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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4)

    发布时间: 2019/9/16 14:01: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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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李流芳重视诗歌艺术形式功能价值的诗学观是对公安派“不拘格套”说的反拨,此一反拨又主要是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复古派诗论的批判性继承,并应和竟陵派及袁中道后期的相关诗说而实现的。“前后七子”等对比兴、格调、法度等诗歌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表示出极大关切,并经由复古的途径予以探求,其声势甚为浩大。到了晚明,袁宏道等厌薄复古派末流片面追求形式、技艺所导致的赝古、剽拟之风,遂将诗歌外在形式的营构与诗中真情实感的表达对立起来,要求绕开一切表现形式上的体式套路,率以胸臆为的。这一革新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畅达之风,也不可避免地使得诗歌创作“发挥有余,蕴藉不足”(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淡成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页。)。袁中道同样认识到了这一弊端的存在,主张“熟读汉魏及三唐人诗”(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蔡不瑕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以匡正之。钟惺则认为作诗“要使体诨而响切,事杂而词整,气恢而法严,令才有不必尽,意有不得逞”(注:钟惺:《隐秀轩集》卷一0《江行徘体•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试图通过对诗歌艺术形式的要求来达到蕴藉浑厚的诗学境界,从而补救诗风的披露。不仅如此,竟陵派还将蕴藉浑厚与学古关联起来,学古人之精神,反对摹古。与此同时,李流芳在复古派历史经验的客观昭示下自觉意识到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他围绕诗歌形式之工进行了深入阐析,也对“不拘格套”说形成反拨(注:按:李流芳谙熟明代复古派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参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答山阴徐伯调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7页。)。而他在肯定诗歌艺术形式的同时,认为形式终究依附于内容,并视臻于平淡自然、了无痕迹为追求诗歌形式之工巧的最高境界,又显示出他对重蹈复古派覆辙的忌惮以及他与竟陵派在审美旨趣上的差异。相应地,李流芳亦主张习学古人,这是在复古派诗学的客观影响下,对公安派“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之观点的背离,对袁中道后期修正思想,尤其是竟陵派“求古人真诗”(注:钟惺:《隐秀轩集》卷一六《诗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口号的响应。他宽取杜甫、韦柳、刘白、二苏各家诗法的具体作法及“各成其一家”说的提出则显然否定了复古派末流的取法过狭与泥古不化,是对“诗必盛唐”说的自觉规避,同时又得益于公安派的启示。公安派虽力主文学新变,却并非一味地弃置古人,“三袁”对白居易、苏东坡的推崇,在某种程度上致使白、苏二家及中晚唐诗,乃至宋诗在晚明逐渐受到重视,至清代遂能与宗尚盛唐的势力分庭抗礼。流芳取法白、苏当为此时代风习使然。   
      综上所论,在晚明诗学的现实困境中不断寻求突围与整合,使李流芳诗学思想充满了问题色彩与总结意味。流芳之所以能在公安、竟陵盛极一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其不激不偏却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如上,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人格风范。而他所身处的晚明嘉定这一特定时代与特殊地域正是塑成其品性人格的关键所在。追求个体自适、个性自由,而不苟于流俗是晚明时代在李流芳身上留下的特殊印记,他的诗学思想便充满了性情高涨的时代精神与独立批判的个性风采。与此同时,嘉定县自明初以来渐次形成的以笃实尚古、不务虚名、卓然于世、兼采众长等为特征的地方古学发展至晚明已彬彬称盛(注:按:夏咸淳先生曾对明代嘉定古学作过具有开创意义的深入研究,参见其文《明代嘉定古学与四先生文化品格》,载黄霖主编《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3-128页。)。在此风尚的陶冶下,流芳以平实和易、特立超迈的品性立身,周旋于公安、竟陵人物之间,既显示出与之相类的诗学观念,又能出乎其中,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相关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他们的偏执、缺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李流芳的文学创作成就时说:“虽才地稍弱,不能与其乡归有光等抗衡,而当天启崇祯之时,竟陵之盛气方新,历下之余波未绝,流芳容与其间,独恪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趋趋,词归雅洁,三百年中斯亦晚秀矣。”(注: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二集部二十五,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 910页。)实际上,非但其诗文创作堪称三百年中之晚秀,他的诗学思想亦以其独到建树屹立于晚明文学批评之林,反映出晚明主情论诗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     作者:李柯
    编辑:秋痕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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