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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甫:写活平原精神生态的嬗变

    发布时间: 2017/11/8 1:17:4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京日报
    文字 〖 〗 )
    2017年,《花城》第3期发表了李佩甫最新的长篇小说——《平原客》。读这部新小说,让人感觉到他心里那难以抚平的感慨、唏嘘与疼痛。
      综观李佩甫的小说,尽管常有基本主题、基本人物谱系、基本叙述结构的重复,有时甚至有相同细节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但每次阅读,都能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以贯之的、真诚炽热的情感。他倾情于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于是他累积了来自大地万物这样那样的、厚厚的“疼”,这些“疼”,化为了他文字世界里最感染人的魂魄。
      这些“疼”从何而来?恐怕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了。
      1.
      在大杂院、在乡村
      1953年10月15日,在许昌市古槐街的一个穷人聚居的大杂院中,一个孩子出生了。跟许许多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出生在一堆微醺着焦糊香的草木灰上。出生刚几天,母亲发现这个孩子小脸憋得通红,时而抽搐几下。惊风!她的心开始在巨大的疼痛中浮浮沉沉,她恸哭失声,哗哗的泪水一行行地滴落在怀里孩子的脸上,她惊恐地听着孩子的气息越来越弱。沉抑的父亲突然起身,抱起孩子冲到院中,向邻居们借了30元钱,一路小跑到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后,孩子的性命保住了。
      就这样,这个世界与他的关联开始了。这堆草木灰,那支青霉素针,这个家庭,大杂院、亲戚们、邻居们,就都来到了他的生命中。后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学校、人群,以及乡下的田野、村民,也逐渐融入了他的生命。命运就是这样,从出生那刻起,不知道人生路途上会有哪些遭逢,但不断的遭逢像股股细流在草丛下不起眼的暗淌,终会在某个时刻汇流成有明确方向的河道,发出阵阵清晰的回响。
      他成了家里的“娇宝蛋”。
      父母十分虔敬地遵从了许多民间说法,以增加确保他平安无虞的可能。他们给佩甫的左耳扎了耳洞,戴了耳坠,取意“坠住”;给他脑袋后面留了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意为“留住”;还专门花钱请了一个先生,这先生给起的名字是:李佩甫。这个名字像是一种启示,注定了他命运的流向所在,也暗合了他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
      佩甫对生活的体验,从大杂院开始。那时候,大杂院的人们整天忙忙碌碌,有拉煤卖炭的,有挑担剃头的,也有像佩甫父亲那样,在工厂上班的。父亲工资低,不够维持家用,母亲就在街道上干活挣钱,贴补家用。她有时像男人一样在街道上粉墙、刷标语,有时用草织铺床用的箔,还做过修锁配钥匙的生计。大杂院的孩子们,也充分发挥他们的机灵与勤劳,及早锻炼出生存的能力与智慧。有时候,他们搜寻散落的瓜子,一颗颗收集起来,用盐腌上,晾干后再炒炒,然后到街上叫卖;有时候,他们会乘人不备偷些煤核卖煤核;有时候,他们到许昌火车站的广场上去卖水。但这些事,佩甫却从来没干过。尽管没干过,但对穷人的体恤和认识就此成了他生命的“底色”,他作品的“底色”。
      1960年,佩甫入读古槐街小学。上学后,佩甫奉献社会的激情鼓涨起来,他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曾经连续两三年帮派出所在市场里抓小偷,他还帮政府部门统计许昌市租房户的信息普查。那时他不爱跟众人哄跑着玩,不喜也不善家务琐事,喜欢跑到社会天地中锻炼。
      三年级的时候,佩甫班有个男生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被打成了“右派”,在一群街道老太太的监督训斥下劳动改造。可他家柜子里锁着许多书。这男生将那些书偷出来,交换其他孩子的螺丝糖、蝈蝈笼、橡皮等。就这样,佩甫读了许多书,有苏联的作品,有“三红一创”和鲁迅,还有《三侠五义》等。读书的日子,佩甫感到充实而愉快,他常常读到深更半夜,这习惯保持至今。从此,他进入了丰富的文字世界,那世界与现实生活不一样,吸引并征服了他的心。这是文学对他“最初的浸润”,也是冥冥中命运悄然开始的一扇门。
      至今,许多人都认为佩甫同莫言、阎连科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其实他生于城市。但确实,他绝大部分的笔墨是倾注到了乡村,乡亲就好像是他天生的兄弟姐妹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缘由就要追溯到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了。
      童年时,他经常去乡下姥姥家。“小时候,我是一个‘饥饿的小儿’,六七岁,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几乎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几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30里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姥姥家在许昌市东北方向的蒋马村。在蒋马的生活,让佩甫感到新奇、自由、温暖。有时候,他跟小伙伴一起在田野里割草,那无边无际、深深浅浅的绿让他心旷神怡;有时候,他在黑乎乎的夜里听姥姥讲一段段扣人心弦的“瞎话儿”……不知不觉间,他将蒋马深深刻进了记忆中。成为作家后,他常说是这段经历恩养了他的写作。他心存感激,以文字来回报和反哺,写作中时常带着一个受恩者的关怀和亏欠心理。
      18岁的时候,佩甫与其他青年一样,怀揣壮志,到许昌县苏桥镇候王村当了名知青。在候王,他经历了农民所有的劳动,真实体验了农民生计的各种苦累。当时,他们和农民一样劳动,一样记工分,五六十个知青,只有三四个常常是“10分”,佩甫是其中之一。他踏实肯干威信高,知道照顾人,半年后就当上了知青队的队长。当队长的时候,他带领大家收种庄稼、挖沟、拉煤,什么劳累的活儿都干了,但他仍坚持晚上读书到12点,他坚定地“时刻准备着”,虽“不知为什么”。这段日子里,佩甫与村人们打交道,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更真切地感知并理解着村庄。他开始对农村生活和农村人心生疑惑,这是简单温暖的蒋马体验的反面真实,是趋于具体、复杂认识的开始。
      这些乡村经历与乡村情感,暗暗累积成了他写作的记忆资源,后来,成为专业作家后,蒋马、候王就成了佩甫文字中的大李庄、画匠王、扁担杨、上梁村……
      2.
      苦苦寻找自己的“文学领地”
      1974年,佩甫被公社推荐到许昌市技工学校(当时叫河南省第八技校)学习。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让佩甫如鱼儿回到海洋般兴奋,他一口气办了4个借书证,还订阅了6份文科类杂志,包括一份《人民文学》。
      上了技校的佩甫积极追求上进,当上了学校的团支书。同时,他更热爱读书了,还在办板报的实践中“水到渠成”地开始尝试写作。1975年夏天,河南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驻马店发大水。发水后的难民流离失所,到处流浪,许昌到处设立有灾民安置点,市民们纷纷帮助他们,有的帮他们烙馍做饭,有的给他们送衣送被,场面很感人。佩甫心里很激动,就写了一首长诗《战洪图》,登在了学校的墙报上。老师看后觉得不错,鼓励他投给刊物。佩甫撑着胆子寄了出去。焦急地等了两三个月,杳无音讯,他沮丧地去问老师,老师说:“只要没退稿,就有希望。”这句话重新点燃了佩甫的写作热情,他开始不断尝试着写东西。
      1976年夏天,技校毕业的佩甫被分配到许昌市第二机床厂,轰隆隆的机器声、三班倒的轮流制,丝毫不影响佩甫读书、写文章的劲头。1976年底,他接到了《河南文艺》的改稿通知,很兴奋地来到郑州,住在《河南日报》招待所,根据编辑的意见,8天改了8遍稿,最后是面目全非,他仓皇地逃一般回去了。沮丧的佩甫坐在火车上,心里愤愤地恨着,他从车窗里狠狠地“刻”了郑州一眼!他觉得“脸”丢在这里了,他发誓终有一天要光荣地“拾”回来!回去后,他更攒劲地写,不久,又寄了一篇给《河南文艺》,编辑来信说写得不错,稍作修改后,这篇小说发表了。这就是佩甫的处女作《青年建设者》。这一年,佩甫一鼓作气,又连续发了两篇小说:《在大干的年月里》《谢谢老师们》。
      从1978年到1985年,是佩甫创作的起始阶段,他左突右奔、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这段时期,佩甫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不得不感叹:50后这代作家生逢其时。他们与新中国的发展同步,他们的生活清晰倒映着社会阶段的变动,他们的思想变化应和着民族精神文化思潮的变化、清洗与反思。那时,他们在文学发展最好的时期成长壮大,一篇文章就踏进了文坛,一篇小说就改变了命运。佩甫也因为1978年的3篇小说,进入了河南文学的中心。1978年底,佩甫被借调到《奔流》当编辑。1980年,南丁上任,时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负责筹办《莽原》,佩甫和杨东明等几人参与进来。之后,南丁办起了河南省文联第一期文学讲习班。这个班被尊称为“黄埔一期”,学员后来成为河南文坛的中流砥柱,有张一弓、李佩甫、孙方友、刘思谦、张斌、赵富海、南豫见等人。在同学的印象中,佩甫“除听课外”,好像“永远伏在桌子上写东西”。
      1983年,佩甫正式调到郑州。1984年,河南省文联在禹州为他开了平生第一个研讨会。
      这几年,他陆续发表了《憨哥儿》《二怪的画》《多犁了一沟儿田》《我们锻工班》《十辈陈轶事》《青春的螺旋线》《小城书柬》《蛐蛐》《森林》《小小吉兆村》。他最初写的是工人,按说挺接近自己生活的真实,但写得拘谨、生硬,反而,憨哥儿、二怪、黑子、德贵、队长、秋嫂、赖货家女人、坷垃奶奶、桂桂这些乡村人物,一个个鲜活生动。习作中的佩甫,刻苦努力,也压抑痛苦,阅读过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的佩甫,尽力让自己在叙述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他积极变化叙述方式,《青春的螺旋线》是日记体;《小城书柬》是书信体;《蛐蛐》是贴着初期改革开放的农村年轻人来写,借杏的成熟隐喻了男女爱情的成熟;《森林》是零碎化了故事情节、着意突出三个要改变命运的“阳壮壮”的农村青年的内在情绪。
      但这些只是习作,他摸索着写,心里充满迷茫、痛苦、压抑。他们这拨50后作家,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了以地理上的家乡位置为中心的火热的“圈地运动”。莫言找到了“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划定了“商州”。内秀而要强的佩甫压力很大,每晚像狼一样满大街乱走,他不断变化着苦苦寻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寻到并推开了自己领地的大门。
      1986年,佩甫在《莽原》上发表了《红蚂蚱 绿蚂蚱》,这是他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界碑。他沉睡的乡村记忆和乡村情感被清晰唤醒,在文字间氤氲出动人的诗意。并且,从那时起,他的文学命运进入一个新格局,变投稿为约稿,走进了全国期刊的视野。《红蚂蚱 绿蚂蚱》的意义不容小觑,那个端着小木碗在舅舅家混吃的小脏孩儿一出场,佩甫的文运就一发不可收,不仅很快写出了至今让人怀念的许多经典作品,还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和思想认识,而之后的写作,就是这风格的延续和认识的再深化。从此,他找到了自己命里的那块“自留地”,再无焦躁,精耕细作起来。
      3.
      在平原,老黄牛般的耕耘
      1987年,正在《莽原》做编辑、快要提升编辑部主任的佩甫来到南丁家,坐下后低头抽烟,很久憋出一句话:“我想有个大块时间。”懂创作、懂佩甫的南丁立即明白了——他想集中精力写作,想当专业作家。后来他说:“思想不能掉下来,生活不能浮上来。”南丁肃然了,佩甫决心已定,于是他就成全了佩甫。第二天,佩甫就急不可待地下乡到处行走、积累写作素材去了。这时候,佩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已经发表,这是当代文学第一部书写家族史的文本,也是佩甫被点燃后才思迅速喷涌的佳作,是佩甫创作所抵达的第一个高峰。
      1988年,他参加一个采风团,到豫北一个富裕的回民村参观。村街上空是腥膻的牛皮羊皮味,家家户户高楼大院,富得屋里床上垛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子。佩甫感到了金钱的逼压和败坏,感到了一种不同的大地命运的即将来临。于是,1989年,他写出了《金屋》。这是则关于乡村命运的“寓言”,也是个指向未来图景的预言。“金屋”突然金碧辉煌地耸立在沉默的大地上,它以无法抗衡的诱惑与力量摄去了村庄的魂魄,给村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乱和灾难”。《金屋》写得劲儿大气儿足,显示出了他提炼社会现象、归纳典型人物和典型情节的能力,在这个长篇里,佩甫开始重点思考“人场”关系学和“村场”成长课,这是以后他“人与土地”关系学这一思考核心的组成部分。
      1992年,佩甫与导演都晓合作,开始创作剧本。这就是被广为喜欢、至今让人记忆深刻的14集电视连续剧《颍河故事》。这部电视剧将佩甫多个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糅合在了一起,叙述了画匠王村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这个剧本的创作并不顺利,写至中途,佩甫出了车祸。眼睛受伤的佩甫,在长久的双眼被蒙的黑暗中,暗自紧张,他担心自己万一看不见可怎么办,每天躺在病床上,一声不吭。那是佩甫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眼睛好后,佩甫继续写完了剧本(后来他又跟都晓合作,写了电视剧《红旗渠的故事》,2003年,又写了《红旗渠的儿女们》)。
      但是,这个电视剧几乎消耗了佩甫所有的经验积累,第二年就成了佩甫着力寻找突破的调整期。佩甫的方式是读书加反刍,在书籍的营养启思中,他将过去记忆再细细反刍,寻求认识上的创新。他长久“面壁”,决心集中笔力写写城市,他写了《满城荷花》,写了《城市白皮书》。这就是佩甫——外表温和内心顽强固执,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不信猫不吃生姜的倔劲。他不惧困境、勇敢面对,渴望并实践着,以期在语言思维、叙述视角等方面有突破。
      1999年,李佩甫的代表作《羊的门》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大象有形。佩甫写出了中原大地千百年中所形成的“意形”,是关于中国人社会生存真相的村庄寓言。呼天成让佩甫意识到:这个民族在民主、文明路上尚征途遥远。很可惜,这部作品命运多舛,因有人上告而终止了出版,直到2013年。在这期间,数以万计的盗版书在各种书摊持续火爆。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审中,《羊的门》在初评中排名第一,但也被迫中断参评,佩甫与茅奖擦肩而过。
      《羊的门》的结尾是一村狗叫,这是佩甫的感慨:精神贫穷比物质贫穷更可怕!在现代性的民族事业中,精神的独立自主才是主要的刚性需求!于是,他决心以文字继续思考并探索摆脱精神贫穷的问题。
      2003年,佩甫写了《城的灯》,表达出急切而明确的精神拯救的意图。刘汉香是民间传统道德所升华出的当代圣女,她宽厚善良,将渡众生沉沦之心放在弱肩,她是佩甫的精神理想化身,尽管其构成要素带着源于民间源于过往的陈旧,但她还是像他写的一首悲壮赞歌,关于昂扬与挺拔、纯粹与执著。可惜,她最后还是“玉碎”在现实的泥沼。
      这一年,佩甫被任命为河南省文学院院长,很快,2004年,他又担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但他要求自己以文学为生命第一要义,他感到碰上写作这个喜欢干又能干好的事,实在是人生大幸。所以他倍加珍惜,老黄牛样专注心意、踏踏实实地侍弄文字庄稼。
      2008年,佩甫写了《等等灵魂》,他表达了“别走太快,等等灵魂”的呼喊。
      2012年,经过多年的准备,他写了《生命册》。这是他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也终于给他带来写作一生的盛誉和报偿。写作之前,他频繁地下农村,了解新变化,沉淀新感受,着意弥补自己新农村生活经验的匮乏和认识不够。这部作品,佩甫立足点是未来中国,他在检省我们社会50多年发展来路的过程中思考,试图在困厄中为未来寻找“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这宏远的历史眼界和理性的认知态度,让佩甫面对社会世相趋于宽和,于是,那常常敛不住的惶急之气几乎不见,叙述从容舒缓,避免了《羊的门》《城的灯》的“半部现象”,以长至5年的时间硬是将30多万字的写作情绪和思索一撑到底。
      书和人一样,有各自不同的命运。《生命册》一发表出来就好运连连,不断斩获各种奖项:2012年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长篇小说奖”、“年度白银图书奖”;2013年获得“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 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2014年获得“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
      2013年底,60岁的佩甫退休了,他立即上交了所有办公室钥匙,在书房开始了新长篇的缓慢写作(就是刚刚出版的《平原客》)。每天上午,他关机写作1000多字,下午接待访客或看书散步,晚上看书、思考。在单调的重复日子中,佩甫却感到丰富愉快。能一生做自己喜欢的事,他知足了,尽管其中有诸种困苦,可是,他也早已享受到了其中的大乐。孔会侠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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