习之浇薄,赏誉之不当,不能不有所议论,用意在于砥砺士节,明辨是非,这又与史评相类。”②这说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同乎顾炎武《日知录》对正始风气之批评,正在于著者寄托古代而意在当世之著作大旨,此亦可以说明《嵇叔夜论》和《纵横·辞赋·隐逸·俳优》之著作缘起与命意。
      再看《韩愈论》。
      这篇文章大约是抗战爆发前的文字。其中这样评论韩愈的文章,似乎是肯定的评价:
      他(引按,韩愈)以数十年的努力,给中国的散文,在语句上、在结构上、在意境上树立下一种规模,给后人开示一条道路,使之有规可循。同时他的散文,不止于表情达意,而是能够反复吟诵,在形式上自成一格,而堪与骈俪相颉颃的一种美术文。③
      但是,这种肯定看似不同于周作人对韩愈文章的完全否定,其实这段话乃是典型的“春秋笔法”:所谓“给后人开示一条道路”,不过是说韩文在后世的影响,即传承至于清代的古文传统,这仅仅是指出了不能否认的文学史的确然事实而已,却没有对这个影响进行价值判断;所谓“能够反复吟诵”,则如周作人所说的:“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④。
      关于韩愈的文学理论,是明确否定的,认为韩愈“在文学理论上没有树立下什么坚实的基础”⑤。至于韩愈的思想,则曰:“退之是一个文人,不是思想家,从他的著述看来,他对于儒家,似乎入之并不甚深。《原道》、《原性》、《原人》诸篇,见解均极平凡,至对于二氏,更无深刻之认识”⑥。不过也承认韩愈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虽然如此,而退之在唐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终于是不能抹杀的。其所以然者,因其《原道》一文对宋代道学之影响至深且巨也”⑦。这也是“春秋笔法”之论,这里所述“《原道》一文对宋代道学之影响”,以30年代作者对于道学的看法,显然是隐含了否定之价值判断的意味。
      文章甚至还以整整一节专门论述韩愈之品行、人格。首先说:
      退之虽以儒家自命,但其实对于所讨论之辞受、取予与出处、进退诸问题,似均不甚措意。其一生制行,实与战国时之纵横家无以异。⑧
      “纵横家”之说,似从周作人所谓韩文“正是策士之文也”之说而来,而同乎《纵横·辞赋·隐逸·俳优》一文之“纵横”之意,贬斥之辞也。下文进而以两例具体说明这个概论。其一曰:
      退之到了晚年,其训诲子弟,仍不改往日之初衷,一以利禄相诱引,试一读其《符读书城南》及《示儿》二诗,即可知其热衷之心,老而愈笃。①
      其二曰:
      至他一生文学中最招后人之非议者,是他的《潮州刺史谢上表》一文。内容系对他谏佛骨事,自认为“狂妄憨愚”而乞求天子的哀念。其可怜之态,与夫对天子之辞,……(引按,略)让我们现在读起来,还替他汗颜不止。往日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竟经不得些许摧挫,可谓消磨而无余了。无怪乎太炎说他“色厉而志荏,内冒没而外言仁义”啊!②
      这是讽刺韩愈在排斥佛教时,谏迎佛骨一事前后的不同的表现。此诚可谓极力之抨击也。
      总之,这篇写于30年代的《韩愈论》几乎是完全否定韩愈的文章,并且几乎完全是呼应周作人的对韩愈不遗余力的抨击。
      但是,我更为关心的是作者对韩愈评价的变化。40年代,虽然偶尔在文章中曾经批评韩愈写谀墓之文③,但对韩愈文学思想、创作的评价,却是正面肯定其贡献和影响了。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中,称赞韩文是“伟大的建树”,并且在详细分析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退之的文章不只是法六经、史迁,而且是学屈、宋、杨、马。他的文章体制,虽是以北方的散体为主,但他受南方辞赋的影响也非常的深。所以他对唯美派的作品,可以说是能够袭其精而遗其粗。从刘彦和、颜之推两人所主张的实用与唯美两派调和折衷的理论,所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按,原注)的理想,到退之的文章,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也无怪乎后世推他为文章的山斗,而东坡誉之谓“文起八代之衰”了。④
      这里不仅指出了韩文的特征,而且指出了韩文的文学史意义和影响,完全是正面的肯定。这与上文讨论的30年代的《韩愈论》中的评价,显然迥然不同。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原因固然如上文所说,兹不重复。解志熙《古典文学现代研究的重要创获——任访秋先生文学史遗著三种校读记》一文⑤,对任访秋先生30、40年代之韩愈评论的思想变化,也有十分深入的讨论,可参阅,以避免本文所论之不足或偏颇。
      总之,写于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散论》,表现了任访秋先生的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而如本文这样,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考察这种变化,则是试图讨论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变化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虽然任访秋先生与乃师周作人的学术思想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师生关系之私人性质,但本文论述的任访秋先生这种学术思想的变化,显然也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种秉承并坚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之学术大德和良知。学术与社会、时代乃至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于20世纪中国学术和学者的重要而沉重的论题,然而,这个论题同样也不乏令人振奋之处,学术的品格和良知自有其不屈的力量和对正义的信念。任访秋先生的30、40年代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此之谓也!
      也许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任访秋先生也未因为周作人之“下水”而完全弃绝乃师之学,乃至师生之谊。这一点超出了本文的论题,却是应当说明的。任访秋先生晚年著述如《中国新文学渊源》、《中国近代文学史》等,其立论之大旨,仍然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学术影响,这是不必赘言的。至于师生之谊,则可以见诸《忆知堂老人》一文,题目之“知堂老人”,明示师生情感,而且文章中归结“知堂之所以晚节不终”之原因,特意指出“家庭关系”,此殆“同情之理解”也欤?
    编辑:秋痕

    任访秋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别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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