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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17/7/12 11:41:17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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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初盛唐诗纪》对唐人“乐章”有何认识,它没有像处置乐府那样,给出明确具体的交代。但我们知道,总集到底不同诗歌理论著作,它对于某一问题的回答,更多时候是无声的,是通过具体实践来落实的。检索《初唐诗纪》和《盛唐诗纪》,卷内几乎未录题作“乐章”一类。这究竟是因其搜辑未广而漏收,还是在某种观点支配下有意为之呢?答案自然属于后者。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其一,存录有大量唐人乐章的《旧唐书》、《乐府诗集》不是偏僻之书;其二,编者曾多次提到且利用过《旧唐书》和《乐府诗集》。如,卷五十九辛弘智《自君之出矣》题下注:“《乐府诗集》作李康成,非。”同卷王训《独不见》题下注“见《乐府诗集》”。而《旧唐书》和《乐府诗集》记录唐人乐章并不分散,是比较集中的。在这种情况下,《初盛唐诗纪》不收“乐章”一类,不能不说是故意舍弃。其三,《旧唐书》、《乐府诗集》之外,在《初盛唐诗纪》所取资的其他主要文献中,如《唐诗类苑》、《张燕公集》、《曲江集》等,也存有不少“乐章”(1),但《初盛唐诗纪》仍弃之不录。《初盛唐诗纪》为何不收录唐人“乐章”呢?其编者在《校刻<古诗纪>凡例》中似欲回答,其云:“汉魏郊庙乐不多,而无燕射乐,今不改易也。” [1]这话是在冯惟讷《古诗纪》整体收入《乐府诗集》的背景下说出的,即不再更改冯氏所编。由此可以看出,《初盛唐诗纪》编者吴琯等人对《古诗纪》辑入郊庙、燕射乐章,是持保留意见的。那么,唐人郊庙、燕射乐章与唐人其他乐府诗,存在哪些不同呢?为下文论述之便,我们暂且称唐人郊庙、燕射乐章为“乐章”,称唐人郊庙、燕射乐章之外的乐府诗为“诗章”。 
      “乐章”与“诗章”虽同为配乐的辞章,但二者存在着较多细微的差别。首先,创作的缘起不同。《唐书乐志》记:“唐祈谷乐章”,贞观中,为正月上辛祈谷于南郊所作。“唐祭方丘乐章”,贞观中,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而制。“唐大享拜洛乐章”,为则天皇后永昌元年大享拜洛乐礼而作。[11]卷六通阅《乐府诗集》,其中还有“唐郊天乐章”、“唐祀昊天乐章”、“唐封泰山祀天乐章”、“唐雩祀乐章”、“唐朝日乐章”、“唐祭太社乐章”、“唐享先农乐章”、“唐释奠文宣王乐章”、“唐享章怀太子庙乐章”等等。从《唐书乐志》及《乐府诗集》所记载内容看,唐乐章的创作缘起单一,专供祭祀享拜之用。而“诗章”创作缘起多样。如唐章怀太子《黄台瓜辞》为感悟武则天而作。《旧唐书》记:武后杀太子弘,立贤为太子。贤日怀忧伤,知不能保全,无由敢言,乃作是辞,命乐工歌之,冀后闻而感悟。[10]再像《新河歌》(“新河得通舟”)为赞沧州父母官薛大鼎而歌。(2)李白作《蜀道难》以罪严武。(3)等等。其次,创作主体身份有别。“诗章”作者身份似无限制。就一般文士来说,不分出身贵贱、品秩高低,只要自己愿意均可以创作“诗章”。如李白、王昌龄、杜甫、孟郊、李贺……都有“诗章”作品问世。除文士之外,僧人如齐己、贯休,道士如吴筠,女性如吉中孚妻等等,甚至是不知名的黎民、儿童等(4),都可以参与“诗章”创作。而“乐章”不同,唐代编撰乐章者必为帝王、重臣,一般公卿名士似无缘染指。除上文提到的褚亮、虞世南、魏徵、张说、武则天外,像参与“乐章”创作的韩思复、卢从愿、刘晃、韩休、崔玄童、苏頲、何鸾、贺知章、徐彦伯、薛稷、徐坚等等,无不是权重名赫一时的扈从。“乐章”作者身份限制,正是由其本身使用场合的特殊性决定的。再者,“乐章”有特别的使用场合。由于“乐章”创作缘起的专供性,所以其在使用的时间、地点上有特殊的要求。《唐书·乐志》云:“开元十三年,玄宗封泰山祀天乐,降神用豫和六变,迎送皇帝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迎俎用雍和,酌献、饮福并用寿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终献、亚献用凯安,送神用豫和。” [9]卷七这里的“豫和”“太和”“肃和”“雍和”“寿和”“舒和”等都是不同的曲子,它们在节奏、旋律等方面都有讲究。而《乐志》记载的是张说制作的与之相配的十四首乐章的歌辞,这些乐章歌辞与使用的乐曲是配套的,在形制上是有规定的,而且次序不可调换。因此,这些“乐章”不单单是歌辞,同时有承载乐曲的作用。它们都是为特定的活动制作的,且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使用的。第四,“乐章”“诗章”的审美指向不同。“乐章”突出祭祀颂功,“诗章”抒发世人性情。“乐章”和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联,脱离开具体的郊庙燕射活动,其完整意义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其审美意义是附着在整个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因此,其意象统一,内容程式化。如“唐祀圜丘乐章”《寿和》:“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晖光日新。”“唐昊天乐”《第十》:“肃肃祀典,邕邕礼秩。三献已周,九成斯毕。爰撤其俎,载迁其实。或升或降,唯诚唯质。”其中,音乐、祭器、礼秩、祈祷等,是构成“乐章”的主要物象,除给人以祀典的庄严影像外,别无其他。基于这一点,唐“乐章”明显不如“诗章”意象、情感丰富多彩。总之,“乐章”与“诗章”源头虽同,但发展各异。从我国文艺的起源看,诗乐舞不分,皆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唐代“乐章”主要承继了音乐性,强调它的宗教祭祀功能。而“诗章”更突显了它的文学性。从以上考察,唐人的郊祀、燕射乐章,与其他乐府诗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别。“乐章”之外的其他乐府诗与一般诗歌作品,除了在音乐关系方面,二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初盛唐诗纪》盖出于这些认识,而将“乐章”一类排除在唐诗体辑收范围以外。 
      除此以外,《初盛唐诗纪》对于嘲戏之作也放弃而不录。如,《唐诗纪事》卷四所载长孙无忌与欧阳询互嘲之韵语、卷十三张元一嘲武懿宗之韵语等,《初盛唐诗纪》不见辑收。《唐诗纪事》是《初盛唐诗纪》使用最为频繁的主要典籍之一,以上所举诸作不录,似不属其漏检,当是有意为之。这样的处理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初盛唐诗纪》谨严精雅的唐诗体观念,不像其后的《唐音统签》,凡押韵、协律之文,如谚、语、谜、辞、偈等,一概阑入囊中。同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代中后期人们对编集唐诗的反思——贵博而精。正若胡应麟所稱:“洪景卢《万首唐绝》,文士滑稽假托,并载集中,此博之弊也。” [6]164《初盛唐诗纪》尽力追求博而精。
    编辑:秋痕

    论《初盛唐诗纪》的唐诗体观(1)
    论《初盛唐诗纪》的唐诗体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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