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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美感特征

    发布时间: 2017/6/13 10:51: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的现代美感特征 
      (一)美感特征的核心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是悲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收录的篇章都或明或暗的体现着这一基本的美感特征,《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中提出以“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①我们从“绝望与虚无”、“充满痛苦”这样的词眼里看到的是悲凉的文化人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和麻痹的国民的寂寞。在《“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中的沈从文“不满于自己的孱弱,更憎恶周围的势利”、“语言本身的不大够用”“越是深切地陷入那种词不达意的痛苦,反而越有可能创造与众不同的文体”,②这是“乡下人”的自卑与悲凉铸就了沈从文成为具有独特文体的小说家。另一方面,二十年代末期,他以自己的小说创作赢得世人注目,转变成教授和绅士阶级的一员,实现了他的世俗的生活理想,那么在这过程中,“城里人的冷漠挤开乡下人的热枕”,他审美感受本身的变质让他作为独特的文体小说家从读者眼前渐渐消失。不管是“乡下人”成功文体还是成功实现“土绅士”的理想,都带着无法忽视的悲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阿Q正传》、《金锁记》、《子夜》、《寒夜》、《边城》、《雷雨》、《骆驼祥子》等等作品,通过人生悲剧、事业悲剧、性格悲剧、爱情悲剧扩展为广阔而深刻的社会悲剧。当文学重新解放之后,悲剧又一次涌现,那是对悲惨的事实的直接表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都直接的体现了在阴暗的时期人们或肉体或精神上所受到的难以修复的摧残,“悲凉”作为现代文学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贯穿现代文学始终,并不断发展。 
      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现代文学史上的文人们感触于自身命运的飘零,焦灼,愤慨于祖国的未来,自然的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相联系,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感”。众多的作品表现祖国当下的黑暗,或描写现代人的焦灼等等,内在的表现了“悲凉”的特征,但在“悲凉”的核心周围弥漫着一些其他的美感氛围,时而明快,时而激昂,时而感伤,时而热烈,时而迷惘。③那么这里主要归纳为“理想化的激昂”和“看透了把戏的嘲讽”这两种基调,这里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美感特征来进行简单的阐述。 
      (二)理想化的激昂 
      在这里的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的《女神》。它诞生于五四运动激烈动荡的时期,祖国的“不自由”,国民的颠沛流离的无奈感,自然地激发了这个诗人的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郭沫若此时留学日本接受到了许多西方文學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使得《女神》处处都显示了一种时间运动、生命运动的动人景象。④“振动”、“燃烧”、“再生”、“涅槃”、“飞跑”、“飞扬”等等都是一种激昂的情愫,在时间之流的波涛汹涌之中,《女神》没有中国古人物是人非的那种感伤,他把感伤变为奋强的促进因素,对于眼前的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诗人全身迸发的是一种无穷的信心,满怀着勇气和进取,渴望着自我的“翱翔”,渴望着能够为祖国“欢唱”。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生”,这洋溢着破坏一切旧的,不合理的,以自身的毁灭换取更好的新生,象征着把现代中的旧制度推翻,建立美好的未来社会。郭沫若热情描述着他心目中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文学的历史,在《生命底文学》中《郭沫若论创作》中,“创作生命文学的人只有欢乐:一切逆己的境遇乃是储集energy的好机会,energy愈充足,精神愈健全,文学愈有生命、愈真、愈善、愈美”,他以一首激昂的赞歌在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的中国文学中宣扬着自信与光明。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对“理想化的激昂”一笔带过,也很少有文章对其进行阐述,但我仍然可以在一些文章中看到诸多作家、诸多作品都表现了一种“理想化的激昂”。在《曹禺戏剧生命的创造与流程》一文中,主要侧重于“作家的文学史研究”,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曹禺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流露着他的本性,他的作品都是他的内在的生命要求,是要创造一个“原始蛮性的世界”。 
      (三)“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的嘲讽 
      说到这种洞察社会弊病,讥讽国民孽根性,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冷漠和绝望的悲痛去审视这个社会,无疑要提鲁迅。在《呐喊》、《彷徨》里充满了沉重和压抑,这涉及到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写于1918-1922年“五·四”运动前后,《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那么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还是新文化阵营分化,都是精神上的折磨。文化人们看到这种现状,无力改变,呐喊只能是自己无力的嘶吼,彷徨最后也归于绝望,只能去嘲讽这个世界,好似还有微薄的希望。鲁迅笔下的阿Q、华老栓、祥林嫂、爱姑等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阴暗里,为生存而挣扎,麻木的忍受着剥削与压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嘲讽的意味再明显不过,在这种情景之下,又怎么不嘲讽这个虚假的社会和这些愚昧的人们呢。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的许多文人都深感于国民的怯懦与麻木,而自觉寂寞孤独,作品也因而出现了“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的嘲讽。现在的许多评论文章中也自然的许多都聚焦于这一点。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一文中指出真正使老舍有别于其他现实主义中国作家的,不是他对社会弊端的客观暴露,而是他通过滑稽与闹剧笔法对社会弊端所做的嘲弄。而正是老舍看透了这世间的造化,所以才有在小说开始把主人公祥子的精神面貌和那时普遍堕落的车夫做对比,而在小说的结尾老舍又描写了已然堕落成小说开始时的车夫,甚至更甚。作者:赵睿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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