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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7/7/12 11:40:5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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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盛唐诗纪》一百七十卷,明代黄德水、吴琯编集。它成书于万历间,包括初唐六十卷、盛唐一百一十卷,汇集诗人五百七十多家、诗歌八千三百六十余首。《初盛唐诗纪》规模宏大,体例完备,对清修《全唐诗》的成书有着发凡起例的意义。但由于传本稀少,其一向不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传统文献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征引和书目著录,如《明史·艺文志》、《中国善本书目提要》等著錄有《初盛唐诗纪》,《渊鉴类函》、《四库全书考证》等征引有《初盛唐诗纪》的一些内容。除此以外,很难看到较大规模的利用和研究。《初盛唐诗纪》辑录“多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校订先主宋板诸书,以逮诸善本”[1],同时考世里,叙本事,采评论,订疑误,诗以人系,人以世次,经纬分明。其不仅有着重要的文献传承意义,且有独特的唐诗学理论价值。本文即拟从《初盛唐诗纪》对唐诗体的认识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初盛唐诗纪》类属断代诗歌全集。其卷前《凡例》称:“是编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缘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副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续刻有待。”对待总集中的全集,不像选本那样,我们可以透过其对具体作品的取舍、编排,来进一步梳理编者的文学观念、审美价值取向。全集由于体大卷繁,而且一般认为,其价值主要是总集一代文学之文献而已,所以其所蕴涵的文学思想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实乃不然,“全集”中也有编者文学观念的表达。那么,作为一部断代诗歌全集,《初盛唐诗纪》诗体观念是什么?它又是怎样表达的呢? 
      一、对唐人乐府诗的认识 
      关于《初盛唐诗纪》体现的唐诗体观念,首先突出表现在对唐人乐府诗的类别归属上。《初盛唐诗纪》卷首《凡例》云:“《历代诗纪》诸人乐府每分一类,而是编惟以古诗统之。”这里的“古诗”之谓,是相对明代诗歌创作而言的。从《凡例》交代看,《初盛唐诗纪》没有像冯惟讷《古诗纪》那样,将乐府诗与古诗相区别,并且使之独立于古诗之外,另作为一种诗体看待。这种诗体观念的形成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自汉武帝郊庙定祀,“乐府”之名建立,其原本只是一个音乐机构,专为收集的民歌谱曲配乐的,后来随着文学的自觉,人们把采入“乐府”的民歌以及文人模仿之作统称为乐府,从此,“乐府”之名也就由音乐机构变成了文学的一种体裁。但是人们对于乐府和诗歌二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梁萧统《文选》是汉魏六朝文学之总集,其编纂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明辨文体。[2]《文选》将文体分为三十八大类,每大类下又具体细分为若干小类。在《文选》文体分类结构中,“乐府”处于什么样位置呢?它是诗歌大类下面再分的二十四小类之一,与杂诗、杂拟等类相并列。换言之,在萧统看来,乐府隶属于诗歌,是诗歌之一体。当然,《文选》是就梁代以前的文学作品样式来分析的。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发展,各类文学体裁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唐人诗歌创作众体皆备,赋诗名篇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作乐府。但较之先唐,唐人乐府已有新的特点,即多以乐府旧题写作新声,或干脆重拟新题,其与音乐的关系也不如汉魏乐府密切,且渐渐疏远。正是基于此种事实,唐人在对自身作品分类时,出现了将乐府与古诗、律诗相区分的现象。如白居易在自编《白氏长庆集》中分诗为古调、新乐府、歌行、曲引及律诗等类。[3]这也就说明了唐人所作乐府,已不能再单一地视同作唐前乐府诗。至宋《文苑英华》、《唐文粹》等集问世,都将乐府看作诗体之小类。尤其是郭茂倩《乐府诗集》不考虑唐人创作实际,强行统纪唐代及其以前人所作乐府,从音乐的角度,将其别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相和歌辞、鼓吹歌辞等类。 
      到了明代,随着人们对诗歌认识的深入以及体类划分标准的变化,人们对前人乐府立类情况开始重新审视。冯惟讷在编纂《古诗纪》时,就已注意到唐前“乐府”的内部差别,对其采取了分类处置。其云:“乐府所载,晋宋以后郊庙、燕射乐歌,旧辑者咸析入各家集内,然此乃一代之典,一人所得专也。且其作之有宫徵,其肄之不条贯,似不易分置。今悉依郭茂倩旧次,总列于各代之末,而以作者名氏系之题下。”“鼓吹曲辞、舞曲歌辞,凡奏之公朝,列在乐官者,亦如前例,编录于郊庙、燕射之后。其自相拟作、不入乐府者,仍存本集。” [4]冯氏所云“郊庙、燕射”一类乐府中,有以“乐章”名篇者。对此,《初盛唐诗纪》持有何种观点,我们稍候论述。这里,我们主要来看冯氏所称的“自相拟作、不入乐府者”。因为唐人所作乐府,绝大部分属于此类。针对唐人乐府,早在冯惟讷之前,高棅就有过论析。他说:“唐人述作者多,达乐者少,不过因古人题目,而命意实不同,亦有新立题目者,虽皆名为乐府,其声律未必尽被之弦歌也。” [5]高氏重点从与音乐的疏密程度上考察了唐人乐府。稍后,明人胡应麟又从历代乐府的语言形式,指出了它与诗歌各体之间的关系。胡氏说:“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有之。” [6]12《初盛唐诗纪》编者正是持有以上对乐府源流变化的认识,最后在编纂实践中才作出“(乐府)不另分类者,盖从高氏不从郭氏之意也”的说明,即将乐府分列于各类古、律诗体中。由此可知,《初盛唐诗纪》对诗体的认识不是僵硬不化的,而是历史变化的。 
      我们再拾起前面暂时丢下的话题,即:《初盛唐诗纪》对唐代“乐章”的认识。“乐章”得名,远早于“乐府”。《礼记·曲礼下·第二》:“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 [7]“乐章”之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稍有变化,但其从问世起,即与诗、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晋书·志第十二·乐志上》:“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 [8]唐人艺术,众体兼备。其所作“乐章”不在少数,如张说、褚亮、虞世南、魏徵、武则天等均有制作,特别是武则天,“乐章”多产,一人制《享昊天乐》十二章、《明堂乐》十一章、《拜洛乐》十四章等。这些“乐章”都集中保存在《旧唐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中。唐人“乐章”从语言形式上看,有三言的,如张说作《封泰山乐章》:“亿上帝,临下庭。骑日月,陪列星。嘉视信,大糦馨。澹神心,醉皇灵。”有四言的,如褚亮等作《祈谷乐章》:“朱鸟开辰,苍龙启暎。大帝昭飨,群生展敬。礼备怀柔,功宣舞咏。旬液应序,年祥叶庆。”有五言的,如《享先蚕乐章》:“芳春开令序,韶苑畅和风。惟灵申广佑,利物表神功。绮会周天宇,黼黻澡寰中。庶几承庆节,歆奠下帷宫。”等等。[9]卷五其中,四言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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