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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3)

    发布时间: 2019/9/16 14:00:4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论文联盟
    文字 〖 〗 )
    流芳在宗尚杜甫、韦柳、刘白、二苏各家的同时,也力避剽拟蹈袭之嫌。崇古尊法只是他学诗的一种重要途径,熔铸古人,自成一格,促成诗歌抒情功能的实现才是他取法唐宋、转益多师的真正目的。他自称《檀园集》之诗“皆出于己而不丐于古”(注:李流芳:《檀园集》卷末李宜之《檀园集后序》引李流芳语,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这一诗学观念在其有关诗歌流变的论述中体现得更加鲜明:“五言古诗至少陵而一变,流而为退之、乐天,至于东坡而变已极矣。然皆不出于少陵,而能各成其一家者也。”(注:李流芳:《檀园集》卷十二《题闲孟诗册》,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流与变都是诗歌发展的关键所在。李流芳不但注意到诗风演变中踵武接续的一面,而且甚为看重其中新变、自创的成分。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等既仰承前贤衣钵,又能在此基础上自出机杼,“各成其一家”,故而深得长蘅的激赏。   
      至于李流芳对前代诗人、诗作具体而微的评价及其间的诗学主张,因相关文献不足而阙如。以选评唐诗著于当世的晚明松江盲诗人唐汝询尝辑《汇编唐诗十集》四十一卷,是书卷首所列“选评诗公姓氏”中,有“李长蘅”一目,然遍检全书却未见李氏关于所选唐诗的任何论评。在本乎情性,关切形式的诗学观念的导引下,李流芳对师古与自创的关系作了相当合理的解释。同样基于这一观念,画名卓著的流芳对诗歌与绘画的内在关系也有其精到而深刻的诠读。他在探讨诗艺、画理时,将诗画相较而论,揭橥了诗歌、绘画作为独立艺术形式,在价值指向、表现功能上的异同:   
      淑士在山中,取唐宋人小诗闲适者,属余书一素屏,犹以卷舒不便,因作册子书前诗,又令以诗意作小景。夫诗中意有可画者,有必不可画者。“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画必此诗,岂复有画耶?余画会之诗总不似,然亦何必其似?诗亦不似画矣!岂画之罪欤?岂画之罪欤?(注:李流芳:《李长蘅画册•第六幅》,载张鹿樵《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四,清道光十二年刻本。按:此段文字为《檀园集》所未收。)    
      李流芳认为“可以自遣心手,有托形神”(注:李流芳:《檀园集》卷十二《题画册》,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的丹青与诗歌一样,同为冶情骋怀之具,它们在情性本位的价值取向上保持着一致性,故答应了友人“令以诗意作小景”的请求。但是,作为各具特色的两种艺术形式,诗歌、绘画在表现功能上并非一如,而是各执所长、各有其短,“诗中意有可画者,有必不可画者”。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流芳还援引了苏轼的诗句“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来予以佐证。此二句摘自《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东坡在诗中论诗画之关系,提出了“诗画一律”的概念:“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注:苏轼:《东坡全集》卷十六《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元明人多将“诗画本一律”的内涵作简单化处理,片面拘泥于反对“形似”、追求“神似”之说来强调诗歌与绘画的共通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两者间的界限。流芳却由“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类推,认为画必此诗,亦不复有画,从而得出了“画会之诗总不似”,“诗亦不似画”的结论。在承认诗画抒情共性的前提下突出诗画表现功能之异,这是对于“诗画本一律”更为恰切的理解,其中体现的辩证态度颇能发人深省。然而,特别注意到诗画异趣的李流芳并没有因此而反对诗画合璧。相反,他以其大量地艺术实践证明将作为时间艺术的诗与作为空间艺术的画合为一璧,不但可互彰其长,更能互补其短,使两者在交互性的阐发过程中绾合成一种张力十足、自由灵动、意蕴隽永的艺术结构形式。   
         
      四、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   
         
      李流芳以情性为本根,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诗学主张,并非一空依傍。公安、竟陵二派在晚明诗坛产生的反响巨大,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竟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有明一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论,推动了晚明主情论诗学的纵深发展。其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也主要彰显于此。   
      李流芳诗学思想与公安、竟陵诗学等明代诗学形成以上关系,是以流芳本人与公安、竟陵人物的交游经历为现实依据的。故有必要将相关交游撮要考述如下:   
      流芳与同时人公安派袁中道、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皆有往还。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中道曾与钱谦益、李流芳等在京师城西极乐寺结社修业,备考当年的会试(注:按:何宗美先生曾对此次结社活动作过细致考述,参见其专著《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6页。)。万历四十一年(1613),钟惺、流芳等同游京郊韦氏园(注:参见钟惺《隐秀轩集》卷六《春日集韦氏郊园(同吴伯霖、方孟旋、张绍和、李长蘅、商孟和、闻子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张燮《霏云居续集》卷十三《闻子将邀同吴伯霖、方孟旋、钟伯敬、李长蘅、商孟和偕游韦园分得论字》,明崇祯十一年刻本。)。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钟、李二人与袁中道等雅集于伯敬南京邸舍;除夕,钟、李等又同在流芳南京寓舍饮酒守岁(注:参见李流芳《檀园集》卷一《冬日同袁小修、王幼度诸君集钟伯敬邸舍即事》、卷四《除夕白门,喜比玉携榼至寓舍,同子将、无际、升父、无我守岁,伯敬复遣人饷酒(戊午)》,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前后的京师交游中,钟惺觉流芳与远在家乡竟陵的谭元春容貌绝似,便去信告之。谭子对此表示出极大兴趣,遂赋诗回信(注:谭元春:《谭元春集》卷五《书云李长蘅清真佳士貌绝似友夏尤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从诗中可知,谭、李二人虽从未谋面,但彼此敬慕已久。在钟惺致书元春提及流芳近十年后,亦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九月初五,出游吴越的谭元春抵达杭州,在此间停留三旬又五日(注:参见陈广宏《竟陵派研究》附录一《钟惺、谭元春文学活动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流芳则于是年“九月乃复来钱塘”(注:李流芳:《檀园集》卷十二《题画册》,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神交多时的谭、李二人终于在两山六桥间初次相会并一见如故,相与赋诗言欢(注:参见李流芳《檀园集》卷二《西湖喜遇谭友夏赋赠》,明崇祯二年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谭元春《谭元春集》卷四《喜李长蘅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1页。)。卒秋至冬,二人在湖山间颇多雅会酬唱。李流芳还与竟陵派沈春泽交善。沈春泽,字雨若,江苏常熟人,有《秋雪堂诗集》。流芳尝为其撰《沈雨若诗草序》,是篇在上文已作深入论析。此外,流芳与葛一龙、商家梅等竟陵人物有交。   
      在李流芳与上述公安、竟陵人士交游的背景下,其诗学思想与明代诗学,特别是与公安、竟陵诗学形成了复杂微妙的关系。首先,以情性为本位的诗学观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缘情”传统的可贵赓继,更与公安、竟陵二派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明万历间崛起的公安派扬弃了弘治、正德以来的主情论诗学,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影响下,提出了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注:①② ③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188、188页。)为口号的“性灵说”。“性灵说”认为林林总总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②均统合于性灵,都能发而为诗,这是对诗歌抒情本质的高扬,但一味纵容诗人主体情感而无所规训,亦即“任性”③,却导致公安末流的诗歌创作愈发率易刻露。袁中道认识到了“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阮集之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页。)所含藏的疏误,对此作过深刻的自我检省。竟陵派论诗亦本乎性情:“夫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注:钟惺:《隐秀轩集》卷一七《陪郎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276页。)其所言“性情”以“幽情单绪”(注:钟惺:《隐秀轩集》卷一六《诗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为内涵,“性情”二字偏于性之虚灵。凭借着对“幽情单绪”的强调,公安派纵恣的“性灵”得以约束,从而避免了因其末流“任性”过滥造成的诗歌的过分俗化。只是竟陵派将“奇情孤诣”(注:钟惺:《隐秀轩集》卷一七《问山亭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当作文学情感的全部,势必导致其诗风偏于冷僻险怪,不利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发展。总之,公安、竟陵二家诗论皆本于性情,却也各有其弊。李流芳在情性与诗歌关系的看法上大致与公安、竟陵之说相类。他论诗为“无可奈何之物”,不仅近似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更与上文援引的钟惺以诗为“道性情者”的言论如出一辙。然而,其情性本位诗学观的批评史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纠补公安、竟陵之弊上。与公安派以性灵统摄情感的作法有异,也不同于竟陵派对性之虚灵的偏嗜,流芳言“性情”,更突出“情”在诗歌创作中的本根性地位。通过对诗人情性内涵的细致辨析,他既补救了公安派“任性”的流弊,又纠正了竟陵派诗学取向上的偏执。他将因偏至、坦率而愈加深沉的情感视为诗人所有。强调诗人情感的偏至独特避除了公安末流的俚俗轻率,这显然比袁中道所作的检省更为深入,尤其与竟陵派的观点相似。但与此同时,他亦将坦率真切归为诗人情感内涵的题中之义,又谓“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便防止了滑向竟陵派易于导致的褊狭生僻。他还提出诗人具备俗人所没有的高度自觉的自我情感专注意识。这一精辟论断既突显出他如公安、竟陵般执着于对主体心性、本心的体认,更将具体的、历史的情感熔铸于心体,弥补了竟陵派所倡清寂幽独之境难以容忍炽烈情感存在的缺失。 
    编辑:秋痕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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