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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怎样看“超女”“快男”?

    发布时间: 2007/8/6 14:41:5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原载】 《文艺报》
    文字 〖 〗 )
    一、100年后,如何看“超女”“快男”? 
      日前,《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的幕后推手、湖南广电集团董事长魏文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超级女声》的意义,要100年之后才看得清。”猛然听起来,这句话有些大;仔细想一下,却又不无道理。100年前在天桥下摆地摊儿为生的相声艺人们万万想不到,他们的后辈侯耀文会以相声艺术家的身份被人们追悼,这门“平地抠饼”赖以糊口的技艺,居然可以成为一门堂而皇之的艺术。如果把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同样发现:今天被视为国粹的京剧,200年前也曾是北京天桥的贩夫走卒喜闻乐见的玩意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连开启一个民族诗歌之门的《诗经》中,也不乏《国风》的俚歌小调。说这些,不是非要掀开高雅艺术的老底,去看出个“俗”字来,而是追溯这样一条清晰的轨迹:从民间流行到登堂入室,文化艺术的创新都是从平民的审美需求中来。 
      当然,任何在草根中生长、在平民中流行的文艺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带着粗砺的一面,《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也不例外。关键在于,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对于这样的流行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一棒子打死,还是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来看待选秀这样一个全新的流行文化? 
      回顾近30年中国流行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很容易得到答案。邓丽君的歌声曾被指为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也曾几乎遭到封杀,最终的结果呢?如果一定要把老百姓喜欢的、无伤大雅的大众文化推向主流话语的反面,如果一定要把平民审美情趣拒绝在主流媒体之外,最终被边缘化的,恐怕不是大众文化。如今,随着当年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歌迷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她们的歌曲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国外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在很多人看来,法国通俗作家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这类流行小说,显然和之前列入法国先贤祠的卢梭、伏尔泰等其他大文豪的作品无法相提并论。但在2002年11月底,在大仲马诞辰200周年之际,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还是把大仲马的灵柩,抬进了先贤祠,并说了这么一句话:“跟大仲马一起被珍藏进先贤祠的,还有童年时候美好的阅读时光,激情和浪漫。”今天我们能不能让看这些节目的年轻人在多年以后拥有一份值得珍藏的怀念呢? 
      二、今天,该怎样看待“超女”“快男”? 
      有人质疑选秀节目的“出身问题”,认为这些都是从国外克隆来的,打谁都不冤。其实,如果是认认真真对比了《超女》《快男》和《美国偶像》之后,不难发现,虽然借鉴了国外节目的某些理念,但鉴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文化味觉的巨大差异,《超女》的确是国内首创的选秀节目,一脉相承的《快乐男声》也是这次创新的衍生产品。用魏文彬的话说,就是“借鉴和克隆是两码事,我们搞经济建设不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吗?我们现在不是借鉴上一代人的经验吗?”客观地讲,节目理念中的确有海外类似节目的影子,但从赛制的内容创新、互动的技术创新,到商业模式的体制创新,《超女》《快男》仍然属于文化产业的一次集成创新。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似乎一提到“秀”就过敏,认为是“选美”、“选色”。魏文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声称,《超女》《快男》选的是“内秀”,不是“外秀”,选的是“优秀”、不是“作秀”。无可否认,前些年《超级女声》刚刚创办时,的确存在极个别选手的过分“作秀”。但从去年到今年播出的《超女》《快男》来看,虽不能断言节目已经达到了主办方声称的“言情言志、养情励志”的目标,却已经和大多数跟风者的水准拉开了距离。《快乐男声》进入决赛阶段的收视表现,也佐证着这种差异:从6月22日开始,每周五晚上该节目的收视率,已经连续四周排在全国第一。陈楚生获得“快男”冠军,也让不少音乐人欣慰:在这个偶像流行的年代,外表普通的他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顶的。 
      当然,收视率不是一切,但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相信受众的鉴别力,和今天全国各地电视选秀节目占据周末荧屏一样,当年武侠小说刚刚解禁之时,跟在金庸之后,有“全庸”、“金庸著”等一干人等的武侠小说。今天,谁还记得这些跟风者的任何一部作品呢?时间的大浪淘沙自然会辨别良莠。魏文彬预言,2008年,将是电视选秀类节目的一个拐点,劣质的选秀节目将逐渐被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所抛弃,一哄而上之后,一哄而散的结局应该可以预料,只有真正优秀的节目才能走得更远。 
      值得注意的是,《超女》《快男》的商业成功,都衍生出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本土传媒、本土明星对中国文化阵地的守护。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预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需要的,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超女》《快男》之前的流行文化中,港台、日韩偶像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是远远大于大陆明星的。外来偶像强大的渗透力,一方面得益于他们成熟的造星机制,一方面也折射出内地流行文化活力的匮乏。《超女》《快男》的火爆,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档,显示出“本土创造”的强大活力。2005年,超女冠军李宇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是明证,而从那时到今年,“超女”、“快男”海外粉丝团的庞大数目、他们歌曲经由网络下载的高点击率,也充分印证着创新的活力。这在我国文化产业中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进出口的比例高达10:1的现实状况下,尤为可贵。在建设和谐文化的当下,我们应当对这样的本土明星宽容理解一些,应当对创造出这些本土明星的《快男》《超女》节目宽容理解一些。 
      三、明年,敢问选秀之路在何方?  
      无可否认的是,目前全国的电视选秀节目有一哄而上的乱象。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坦言:选秀节目过多、过乱。应该说,这是“一语中的”之言。中国人历来是怕“热”的,但凡什么一“热”,模仿者有之、抄袭者有之、甚至克隆者亦有之。监管机构面对选秀乱象应该出手,也必须出手,来进行宏观调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控?调控谁? 
      作为国内选秀节目的“始作俑者”,在选秀之风大盛的今天,湖南卫视无疑承担了更多的责问。或者可以说,湖南卫视这个选秀节目的“领头羊”,正在为当下的选秀乱象埋单。其实,面对着众多的质疑,无论是国家广电总局还是选秀节目的具体承办方,都在思考,都在寻求对策和出路。湖南卫视在“快男”最后一场比赛中宣布,将捐资修建8所希望小学,也让观众在快乐的同时感受到了些许的温暖。显然,选秀节目的风行说明了普通老百姓对这个属于草根的舞台的喜爱,秀出自己的风采也更加激活了百姓的自信力。今天的我们,不需要再像鲁迅一样地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通过选秀,我们看到了一张张自信的面孔。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扭曲、阴暗,以及所谓的种种“黑幕”。选秀节目的规范化迫在眉睫。可以这么说,问题不在选秀节目本身,而在于对选秀节目的细化管理和约束,也就是管理的规范化。不能再做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的事了。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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