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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与改编(1)

    发布时间: 2017/7/12 11:37:3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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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编《全唐诗》卷10至卷29将郊庙乐章和乐府歌诗单独列出,“以存一代乐制”[1],这20卷所收录的诗歌,除少数郊庙乐章外,几乎全部重见于同书收录的诗人本集之中。这部分重出诗歌数量达到2838首[2],其中很多是唐诗名篇。这种重出互见的现象是《全唐诗》编排体例造成的,故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对它们均未作考辨。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在《全唐诗》中前后重出的诗歌文本有着较大差异,存在很多异文。这些同书异文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全面比勘唐诗异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录诗歌的文本与《乐府诗集》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大多数文字是完全相同的。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清编《全唐诗》与《乐府诗集》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学术界无论是在研究《乐府诗集》的学术、资料价值,还是在探讨《全唐诗》的资料来源和成书经过时,都鲜有学者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粗浅的讨论,并求教于方家。 
      一、清编《全唐诗》前后重出诗歌异文的比勘 
      《全唐诗》卷126录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杨子谈经所(一作处),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一作缓),坐久落花多。迳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一作引)笙歌。”此诗在《乐府诗集》卷80“近代曲辞”作《昆仑子》:“扬子谭经去,淮王载酒过。醉来啼鸟唤(一作换),坐久落花多。”未署名。[3]《全唐诗》卷27,诗题、文字均同《乐府诗集》,仅录前四句,亦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128录王维《息夫人》:“莫以今时(一作朝)宠,难忘(一作宁无,一作能忘)旧(一作昔)日恩。看花满眼(一作目)泪,不共楚王言。”此诗在《乐府诗集》卷80作《簇拍相府莲》:“莫以今时宠,宁无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应门。”比前者多出四句,且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27,诗题、文字均同《乐府诗集》,亦未署名。那么后四句从何而来呢?《乐府诗集》卷79《水调歌》入破第六徹:“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君门。”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27,录此四句,亦未署名,与《乐府诗集》完全相同。 
      上面所列是不是个别现象呢?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我们将《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所有唐诗与《全唐诗》进行了一一比勘,但由于其数量相当巨大,不宜在此全部列举。为了便于表述和阅读,仅从《唐诗三百首》中选择几首较为著名的乐府诗来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 
      从表1不难看出,无论诗歌标题、作者,还是诗句本身,《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录诗歌的文本与后面诗人本集(少数诗歌散见于他人诗集)中的文字有很多不同之处,二者的资料来源显然不同;除了少数文字是扬州诗局的馆臣们依诗人本集校改(标注“集作”)以外,前者与《乐府诗集》中的文字却高度吻合。这绝非偶然现象,通过将《全唐诗》与《乐府诗集》进行全面比勘,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二、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 
      诚如前贤所论,清编《全唐诗》奉旨而撰,以十人之力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编校整理工作,成书极为迅速。其中诗人本集部分虽然主要是依据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和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加工而成,但也并非完全照搬,有些是经过了馆臣们的重新选择和删改,有些是经过了他们的辑补和校勘,也有些是利用了前人的整理本加工而成。[4]总体来说,《全唐诗》诗人本集部分的资料来源是相当复杂的,但前面的乐府部分基本上是将《乐府诗集》中的唐诗直接照搬而来。其依据略有如下数端。 
      首先,从乐府分类来看,异中有同,同大于异。郭茂倩《乐府诗集》从音乐的角度将乐府诗分为12类,而《全唐诗》将12类合并为8类,删去“燕射歌辞”、“清商曲辞”、“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乍一看,似乎二者区别明显,但实际上,《全唐诗》除“新乐府辞”删去了全部内容外,其余三类所收诗歌几乎全部保留了下来,合并在其他类中;而且诗歌的总体编排次序是基本一致的,不但各类对应,甚至各题的顺序也都基本相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全唐诗》与《乐府诗集》在郊庙歌辞和乐府歌诗的分类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们是异中有同,而且是同大于异。至于《全唐诗》采取不同于《乐府诗集》的分类方法,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是扬州诗局的馆臣们认为《乐府诗集》的分类不尽合理。正如整理本《乐府诗集·出版说明》中指出:“这十二类的分法,也有可商处。如舞曲,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饗,杂舞用之宴会,那已经包括在郊庙、燕射中了。再像鞞、铎、巾、拂等舞曲,都包括在清商曲内。那末舞曲就不必另立一类了。”[5]3郭茂倩以音乐分类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可避免有着某些缺陷,“由于其赖以分类的‘音乐’存在着不精、不清、不明等多方面的弊端,而先后遭到了元、明、清诸多学者的批评和指责,有的甚至另起炉灶,进行重新编集与分类,如元代的吴莱、胡翰、左克明,清代的冯班等人,即皆为‘贬郭’队伍中的中坚人物。”[6]彭定求等十位编修官皆在籍翰林,进士出身(三人为状元),饱读诗书,有着自己的判断和取舍,在编修《全唐诗》时对乐府诗的分类方法采取了微调。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79《近代曲辞序》云:“近代曲者,亦雜曲也。”直接指出了“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的关系。郭氏将二者分开,也在《近代曲辞序》中说明了原因,是本着“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的原则。显然,《全唐诗》编者不认同郭氏的这种分类方法,因此进行了类目上的调整。另一方面,可能与《全唐诗》的总体编排有关。还以“近代曲辞”为例,《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主要是收录隋唐以来的杂曲,与“新乐府辞”有何区别呢?清代钱良择《唐音审体》云:“(《乐府诗集》)又分隋、唐杂曲为‘近代曲辞’,以别于古,而不列之‘新乐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于乐,与古不异也。”[7]指出了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收入“近代曲辞”中的唐代歌诗是可以入乐的,“新乐府辞”一般是不入乐的。因为《全唐诗》乐府歌诗部分未收“新乐府辞”,也就失去了将二者对比以强调音乐性的必要了,所以馆臣们将“近代曲辞”纳入“杂曲歌辞”之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乐府诗集》所收某些类别的诗歌中唐诗数量极少,故而《全唐诗》将其归入相近的类别中。如《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中仅收录唐代《晋朝饗乐章》和《周朝饗乐章》二首,《全唐诗》若单列为一类就显得非常不协调;且将其纳入“郊庙乐章”也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更恰当。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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