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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李绅诗歌艺术的特点(1)

    发布时间: 2018/12/21 13:41:1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论文 关键词:李绅  诗歌   艺术 特点  体制多样  叙事传情  宏阔刚健 
      论文摘要:李绅的诗歌不拘一格,体制多样;乐府、长律叙事传情;抒情小诗意境阔大,感情刚劲。然典籍及史料中的评价,只有零星片语,而且笼统片面,因此,有必要对他诗歌的这些特点加以论述。 
        李绅(772—846),是中唐元和时期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少有大志,早有诗名,曾与元稹、李德裕同在禁署,号称“三俊”。但他仕途坎坷,到晚年才渐趋平稳,并步步高升文宗开成三年(838),他作《追昔游集》,追忆了往昔仕途经历及所见所闻,抒发了自己老之已至、物是人非的感慨。他的诗,早年和晚年的都无从查考,只存《追昔游集》三卷,杂诗一卷。《全唐诗》卷480---483收其诗4卷,一百零一首;后从其它典籍中又寻出3O首,共131首。今人王旋伯《李绅诗注》均加以收录。 
      李绅的诗歌,过去除《悯农》常被鉴赏外,其它的作品则几乎无人评论;对其总的艺术特色,典籍所载亦只片言只语,笼统言之,缺乏全面细致的评价。或日:“饰志矜能,夸荣殉势,……然纪游踪,俯仰感慨,一洗唐人小赋柔靡风气”(明·毛晋《五唐人集·追昔游集》跋);或日:“音节咩缓,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然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划纤巧之上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追昔游》)。 
      总的看来,李绅的诗似有硬朗、“舂容恬雅”的特点,而无“雕琢细碎之习”,但又有“音节咩缓”之弊。至于“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的评价,既嫌笼统,又觉不够公允。李绅的有些诗还是可与元、白诗相比较的,如《悲善才》之与《琵琶行》,《莺莺歌》之于《莺莺传》。《新唐书·李绅传》说他“于诗最有名”,“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而御史吕温在读了他的“春种一粒粟”和“锄禾Et当午”后称许道:“斯人必为卿相。”后来果如其言。自居易在编成自己的15卷诗后,题诗《戏赠元九李二十》日:“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因李绅身材短小精悍,人称“短李”),可见李绅的歌行还是有可与元白相提并论之处的。 
      到底如何评价李绅的诗,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这里只想从李绅诗的体制、叙事传情、意境等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不拘一格,体制多样 
      李绅在《<追昔游集>自序》中说,他的诗“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吟,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的诗“不一其词”,不拘一格,皆“由牵思所属”。这种不拘一格,即指体制多样。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诗歌的内容主要是“追昔游”,因记录自己的辗转踪迹及所见所感,用一种诗体肯定难以尽述,所以要用多种体式;另一方面,是他生处中唐时期,受新乐府和元和体兴盛的影响,故多叙事和长律。 
      在他的130余首诗中。律诗占有较大的比例,一般为七言,而几十韵长律则都是五言。如《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过吴门二十四韵》、《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题法华寺五言二十韵》、《到汴州三十韵》等。这些长律确有“乐府齐梁”的特点,铺陈叙事,多写自己的所历所见所感,可谓“揽笔写兴”(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挥洒自如。 
      在杂诗一卷中,则古诗和绝句较多,且多为七绝,如《答章孝标》、《赠韦金吾》等。在贬去端州的路上和贬地,他也写了一些七绝,如《朱槿花》、《至潭州闻猿》、《江亭》、《红蕉花》、《忆汉月》、《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闻猿》等等。其中《江亭》诗: 

      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今日病身悲状候,岂能埋骨向炎荒。 
      写出了诗人处境的艰苦和心境的悲伤。又如《忆汉月》: 
      花开花落无时节,春去春来有底凭。燕子不藏雷不蛰,烛烟昏雾暗腾腾。 
      诗中则既写出了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和北方大不相同的气候特征,又抒发了诗人身处异乡思念故土的心情。 
      诗人晚年回无锡老家闲居①,写了《过梅里》(七首),主要是乐府歌行体。这些诗或为三三五加五言句,或三三七加七言句,或通篇五言、七言句。如《上家山》(作者少居梅里,于惠山寺肄业,旧室犹在,所以称惠山为“家山”。梅里位于无锡东南三十里处)诗开头为:“上家山,家山依旧好。昔去松桂长,今来容颜老。上家山,临古道。”f以下均为五言句)。《早梅桥》是三三七句:“早梅花,满枝发,东风报春春未彻,紫萼迎风玉珠裂。”对这种句式,陈寅恪先生曾论述过。他说:“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元稹)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后接以七字句。”D](O23)他又说:“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经过比较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说:“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白)辈等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在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这段评价应是比较恰当的。虽然主要是评价白居易和元稹,但首先就提到李绅,可见李绅是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员。他们新乐府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被人肯定的。 
      陈寅恪先生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中专论了“元和体”。据《旧唐书·元稹传》)所述:“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全唐诗》卷十六《白居易》卷二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又自注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元和格”即“元和体”。“诗到元和体变新”,这虽然主要是指诗的形式变化,但形式的变化也是因内容变化引起的。李绅为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其诗 自然 会有“元和体”的特征。据白居易所言,“元和体”多为律诗,且多长律;又如元稹所言,“驱驾文字,穷极声韵”(《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这样才便于铺陈叙事,反映现实生活内容。 
      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就是推动新乐府创作的兴盛,以至后人将其看作一场文学运动。新乐府诗的共同特点就是“病时”,而且是从李绅的《乐府新题》“病时尤急者”引发而来的。李绅是元、白的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唱和。首先是李绅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赠元稹,元稹便“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得十二首;白居易以此为发端,作《新乐府》五十首。从此中唐的新乐府蔚为大观。 
      李绅的新乐府诗无从查考。但存诗中也有些诗作浅切通俗,风格尤近白居易。如《闻里谣效古歌》: 
    乡里儿,桑麻郁郁禾黍肥。冬有褴襦夏有缔,兄锄弟耨妻在机。夜犬不吠开蓬扉。 
    乡里儿,醉还饱,浊醪初熟劝翁媪。鸣鸩拂羽知年好,齐和杨花踏青草。 
    劝年少,乐耕桑,使君为我剪荆棘,使君为我驱豺狼。…… 
    乡里儿,终尔词。我无工巧唯无私,举手一挥临路歧。 

      全诗仿乡里歌谣而作,多用口语,明白如话;旬式则用典型的乐府歌行体三七或三三七。至于《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采用古风体,语言纯朴通俗,言简意赅,令人回昧,更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佳作。 
      感之以事。动之以情 
      我国古代诗歌多以抒情为主,而乐府诗则多为叙事,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李绅的诗多记生平经历,感叹物是人非,故有叙事兼抒情的特点。这既与中唐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元和体及新乐府的兴起有关。 
      李绅生活的中唐时期,藩镇林立,中央集权削弱;宦官染指朝政,朋党倾轧,酿成了 政治 黑暗,战祸频仍,土地集中,赋税沉重,灾荒不断,民不聊生的局面。这样多灾多难的多事岁月,提供了叙事诗成长 发展 的土壤,李绅及元、白的叙事诗,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的《追昔游集》本是“叹逝伤时,发于凄情而作”。要表达自己的身世遭遇自然少不了叙事,而有身世浮沉经历的人,自然少不了感伤和感慨,少不了抒情。正如自居易所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
    编辑:秋痕

    隋宫
    略论李绅诗歌艺术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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