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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7/9/27 15:16:2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作者】吕启祥  



       五  

       在探讨《红楼梦》哲学和美价值的同时,人们并未怠慢了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份内”的多方面成就,诸如文学观念、艺术结构、人物塑造、文学语言等等。作品的总体价值和艺术机体的每一个方面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前文所说的“多元”也体现在文学范畴内研究角度和层次的多样性。  

       其实,在本文第三节所叙的那些不以史传观点而以小说的 观点看待《红楼梦》的评说中,和以西洋文学原理来衡估《红楼梦》的论述中,就已经包含着对曹雪芹小说观和文学观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不同於中国旧说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观念。这里,可以再举出较晚的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30]和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31]二文来对这一问题作些补充和归纳。高语罕举出四点来把握作者的文学观:一、它是写实主义的;二、它反对无病呻吟;三、它注重创造;四、它重视卓越的描写技术。文章对各点均依据小说作了申述,结语谓:“由此看来,《红楼梦》(指前八十回)的作者的文学观点是如何的伟大,是如何的革命:知此,始可与读《红楼梦》!”关懿娟的文章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曹雪芹先生替我们完成了一个和平的文学革命”,文中以西班牙的骑士文学作比,借用拜论的话,“西万提斯一笔杀死了骑士行事”,意即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出来后,那班靠骑士文学讨饭吃的作家,自觉没趣,不敢再作。至於《红楼梦》底作者,“比‘吉诃德爷’的作者厚道得多,他不用讥讽,也无需嘲笑;开宗明义,便堂堂正正的假借石头答空空道人的话说出来”。“即使作者不说这段话,自其全书观之,我们也能明白:这本《红楼梦》,不但与前代千百本平庸的小说有别,且是一本有意挥去那业经发霉的才子佳人思想的书。”《红楼梦》的章回仅具形式,“它的本质和内容,已非章回体所能规范得住了”。“作者之成功,就在他有眼光,有勇气,摆脱俗套,把这书做成一本无可挽救的大悲剧。”总之,《红楼梦》为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为中国文学史立下一方界石”。这类论述大体上揭示了曹雪芹的文艺观,给《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定了位。与此相关还有一篇《红楼梦林黛玉论诗》[32]的文章,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曹雪芹的诗词修养和理论观念。  

       下面来年看艺术结构,这方面专文不多,有一篇《红楼梦之结构》,谓小说之结构指情节及布置情节之方法。该文大段征引日本盐谷温氏的《中国小说概论》复述情节尔后论曰,“至於《红楼梦》之布置情节也,则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不紊不乱,如线穿珠,如珠走盘,可谓我国小说中仅有之作。”[33]在其他综论《红楼梦》的文章中也常常涉及这一方面,如说“其全体之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上至於崇高之域,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34]而最为人称道、被人引用最多的当数李辰冬的论《红楼梦》结构。他在《<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就是专门讨论结构的,他写道“读《红楼梦》的人,因其结构的周密,与其错综的繁杂,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涛澎湃;而且前起後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於何地,止於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他以张道士提亲引起的宝黛风波和宝玉挨打这两段故事作例,让人们注意海水怎样地涨潮,许多小浪怎样地摧动,潮退以后又怎样化为无数小浪,起伏相继,馀波未尽。他以中外名著如《西游》、《水浒》、《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等作比,认为无一可及。在这些作品中“选文的人,很容易选一篇自有起讫的文章;至於《红楼梦》则不然,如果选了一段精彩的文字,往往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他的起,已在前数回中伏下,他的落,到後数回中还有余波。”只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和曹雪芹一样,“没一点结构的痕迹”。曹雪芹“不像巴尔札克用尽精力,去驾御这五十匹马,让人家喝彩。他对他的人物,一点显不出故意驾御的神色,好像海洋对于波涛一样,任其澎湃泛滥,一点也不约束,一点也不领导,然而个个波浪,没不是连结的,个个波浪,没不是相关的。“总之,《红楼梦》固以贾宝玉为主人翁,但叙事不一定全以他为中枢……然均以宝玉为证。以结构而论,没有与《红楼梦》可比的”。[35]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本为他1934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至1942年在国内正中书局出版。该书“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是破天荒的创举”[36],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一年内出至六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书中的各个篇章,在出版之前曾先後在报刊上发表,上文所引《(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即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篇,应能代表此期《红楼梦》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  

       《红楼梦》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个热门话题,不仅学者作家关注,更为广大读者乐于谈论。作为研究者,上举李辰冬文章中即有一节专谈人物描写,他还另有一篇《<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在北平《晨报》连载,[37]分别论析宝、黛、钗、凤、雨村及薛蟠诸人。作家端木蕻良在《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中称“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里,我最爱红楼梦”,喜欢书中传写人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生动手法,从对照反衬中显出各人面目的高明技巧,以及深入人物心灵的本领。[38]至於见诸报端的各方人士的人物评论,时有一得之见和独到之处,如说红楼姐妹中最重要之三人,分得真(湘云)、善(宝钗)、美(黛玉)三字;[39]如说贾政并非一味责骂宝玉,也有亲子之爱的流露;[40]如说全书人物独贾母能幽默,以其阅世深、有胸襟,加上聪明、闲暇,于是幽默出矣;[41]等等。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宝、黛、钗三者及相互关系。暨大校刊的“学生之页”上有篇读红文章说黛玉值得怜爱,宝钗值得敬爱,《红楼梦》的主题决不是薛林争逐宝玉,“不能说宝钗是最标准的妻子,就一定要嫁给贾宝玉,宝玉又何尝是最标准的丈夫呢?宝玉、黛玉才是天生的一对”[42]另有一位作者在《幸福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重读红楼梦》说,“宝玉和黛玉的结合,照理是可能的,虽然这结合不一定会美满,但它可以创造一种生之奇迹,一种超越生命的幸福,这幸福也许短暂,它的形成已经预示了它的毁灭”。“黛玉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谢了!宝玉却像一朵云,没入那虚渺的太空……”[43]虽然人们的同情常在林黛玉这一边,但赞美薛宝钗性格并给以高度评价的,并不少见,《曾国藩与薛宝钗》一文可堪代表。该文作者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胡适与鲁迅对举、曾国藩与左宗堂对举,进而引述了红楼梦中一系列薛林对照的故事,归结道:“总之林若无薛,其可爱处不显;薛若无林,其可贵处不见。我意黛玉若是男子,必是左宗堂,都是眼高心大一流人物。……宝钗若是男子,必又是一个曾国藩。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前谓友人拟为曾薛做媒,此似嬉言,实则不是;如果世间人人之妻规夫以曾,人人之夫期妻以薛,人我之间确可免去不少无谓争执。须知曾薛型所代表者乃是人与人间关系之最高理想”。[44]不过更多的读者在佩服宝钗出将入相的才华和道学修养的渊深之馀,还是把票投给了以生命殉情爱的林黛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拥黛派”[45]。薛林的话题,确是永恒的。  

       这一时期所有关於人物的评论中,见解最深刻、分析最透彻、文笔最优美、影响也最深远的要数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自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在《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刊出了一系列《红楼梦》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的评论,依次为袭人、晴雯、探春、鸳鸯、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凤姐、可卿、湘云、宝钗、黛玉、贾宝玉等,于1948年结集成《红楼梦人物论》,共收文章十九篇,由国际文化服务社印行。正如当时的一些书评所说,“太愚先生的近著,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批评”、“作者是一位有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造诣的人,他运用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和他那修养有素的如花妙笔,把这部若干年来被模糊、被歪曲、被割裂、被一知半解红楼梦,正本清源完完全全地提示给读者了”。他“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并且告诉我们怎样去探索作者的灵魂。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了解过去的人物,而且教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身边周围的人物。”[46]《红楼梦人物论》在八十年代重又修订再版,当代读者易於看到,故本书仅收一篇作为代表。 

       关於语言,研究的专文不多,王潢《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中国语言的成熟,有赖于曹雪芹”,作家“不仅是语言的挖掘者,还是语言的创造者”,《红楼梦》是“中国语言的宝库”。[47]计开在《红楼梦的对话》中则谓小说的叙述描写死板,人物由对话而“起死回生”。[48]太愚复有一篇《红楼梦的语言》[49],当然不在“人物论”之列,现收入本书。此外,在不少长篇综论中多有论及语言的,如说《石头记》为中国文之最美者,“纯粹、灵活、和雅、圆润,切近实事而不粗俗,传达精神而不高古”。又能恰合每一人物之身分性格,纤悉至当;更具备中国各体各家文章之美於一人一书。[50]有的短文专对《红楼梦》中的“早晚”、“驳回”等用语加以辨析探讨,[51]是很切实具体的语言研究。  

       《红楼梦》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除去前文述及的在中西文学的座标中观照外,也偶见《红楼梦》与《子夜》、《红楼梦》与《茶花女》一类题目[52]。较多的还是《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如《水浒传》,本文第二节曾涉及,还有一位论者比较阅读二书之感受:一个是“快读”一个是“细绎。一个是橄榄,一个是雪梨。正如春兰秋菊,各极一时,同样动人。若说耐读,则红楼到处可以流连;而水浒利落,大刀阔斧,一览无余。“我情愿吃那橄榄的亦苦亦甘,暂不吃这雪梨的又脆又甜!”[53]可谓形象真切,道出个中滋味。  

       六  

       考证作者家世和研究版本是新红学的主要贡献,本书既原则上不收胡、俞等诸红学大家的论著,因而这方面的文章自然相对地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篇什值得今人参考。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和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发表於三十年代,[54]是曹家朱批奏折发现後较早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初,又有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一文,也是根据这些新资料提出对雪芹上几代家世看法的,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肯定新资料提供的事实,对“自传说”则大持异议[55]。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文献资料,今天普通读者都能看到,家世研究业已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但我们仍可从上述文章中了解当年获知这些新材料的兴奋和由此推导得出的论断。由对家世的探讨自然联系到雪芹的祖籍,李玄伯的文章提出了“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军”,正是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来源。至1947年12月,北京《新民报副刊》有一署名守常的短文《曹雪芹籍贯》,主丰润说;同月在青岛《民言报》晚刊上刊有署名萍踪的《曹雪芹籍贯》,文更短,所见雷同于上文[56]。青岛之文被时在山东大学的杨向奎所注意,致信胡适请问祖籍问题并转引该文,胡适因作复申述“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丰润人”。胡适的答复载1948年2月14日《申报》“文史”第十期,今作为萍踪文之附录收存。关于祖籍问题,这一时期并未引起更多的讨论。  

       版本方面,容庚在二十年代有《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一文连载于北京大学的刊物,他以自己购得的一部旧钞本和排印的程本进行对校,中心意思在论证:“钞本当在程本之前,钞本已经是百二十回,则後四十回断不是高鹗所补作。”[57]对高鹗续作说持异议的还有宋孔显,他的题目即标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不过论证的角度不同於容文,是从程高的序、引言以及前八十回也存在矛盾疏失等方面来加以说明的。[58]关于正文的文字,有一则短文很引人注目,这就是见于1924年《小说世界》上吴轩丞的《红楼梦之误字》,谓第十二回“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据作者在金陵四象桥下购得的一册《红楼梦》残钞本,其中“冬底之冬字,作八月二字,并写一格中”,於是原先“颇费猜疑”的时序上的矛盾得到解决,“不觉恍然大悟”。[59]吴轩丞即吴克岐,为《犬窝谭红》撰者,此处所举系残钞本重要异文之一。另有署名素痴的《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指出今本《红楼梦》以“此开卷第一回也”起,而这起首一段本是评语的总序,“传钞者误以与正文相混,相沿至今”。[60]  

       关於所谓旧时真本的一则记载,见于境遍佛声《读红楼梦 记》:“相传旧本红楼,末卷作袭人嫁琪官后,家道隆隆日起,袭人既享温饱,不复更忆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赏雪,忽闻门外诵经化斋之声,声音甚熟习而一时不能记忆为谁,遂偕小婢启户审视,化斋者恰至门前,则门内为袭人,门外为宝玉,彼此相视,皆不能出一语,默对许时,二人因仆地而殁。以上所云,说甚奇特,与今本大异”。[61]另有三六桥本,情节与此不同,北大张琦翔文中提及,“在日本三六桥又有四十回本(按,似应作三十回本),传闻如此,未见本书”[62]今将张文收入备考。  

       後四十回问题自新红学家提出之後歧见极大,可谓南辕北辙、天上地下。持肯定意见的不乏名家,如吴宓认为“愚意後四十回并不劣於前八十回,但盛衰悲欢之变迁甚巨,书中情事自能使读者所感不同,即世中人实际之经验亦如此,岂必定属于另一人所撰作乎?”[63]佩之谓“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64]。许多论者都是把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并激赏其续作和结局的,牟宗三的见解可作代表:“人们喜欢看《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我则喜欢看後四十回。人们若有成见,以为曹雪芹的技术高,我则以为高鹗的见解高,技术也不低。前八十回固然一条活龙,铺排的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而後四十回的点睛,却一点成功,顿时首尾活跃起来。我因为喜欢後四十回的点睛,所以随着也把前八十回高抬起来。不然,则前八十回却只是一个大龙身子,呆呆的在那里铺设着,虽然是活,却活得不灵”。“全书之有意义,全在高鹗之一点。”[65]持贬抑和否定见解的,也很有力量。且看李辰冬的评论,他以为前八十回“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所以事实少而意象与情感多”;“自从八十一回以後,描写的完全是些事实,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味如嚼蜡,枯燥生涩,好像是从前八十回里取些事实,而把些事实写个结束罢了,引不起一点意象与情感。他所描写的是中国大家庭的琐事,而非人类的灵魂。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世界的作品,而後四十回是清初中国家庭的情形。前八十回能百读不厌,且每读一次都有些新的发现,而读後四十回的目的仅在知道故事的结束,结果知道了,没有再读的勇气。”後四十回的中心思想,以四个字了之,就是“福善祸淫”,[66]李辰冬从思想、风格与环境来分析前后的异质,较之胡俞就版本、回目与故事情节等判别二者的不同更进一步。王璜从语言的角度断定全书决不是一个人所写,“最足以证明後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却是书里的文字用语。高鹗只续完《红楼梦》的故事,却没法续用曹雪芹所采用的日常用语。後四十回的语言,单调而枯燥;续者虽深深感到语言的贫困,却没法一谋解救”。“後四十回的作者,虽能体会前八十回作者的用意,凑补这未完成的故事,但因不善采用这些贵族层的日常用语,(也可以说,根本不注意语言的运用),而遭受悲惨的失败。”[67]有的论者贬斥更甚,谓“高鹗的国语程度,只不过四十分左右,而妄想弄巧,其成拙也当然,实在太看不过高鹗的横行无忌”。[68]更有人代贾宝玉拟“致高鹗的抗议书”说,“您把我硬拉下水去做和尚……也把我宝钗姐姐写得太不堪了”。[69]这虽近游戏文字,却也反映了对後四十回的看法。正反两面的论评尚多,不胜枚举。我们看双方的理由和语气,真是旗鼓相当,莫能相下,这种歧见和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  

       索隐派在这一时期虽不像清末那么风行,却连绵不断。本书收录了蔡元培1926年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所作的序以及景梅九《红楼梦真谛》自序。蔡序谓寿著“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70]景序作于1935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荒唐者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昔者惟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文後有编者附言,谓读景著“始知《红楼梦》为民族革命文书,序文尤足唤醒我民众之精神”。[71]由此可见,虽时移世迁,而索隐家心系时政,“持民族主义甚挚”的情怀,始终不改。清代索隐诸家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学者文士持此类观点者代不乏人,本文第二节曾述及中央大学文学院讨论会,系主任汪辟疆就发言称《红楼梦》“是一部民族史”,“作者有亡国之痛”,“应该要用读历史的眼光去读它”。更为有趣的是当学生提出“妙玉到哪儿去了”的问题时,汪先生答:“她回慈溪老家去了”!大家愕然。汪解释说,“因为相传《红楼梦》是说明珠家事的,宝玉是纳兰成德,妙玉便是姜西溟”,是成德的老师,据《郎潜纪闻》,一次成德提起“家大人”请“老师出山”当礼遇权贵之事,惹得西溟大怒,“卷起行李一气归隐慈溪,所以我说妙玉回到慈溪去了。”引起听众大笑。[72]至四十年代後期,有一位署名湛庐的作者,在1947年的《北平时报》上一连二十二次揭载其索隐之心得,总题曰《红楼梦发微》,之前有一篇“我亦为红楼索隐”,说自己之爱好《红楼梦》“因为它是民族意识特高的一部小说”,这方面的兴趣,完全受了蔡元培的影响。[73]然其具体意见却不同于蔡,甚至相反。蔡以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我认为作者的春秋笔意,绝对以男子代表汉人,为阳;以女子代表满人,为阴。”水来土淹,满人虽侵略华夏,汉人亦能抵抗、同化,“泥实为水和土而成”。[74]次年即1948年10月至11月间,湛庐又在《华北日报》上连载“发微”,继续发挥红楼梦为民族小说,所隐为清初四朝之事的观点。他不同意索隐阻碍欣赏的说法,认为索隐工作与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学上出色的作品,所以才值得後人探索”[75]。对于清代索隐盛行的原因,有一种解释颇为独特,认为是小说地位低下的反映,清代的读书人“一方面觉得《红楼梦》好,一方面又觉得《红楼梦》出身低贱”,就如老爷爱上了丫头,怎么办呢?只有“把《红楼梦》扶正,于是所谓索隐,所谓影射,便是这扶正的一种手段了”。“在我个人看来,《红楼梦》的索隐批评,实际便是这种轻蔑小说的潜在意识在作祟。”[76]这篇文章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作为一则文学漫谈,不论是否谈到点子上,其探究索隐的批评心理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  

       《红楼梦》的考证除了作者和版本两大方面外,小说本身还有许多问题足以引发人们考索的兴趣,诸如人物的原型问题、年龄问题、脚的问题、地点问题,等等。有一位作者,从十来种清人笔记中,提供了七位“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77]或有中表之亲,或为美姬情婢,“让有兴致的读者,自己去和《红楼梦》印证”,意在提供书中黛钗等人的原型。其他亦有论者指人物故事确有其人其事者。年龄问题则早就有人发现书中矛盾,如巧姐忽大忽小、宝玉元春究差几岁、黛玉年岁多处不合等等。[78]有专文考订的,也有综论述及的,历来是细心读者的一大疑惑。说到《红楼梦》写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更是一个费解的闷葫芦,因其关系到满汉习俗,满人天足、汉人缠足,更成了人们颇感兴趣的一个小小热点,二十年代北京《益世报》上就刊出过“脚的研究”之讨论文章,[79]太抵以主张天足占上风,均以《红楼梦》中相关描写证之。以後余绪不绝。当代仍有论者做这方面文章,宜乎一观前人所论。地点问题更是一个新红学家业已提出,不断为人探讨的问题,主张南京说、北京说、西安说各有所据,还是李玄伯在两篇讨论地点问题的短文中所说合於情理,他以为小说并非传记,不必实指,“长安”“不过文章内泛用的京师而已”。[80]大观园座落何处同样是从清代起就众说纷纭的老话题,有随园说、什刹海说等,园中建筑和风光景物南北兼备,令人惝恍迷离。《大观园源流辨》堪称论析这一课题的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它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园林的发达有两个系统: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园式”。前者起于秦汉,豁达雄大,北部各园多属之;后者自赵宋而后,形成幽深闲寂的风格,为南方庭园特色,重借景、工叠石。明清之际,燕京西部名园林立,造园艺术益臻成熟。由此“可知北京园林的发达,至康熙乾隆间而极盛。这个时期,北方苑囿系统的园林,大部分被庭园系统的因素浸润了。《红楼梦》大观园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根据下而产生的,它是溶和苑囿和庭园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它受当时皇家园林设计的影响极大,特别是稻香村观稼和栊翠庵建寺更非私家园林所能有。大观园的规模格局、景点布设、意境营造、材质图案等等,无不可以从当时的园林艺术中借鉴、汲取,进而脱胎、创造。作者申明这种研究不能助长索隐诸说,“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观园之所以为大观园的客观根据,如果有奢望的话,亦只在使人不敢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谁的园林罢了。”[81]无论对红学研究还是园林研究,这都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红楼梦》的名物考索亦颇受关注。小说中写到的“洋货”,为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撰成专文,大有助於考订《红楼梦》所处的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这方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以《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82]为题,摘出小说中八处写到西洋物品的地方与《清统一志》和《文献通考》中所载的外国贡品加以对照。到了四十年代,方豪撰写了《<红楼梦>新考》等多篇文章[83],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外国物品,分类考索其来源,所据资料不仅有清朝的官方档案和士人笔记,更有外国教会的文献和外籍教士的记录。这些资料不仅翔实丰富,而且有些为一般人难以见到,方豪以其与教会的缘分和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等多种外语,悉心收集、严密考订,作成此项研究,功不可没。《新考》是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包罗的外国物品的类别有呢布、钟表、工艺、食品、药品、动物、美术品等,尔後分别考索其何时传入,由何种途径传入,皇帝和王公大臣对此类西洋事物有何种反应,以此与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对照印证。该文还有一节专述“《红楼梦》撰人与外国人的关系”,连同方豪的另一篇文章《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提供了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南巡时“见驾”的情形,由此推论雪芹先人“俱有晤见西人之机会”,书中西洋物品之“来源虽非一途,但来自洋教士者必占多数,盖贡使寥寥可数,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国,并有在‘内廷行走’者,且教士络绎而来,故西洋物品之传入宫中及显宦之手,亦源源不绝也。”这样的结论自有其合理性,所据资料对了解《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弥足珍贵。  

       论及《红楼梦》里医药的文章很少,有一篇以此为题且篇幅颇长之文,谓《红楼梦》作者虽渊博,“但他的对於医、药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很平庸的”,[84]所见与人不同,应备一说。  

       七  

       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几种长篇论著应当给以专门的介绍,它们都是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包含了各自研究心得的,分述如下。  

       张笑侠的《读红楼梦笔记》是一部评点式作品,全长约十余万字,在1928、1929年的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专栏中长期连载。其内容包括:第一章,红之谱,包括各家之家谱、全书之年谱、各人之年谱;第二章,红之表,包括各人生辰表、全书人名表、各人之下人表;第三章,红之评,包括全书之舛漏及总论;第四章,各人之小传。这一次序在发表过程中有所调整。第三、四章调换,第四章为总评(红之舛附入),篇幅最长,为全书主体。总评依小说回次,顺序而下,固然是对小说本身的评批,亦常对前人评批发表评论,如对太平闲人、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常持异议。这部“笔记”具有历来评点派作品之特色,即读书很细,间有独到之见而总体观之不免支离零碎,有时还颇拘迂,如说最难明白“宝玉黛玉宝钗及其他姐妹之才学,均不知其系由何处得来”。由于《笔记》篇幅太长且引述情节过多,本书仅节选若干。  

       本节要着重介绍的是以下三篇论文,即二十年代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三十年代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四十年代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  

       刘大杰这篇论文是为《晨报》七周年纪念而作的,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晨报》增刊上。全文约三万五千字,分为十节;一、《红楼梦》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曹雪芹与贾宝玉,三、《红楼梦》索隐之派别,四、高鹗续书之讨论,五、《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六、《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七、《红楼梦》之描写与结构,八、《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九、《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十、余论。从上述小标题可以看出刘文的规模,涉及的问题相当全面。刘文汲取和肯定了前人的成果,多持平之论,比方他充分评价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取用其在作者和家世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校正了自传说,代之以“自叙传的小说”,将二者加以区别,“写贾宝玉的个性及身世,说取材于曹雪芹自己,当然是可以;说里面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那也就不对了”。又比方对索隐派,虽则认为它是附会,无助于发现红楼梦的价值,但是“索隐的先生们的原来的用意,确是想提高红楼梦的价值,他们这一点苦心,我们无论如何是应该了解的”,因而对索隐各派,给以介绍。再比如他认同後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高鹗的才情比不上曹雪芹,但这是因为“续书比原著难”,肯定高鹗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大胆地写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眼光高出一般。同时,刘文也包含了他个人的独特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的长安。又比方他认为《红楼梦》“强于描写个性,拙於描写风景”,描写大观园那些文字就很抽象,难说精采,而描写个性则特别有力量,最深刻的是林黛玉、刘老老、王熙凤三个。作者亦长於叙事,“描写失意的事情比描写得意的事情,都要深刻而活动”。再比如论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可以与屈骚、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谁也应该承认它是第一等的作品。但是拿起世界文学批评的眼光来说话的时候,那就有点不同了”,它不能摆脱中国旧有的消极思想,故不能同世界第一等作品相提并论。总的说,在二十年代中期就有这样一篇相当全面而中肯的综论,殊为难得。  

       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发表于1933年,在3月4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三十九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分两次刊出。全文约三万三千字,从第一节“引子”可知,该文是为“纪念伟大的天才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而写的,以下的标目依次为:二、《红楼梦》作者对於文学的态度之考察,三、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其中分列,1、艺术家的看见,2、实生活中的活材料,3、活的语言之运用和国民文学,4、自然主义作风的成和败,5、深刻的心理分析,6、清晰的个性的人物。全文未完,作者在“暂跋”中写道,“就现在发表的说,只有全文的一少半。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之悲剧的意义;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也就是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在北平文化机关的‘装箱’空气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远处了,因而暂结”。由此可以了解这篇文稿本应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著作,未能刊完是由於时局的原因。在已刊出的第一部分里,李长之以悲愤的心情痛感天才曹雪芹被国人冷遇和误解,呼吁要冲开一切,“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他认为一百七十年来只有三件事可记:一是1797高鹗後四十回的完成,高鹗“非常了解曹雪芹,他本人的艺术的手腕也并不让於曹雪芹”,“他是曹雪芹死后的第一个知己”。  

       後文甚至还比拟说“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高更能写精神的方面。一是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这是第一个会赏鉴红楼梦的人。他完全拿了西洋美学的眼光,用着近代文艺批评的态度,来加以估量的。他敢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艺术作品……他最了解红楼梦了。不但在过去,就在现在,也无人及他。”一是1928年“胡适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红楼梦考证更加确定了。他把红学打得一扫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境,给人作出一个确然的轮廓”,“於是一切没有证据的,或者证据不可靠的,便都敛迹了”。李文第二部分考察红楼梦作者看重的是不计功利的纯文艺,反对陈套,要求艺术提高人的精神和表现理想。第三部分由於结合小说作了大量具体分析,因而所占篇幅亦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对文学形式技巧的理解,认为形式可以消解内容,“我们对着一种大艺术品时,我们只就那形式,便获得了它的内容……我们的精神活动浸入埋伏于当前即是的艺术品的形式之中,我们与作者立在同一的情绪里,材料的痕迹化为乌有了”,“那内容在形式里已好好地传给你了”,这虽来自於大诗人席勒的启示,以其合於艺术的规律,李长之融会而施之於《红楼梦》,“岂是单单道着他的文学技巧”,“道着他的全部人生”。因而这大篇《红楼梦》文学技巧的具体分析便超越了评批式的就事论事的局限,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发表於1942年11月15日在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三期,後收入一本包括多篇论《红楼梦》人物的集子,就以“贾宝玉的出家”为书名,於1946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张文约三万三千字,它并非是一篇单纯的人物论,而是由主人公的结局切入,以果求因,提示出人物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文章先是嘲笑了那些“圆梦派”的续书作品,虽说是“圆”了,结果弄得贾宝玉不成其为贾宝玉,林黛玉不成其为林黛玉。继之进入正题,提出贾宝玉出家这个结局的意义比那样的团圆高明得多,解决的是“整个人生大道的大问题”。然而“宝玉出家以後怎样”?书中并无下文,参照作者笔下已经出家的两类人,已经暗示“这条路走不通”。虽则楔子中点明,一切都是前世因缘,梦幻而已,作家却把尘世生活表现得那么生动、亲切、温暖,“他倒是着眼在现世因缘,把因因果果抓得紧紧的,一步一步合理地发展下来的”,这是“本书极可贵的优点”。宝玉的出家正是诸般因果发展之必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别人不同,可他实际上又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他不就范就要超脱出去。文章揭示了人物自身以及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存在的矛盾,认为那两首评批宝玉的《西江月》词“既不能视为反话,也不能把它当作正面的教训”,“作者对贾政,对贾宝玉,似乎各都给以同情、首肯……可贾政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偏容不得贾宝玉型。这就不容易处理了。於是我们就只好跟着作者的笔——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张天翼忠实地道出自己阅读的感受,“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是全书中自己所喜欢段落的首选,“我总觉得这段描写,是全书中最悲剧性的东西”,“不瞒你说,我看到别的那些惨伤的场面——甚至晴雯之死、黛玉之死,也不及这里使我感动”。“这悲剧的成因,我想就是在於——他们有爱,而缺少彼此的了解。”作家的感情与理智不能一致,而创作又不能虚伪,导致了矛盾现象,即使叫“出家万岁”也还是并未找到出路。文章的结论,“这部作品是两重性的:非悲剧,亦非非悲剧。”对於後四十回则有十分风趣的批评,谓出家大不易,还得履行种种麻烦的手续,圆房、赶考,“自己看破了红尘,却一定要留个後代下来,以便在红尘里爬来爬去出风头”,难道成佛也讲求正途出身,还要惊动皇帝老子敕封文妙真人……兰桂齐芳,世界恢复老样子,出家就更冤更无谓了。看来续作者更热中於世间,心地极好,也是团圆派里的一位;他“总算是救出了红楼梦的故事坯子”,可原作的两重性矛盾不见了,“不再徘徊於世间和出世间”,乾脆回到了富贵场中。总之,张天翼以创作家的敏感和批评家的逻辑,处处从阅读的感受出发,无大幅引例和大段说理,娓娓道来,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在亲切幽默中使人憬然有悟。  

    以上三篇论文,尽管撰者学术个性不同,发表时间不同;然而都是力作,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均堪称这一时期红学论文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  

       这里还应提及一篇专论即《红楼梦与中国经济》[85],以经济的视角来论评,不说绝无仅有也十分稀见。该文从《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巨著看中国社会,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中国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实录,同时也提供了清代乾隆年间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方面的背景材料,可资参考。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这一时期出版的几种《红楼梦》的序言,序言往往也是一种评论。如1923年许啸天的“新序”[86]猛烈抨击素隐家和考据家,认为不必迷信最初的版本,尽可按照文学上尽善尽美的理想大胆删改,因将《红楼梦》校成一个百回本。此举受到刘大杰的严厉谴责,指为版本史的耻事、“文艺界的公敌”[87]。三十年代茅盾的《节本红楼梦导言》概要表述了对《红楼梦》的见解及删节原则,是对“独秀先生提议”即他曾期望“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88]的一种回应。此节本在当代曾经再版。  

       八  

       行文至此,读者对这部“汇要”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编者力求保存历史本来面貌的初衷也许能够得到读者的体察。  

       我们期望:  

       首先,本书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资料长编,供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红学发展的学者参考。前文曾经提到,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少有政治的干扰和商业的炒作,因而保有其本分和本色。评论文章比较个性化,少八股气;既有学理探讨,亦不乏随笔感想;虽多歧见,而少意气。从总体上说,尽管数量质量远不能同近五十年相比,但仍有其值得珍视和发扬的风气和传统,应当受到治红楼梦学术史者的重视。  

       其次,对于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具体切实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避免炒冷饭、走弯路,可以把起点置於前人的成果之上,收事半功倍之效。上文已经论及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多元和多层,不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方法,都已相当广泛和多样,许多问题都已提出或涉及。大而言之,“《红楼梦》确实包含了‘文学’‘哲学’‘历史’的三项,不能够单单靠定了一途立论,不然怎么算得起‘横看成岭竖成峰’的书啊”[89]这是一位论者1920年所撰文章的结束语,足见以文、史、哲多个层面去研读《红楼梦》,早在二十年代之初就被郑重提出了。小而言之,《红楼梦》中“脚”的问题、即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屡有讨论,前文已及。今天如果再把这些当成新鲜见解、独家发明,岂不有点可笑!  

       再次,对於一般读者,即使并不熟悉甚至未曾接触过《红楼梦》,本书也不失为一种有趣有益的读物。本书收录的一位作者,以他个人读过三十余遍《红楼梦》、接触过上百爱红者的经验,在心领神会之馀,总结出如何读《红楼梦》的十四条建议,谓“应趁风和日暖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明媚新鲜”;“应趁秋高气爽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全声玉振”;“应趁风晨雨夕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怨旷萧骚”;“应趁冬闺消寒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温暖融和”;其第十四条曰,“红楼梦宜於升官发财时受罪入狱时读之,以便有缩手回头的机会”。还举出《红楼梦》可“移人性情”的十一项功能,如可医俗病、可医吝病、可医贪病……等等[90]。看了这位论者的心得,真教人不由得不去翻开这部奇书,加入爱红者的行列。《红楼梦》的读者由此更加众多,阅读水平更加提高,不亦宜乎。  

       总之,本书果若能使人温故知新,各有所获,则编者於愿足矣。  

       最後,应当说明这样一项大型资料得以集结出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而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同心协力更是促其完竣的直接保证。尤其是林东海先生自七十年代初受命编辑《红楼梦研究资料》,经年累月孜孜於北图柏林寺报刊馆,为此书奠下基础,今主持编审,总揽其成,贡献良多。周绚隆同志担任本书责任编辑,整理校阅,细加厘订,作了大量工作。还应特别提到长期从事资料工作、埋头苦干甘愿奉献的刘伯渊君,本书的大量资料从收集、整理、复印、放大以及若干初步加工,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劳和汗水,许多琐屑而具体的的事务都由刘君承担,令人感佩。因此,本书的出版应归功于大家尤其是上述诸位,笔者所做十分有限。至于这篇前言挂一漏万、轻重失当、述评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文责所在,笔者当不能辞其咎。  

       限於闻见及各方面条件,本书从收录到编辑,难以尽善,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赐正。  

       一九九八年八月  

    注释:  

    [1] 习之《红学之派别》,载1948年6月1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  

    [2] 闻天《读红楼梦後的一点感想》,载1921年7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3] 姜亮夫《红楼梦送我出青年时代》,载1935年6月上海《青年界》第八卷第一号  

    [4] 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学术座谈会纪事》、《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十大问题》,载1944年4月重庆书局发行《中国文学》创刊号“艺文丛话”  

    [5] 刘大杰《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载1925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增刊  

    [6] 梅生《红楼梦辨》,载1923年4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  

    [7] 哀梨《红学之点滴》,载1927年9月3日北京《世界日报》  

    [8] 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2月《学衡》第三十八期  

    [9] 怡墅《各家关於红楼梦之解释的比较和批评》,载1928年10月29日《南开双周》第二卷第三期  

    [10] 汝衡《红楼梦新评》,连载於1922年6月30日、7月3日、7月4日、7月5日、7月6日、7月7日、7月8日上海《时报》“小说观”专栏  

    [11] 吴俊升《我读红楼梦的见解》,载1922年3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  

    [12] 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  

    [13] 吴宓《红楼梦新谈》,载1920年3月27日、4月3日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  

    [14] 同[12]  

    [15] 同[10]  

    [16] 平沙《知识与“红楼”》,载1924年4月2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7] 兢生《红楼梦林黛玉的哭》,载1928年5月1日上海美的书店发行《情化》第一卷创刊号  

    [18] 刘大杰《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载1929年2月《文学论集》  

    [19] 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载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  

    [20] 熊润桐《红楼梦是什么主义的作品》,载1924年12月1日《革新》第一卷第六期  

    [21] 涛每《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载1925年10月《清华文艺》第一卷第二期  

    [22] 红瓣《红楼梦杂话》,载1938年7月30、31日天津《庸报》  

    [23] 王家 《红楼梦之思想》,载1933年11月10日上海《光华大学》第二卷第三期  

    [24] 陈铨《叔本华与红楼梦》,载1940年7月昆明《今日评论》第四卷二期  

    [25]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载1941年11月昆明《当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  

    [26] 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载1935年12月15日、1936年1月15日《文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四期  

    [27] 熊润桐《八十回红楼梦里一个重要的思想》,载1923年4月上海《革新》第一卷第四期  

    [28] 王树槐《谈谈〈红楼梦〉中的人生理想》,载1947年9月30日《文化先锋》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29] 陈觉玄《〈红楼梦〉试论》,载1948年4月15日《文讯》第八卷第四期  

    [30] 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载1943年8月15日《东方杂志》(重庆)第三十九卷第十一号  

    [31] 关懿娟《〈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载1945年1月1日《华声》半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32] 刘梦秋《〈红楼梦〉林黛玉论诗》,载1946年4月1日《东方杂志》(重庆)第四十二卷第七号  

    [33] 王家 《红楼梦之结构》,载1933年11月25日上海《光华大学》第二卷第四期  

    [34] 同[12]  

    [35] 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载1934年11月26日、12月2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七、四十八期  

    [36] 雅兴《红楼梦研究》(书评),载1942年8月30日《文讯》第三卷第二期  

    [37] 李辰冬《〈红楼梦〉里重要人物的分析》,载1935年5月24日、28日、30日《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号  

    [38] 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载1942年6月20日桂林《文学报》第一号  

    [39] 绪《宝钗、黛玉、湘云》,载1944年9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40] 仁《亲子之爱》,载1947年3月30日汉口《星报周刊》第三十二期  

    [41] 绪《红楼梦发微·幽默》,载1944年5月13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42] 戴潮声《读红楼梦记》,戴1943年5月15日《暨大校刊》第一期  

    [43] 谢紫《重读红楼梦》,载1947年9月25日《幸福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  

    [44] 实斋《曾国藩与薛宝钗》,载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  

    [45] 蛟兄《论宝钗》,载1947年5月4日、11日、25日汉口《星报》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期  

    [46] 明沙《〈红楼梦人物论〉读后》,载1948年4月1日《现代妇女》“儿童节特辑”  

    [47] 王璜《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载1944年7月15日《东方杂志》第四卷第十三号  

    [48] 计开《红楼梦的对话》,载1942年8月桂林《文学批评》创刊号  

    [49] 太愚《红楼梦的语言》,载1947年9月10日上海《国文月刊》五十九期  

    [50] 同[12]  

    [51] 浪漫书生《红楼梦中之“驳回”》,载1931年5月16日上海《申报》“自由谈”;高寿庵《红楼梦中的“早晚”》,载1933年5月27日北京《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八十七期  

    [52] 萍生《“红楼”与“子夜”》载1933年5月22日、23日、24日、25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叶;郭云浦《〈子夜〉与〈红楼梦〉》,载1935年11月上海《青年界》第八卷第四号;英之《〈茶花女〉与〈红楼梦〉》,载1928年8月3日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  

    [53] 竹心《〈石头记〉与〈水浒传〉》,载1926年11月21日北京《世界日报》“说书摊”  

    [54]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载1931年5月16日、23日《故宫周刊》八十四、八十五期;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载1936年5月25日《时代青年》创刊号  

    [55] 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载1940年2月《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一期;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载1942年3月上海《万象》第一卷第九期  

    [56] 守常《曹雪芹籍贯》,载1947上12月7日北京《新民报日刊》;萍踪《曹雪芹籍贯》,载1947年12月23日青岛《民言报晚刊》  

    [57] 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载1925年11月、1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五、六、九、十一期  

    [58] 宋孔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载1935年5月《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  

    [59] 吴轩丞《红楼梦之误字》,载1924年1月上海《小说世界》第五卷第一期  

    [60] 素痴《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载1934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七期  

    [61] 境遍佛声《读红楼梦 记》,载1917年3月《说丛》第一、二期  

    [62] 张琪翔《读〈红楼梦〉札记》,载1943年6月《北大文学》第一辑  

    [63] 同[12]  

    [64] 佩之《〈红楼梦〉新评》,载1920年6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号  

    [65] 同[26]  

    [66] 李辰冬《〈红楼梦〉辨证的再论识》,载1937年6月10日《光明》第三卷第一号  

    [67] 同[47]  

    [68] 华皎《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载1942年4月南京《古今》第二期  

    [69] 羽白《贾宝玉致高鹗的抗议书》,载1948年10月7日北京《新民报日刊》  

    [70] 蔡元培《红楼梦本事辨证序》载1928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第二期  

    [71] 老梅《石头记真谛序文》,载1935年6月20日南京《革命公论》第六期  

    [72] 同[4]  

    [73] 湛庐《我亦为“红楼梦”索隐》,载1947年8月5日《北平时报》  

    [74] 湛庐《红楼梦发微 四——男女、阴阳》,载1947年8月19日《北平时报》  

    [75] 湛庐《红楼梦发微的缘起》,载1948年10月1日、8日、15日《华北日报》  

    [76] 桐君《红楼梦索隐》,载1935年8月25日上海《新中华》第三卷第十六期“艺术漫谈”  

    [77] 进《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们》,载1944年7月青岛《民民民》第五期  

    [78] 赵誉船《红楼梦中人年龄考证》,载1923年6月21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第十四号  

    [79] 芙萍《红楼梦“脚”的研究》,载1929年4月14日北京《益世报》;张笑侠《读〈红楼梦“脚”的研究〉以後》,载1929年5月29、30、31日北京《益世报》;张笑侠《红楼梦的“脚”有了铁证》,载1929年6月29、30日、7月1日北京《益世报》  

    [80] 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1925年4月24日《晨报》“猛进”第八期;李玄伯《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载1925年5月22日《晨报》“猛进”第十二期  

    [81] 藏云《大观园源流辨》,载1935年7月14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六0期  

    [82] 昌群《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载1928年6月上海《贡献》第三卷第二期  

    [83] 方豪《红楼梦新考》,载1944年5月《说文明刊》第四卷合刊本;方豪《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红楼梦所记钟表修理师》、《清初中国的自动机器》、《红楼梦九十二回所记汉宫春晓围屏的来历》,均载1948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方豪文录》  

    [84] 胡明树《论红楼梦里的医药》,载1944年3月1日桂林《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85] 王增宝等六人《〈红楼梦〉与中国经济》,载1944年2月、11月重庆《新认识》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刊、第九卷第二期  

    [86] 许啸天《红楼梦新序》,载上海群学社1923年4月版《红楼梦》卷首  

    [87] 同[5]  

    [88] 陈独秀《〈红楼梦〉新叙》,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初版《红楼梦》卷首  

    [89] 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载1920年《新中国》第二卷第四、六、八期  

    [90] 木村《〈红楼梦〉读後记》载1947年11月台北《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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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砚斋本红楼梦---还珠楼丛谈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前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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