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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7/10/26 16:13:3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作者】曹金钟 



       一

       《 红楼梦》 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倾注毕生心血浇灌和培育而成的一朵奇葩,它是作家在“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对于人生、社会的一种独到感受、体会和理解,真可谓“字字着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千古杰作的思想主旨的探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爱情说”、“色空说”、“情场忏悔说”、“掩盖说”、“正反说”、“政治历史小说说”、“封建家族衰亡说”、“反封建说”、“青年女子悲剧说”、“双重悲剧说”、“后继无人说”以及“多重主题说”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各家之说虽然看起来各具其妙,各有道理,但要想用某一两个提法真正、准确地把握和概括《红楼梦》 的主题又谈何容易。换句话说,《 红楼梦》 不是用某一两种主题所能概括得了的。

       《 红楼梦》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总结和最杰出的代表,集中国古代文化之人成,其思想L主旨(主题)也必然可以从多方面来寻找答案,也就是说,其主题不可能是单一的、可以明确界定的。找们认为,《 红楼梦》 的主题同李自、陶渊明、阮籍、秘康以及屈原、庄子等人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具有一致性,即它同中国古典文学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 中所表现的,也就是屈原在《 离骚》 、司马迁在《 史记》 、李白在他的诗中所表现的对于人生的感慨,对于人生有限与无限的感慨。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显然是受了上述作家的影响,因而上述作家的作品中所经常表现的主题在曹雪芹这里得到了更为集中、更加突出的表现。

       众所周知,越是伟大的作品,其内在蕴含的潜能就越丰富,与读者的关系也就越复杂,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而且这种差距几乎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对此,鲁迅先生就曾说,《 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 这种因读者的眼光不同而有种种命意的现象,正说明了《 红楼梦》 主题的复杂、深邃和不易把握。

       所谓主题,其实不过是个人对世界的一种态度。② 《 红楼梦》 这种“多主题”的现象,恰恰说明了曹雪芹对人、人生、社会等(世界)的体会和理解(态度)的深刻,不是用一两个主题所能表达得完整、准确的。因此,单纯从任何一种角度(如从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角度或从贾府等封建家族衰败角度)来研究、探讨《红楼梦》的主题,都将是片面的,不能较为完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主旨。这正是《 红楼梦》 主题的复杂性之所在。然而,既然探讨主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之作一定的概括,并且这种概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既使如此,也难免挂一漏万),那么,这种探讨仍然需要从某种角度入手。这也许正是《红楼梦》 主题问题矛盾的对立统一或者说是一种悖论吧。

       如前所述,《 红楼梦》 几乎将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表现的主要几种主题都包容了进去,可以说,它集注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人对人、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的关注与思考,其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和延展性,并且蕴含着恒量与变量的对立统一。因而,对于《红楼梦》 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它属于那种“总要留给下一个时代说一些新的、更正确的话”的作品,“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③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眼光”。如果说《红楼梦》 有一种主题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它表现了作者对人、人的价值、人生及其意义的一种独到的感受和理解。而论者所说的《 红楼梦》主题,当然是论者对作者这种“感受和理解”的感受和理解了,这当然又因不同时代不同论者(读者)的不同眼光而异了。所以说,对于《红楼梦》主题的认识,只能是一个近似值,可无限地接近一致,但不可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 红楼梦》 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重的,或者说是太丰富、太深刻,蕴含的内容太深广了。因此对《红楼梦》 的主题不可能完全阐述清楚,这不仅仅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因其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存在。

       二

       对于《 红楼梦》 的土旨,作者其实已经在书中第一回作了明确地交待:“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④又说此书“其中大旨谈情”,并且在批评才子佳人小说时它们

       “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这无疑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红楼梦》是充分体现了“儿女之典情”的。对此,一向被论者视为深知《红楼梦》 “拟书底里”的脂砚斋在第一回 “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后面评曰:“此四句乃一部之总纲”。并进一步阐明说:“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氏之家计长策又是梦,…… 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又,第一回总评中行一段说得也很明确,“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沓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阵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重点为笔者所加)可见,《 红楼梦》 重笔浓墨所着力刻划和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的情感及那种“象一道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强烈倾慕”⑤ 的爱情,是作者对于人性的一种梦想(幻想),是应有的一种人性的梦想以及对这种美好梦想必将破灭的无可奈何。

       在《 红楼梦》 中,性与情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作者在第十六回借贾琏之口说:“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这个“父母儿女之性”正是作者要抒写的—— 也就是人性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即父母儿女之爱;而男女之性也是人性中的一种,即男女之爱。《 红楼梦》 可以说处处流淌着这种人类之情、人类之爱,它讴歌了人性之美,肯定了人的价值,并因此点燃了人们感情中的希望之火。

       《红楼梦》 中除了抒写这种“父母儿女之性”以外,抒写的坛多,也是最深刻的,就是这种男女(儿女)之性、男女之情(儿女之真情),这种“情”是人性中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不应受到禁锢和束缚,而应让其正常地发展。孟子所谓“食色,性也。” 即是指此而言。

       《 红楼梦》 正是以此批判了程朱理学以礼泯情、以礼灭情的禁欲主义、封建伦理思想,弘扬了人性。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使人失去了人性,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把失去的人性又找了回来,找回了人性的乐园― 大观园。在大观园中,人性得到了复活。请看,“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不分尊卑、不分长幼,大家寻欢作乐,猜拳行令,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并且“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连一向恪守封建妇道以贤惠著称的袭人“还唱了一个呢”,其他人更是“连臊也忘了”,直闹了一夜,至“四更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儿”。又如,“史湘云醉眠芍药裀”,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等等,都充满着理想生活的情趣,只有在此时此地,人们才放开了自己的天性,尽情地享乐,尽情地欢笑,无拘无束,忘记了人观园以外的世界。

       象这些充满优雅情趣和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的和睦气氛的情形,在大观园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大观园的确给了这些少男少女们在别处不可能有的自由,它是作者理想的寄寓之所,在这里,青年女子们身上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美、人性的美,曹雪片正是看到了这种美,并竭力去发掘这种美。这种青春美、人性美在青春少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她们身上一种特有的美,这种美是男性所无法具备的,用贾宝玉的话说,就足“山川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渣滓浊沫”而已。也正因如此,作者对女儿也就特别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更加深沉的爱。

       大观园中的青年女子大都同贾宝玉一样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并有着自己的主体意识,闪耀着独特性格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在这甲,人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而人的价值也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以,曹雪芹对这种合乎人性的理想追求,对这种人生的最高价值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并为这些价值的最终被毁灭而感到惋惜和悲痛,因而才写出了这悲金悼玉的《 红楼梦》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的价值的被毁灭是最大的悲剧,《红楼梦》就是一出最大的悲剧。

       《 红楼梦》 中描写了各种悲剧,而爱情、婚姻悲剧又是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一种,从宝黛之间刻骨铭心的真挚爱情,到司棋与潘又安之间的真情表露、双双殉情;从张金哥与守备公子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到尤二姐对柳湘莲的一往情深,可以说无一不是令人痛惜的爱情悲剧。即使象小红与贾芸之间的遗帕相思,贾蔷和龄官之间的情意缠绵,也都带有淡淡的哀伤。其他如尤二姐的爱情婚姻悲剧,薛宝钗、元春、迎春、李统、平儿、香菱等的婚姻悲剧等等,不胜枚举。《红楼梦》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青年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自由恋爱”的不可能成功的必然性及封建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封建礼教等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也说明了这些青年女子的爱情悲剧是历史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她们的爱情之花是必然要枯萎的。

       然而,尽管在当时青年男女的爱情必将遭到扼杀,他们的爱情理想不可能实现,曹雪芹还是将这种人间美好的爱情理想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使人们石到了人间不只是黑暗的丑恶,人间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还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这就是人本身的美、人性的美。所以,《 红楼梦》 中总是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人性的光辉。作者正是看到了这种人性之美,就愈加感到她的可贵、可爱,同时,作者也看到了这种美的被摧残、被毁灭,因而也就愈加对这个浊恶世界感到不满,也就愈加痛恨和憎恶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封建制度,于此同时,作者也就有意无意地将这种感情渗透到了《红楼梦》 的创作之中,因此从客观效果上说,《 红楼梦》 也就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

       三

       我们知道,《 红楼梦》 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悲剧,而各个悲剧又构成《 红楼梦》 整个的大悲剧,因而《红楼梦》整部书都充满悲剧气氛。从第一回甄家的衰败,就预示了后来贾府的衰败。这种悲剧气氛在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全书最早出场的〔 尘世)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并且,这两个人物本身都是悲剧性的。比如,第一回在甄士隐家还很富足的时候就笼罩着一层悲剧气氛,书中说士隐“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从当时“人丁兴旺”的角度来看,甄家已显出后继无人的荒凉景象来了,几偏又遇上一僧一道说了些“疯话”,就更觉不祥。后来,甄家遭火灾败落,甄士隐落了个出家的结局。甄家的这个悲剧,全面预示了贾府的悲剧,甄(真)就是贾(假)、贾(假)就是甄(真)。

       贾雨村也是如此,“因他生千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因而进京求取功名,却“又淹蹇住了”。虽然他在“大比之期”“十分得意”, “己会了进士,选入外班”并升任了知府,然而儿经沉浮之后,坡终还是被“被籍为民”,回归本初。就贾雨村一生迫求功名,想施展自己的才干并有所作为而到头来仍一无所获来说,他同样是悲剧性的人物。和甄士隐一样,他作为人的价值最终没有得到实现。

       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一个出家,一个为官,走的是两条人生之路,这是由他们各自的性格决定的,这从他们对待未来的态度上便可见出:一个是感觉“无聊之甚”,欲“消此永昼”;一个则是“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的忧心忡忡。一道一儒,两种人生态度判然可见。这两种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待人生的最主要的两种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以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们最后的结局却是一样的― 都没有实现人的价值,都是悲剧性的—— 这是由社会造成的,不仅仅是个人对人生道路选择的钻果。书中对贾府的描写也是如此。纵然在中间几回有时显出贾府的势力和一度兴盛,但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并且自第二回一提到贾府时就给人一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以及“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的悲凉感觉,直至读完全书,也始终不能摆脱那种悲剧意识的缠绕。可以说,《红楼梦》 整部书始终都笼罩在悲剧的氛围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⑥

       《红楼梦》的这种悲剧气氛不仅人现在对于可悲事物的描写具有悲剧感,更重要的是在欢乐中也透着一种悲凉。这种悲凉是无形的,它不是通过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读者通过作者的描写读出来的,并在欢乐的背后渗透出来的。如第二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观去拈香,本来是热热闹闹,说笑不绝,但当贾珍在神前拈了三出戏后,回说“第三本是《南柯梦》 ”, “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再如第二十二回 ,贾府制灯谜庆元宵,但并没有使人感到元宵佳节的轻松快乐,相反,倒给人一种冷冷清清,“悲之将至”的感觉。又如元女己省亲,虽然描写得热闹非常,贾府上下人人面带喜色,但我们从这热闹之中却感觉不到轻松、欢快,而只有沉重、凄凉,特别是元妃与贾毋、王夫人、贾政等人相见的描写,简直不象是贵妃省亲,而是在写生离死别 。那么,为什么作者在写这种本应该欢乐、愉快的场而时却没有使人感到欢乐而反倒使人感到悲哀呢?其原因很明显,这就是在那种压抑、毁灭人性的环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欢乐、愉快,即使像元春那样贵为皇妃,也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就这一点来说,她同大观园中的下层奴脾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不如), 就连最起码的天伦之乐也不能得到,诚如她自己所说的,“田舍之家,虽裔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己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裔盐布帛的田舍之家虽可享天伦之乐,但生活没有保障,苦楚不堪,更谈不上有人格的尊严;富贵已极的贾府虽呼奴使婢,威风无比,但“骨肉各方”,饱尝分离之苦,不能共享天伦之乐,同样是可悲的。可见,这种人性的被压抑、被毁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的,这是整个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毁灭。《红楼梦》所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人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我。对于女性来说,它更是无底的深渊和可怕的地狱。在这个社会里,要想平平安安地生活都是不可能的,到处都是黑暗的深渊,人的自我、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人已象牲畜一样只能被牵着走。

       要之,《 红楼梦》 中处处体现着悲剧意识,充满悲剧气氛,还表现在《 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都是悲剧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的“人的价值”不但没有得到实现,反而都被压抑、被毁灭了。金陵十二钗及下层奴婢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不用说,即如贾雨村、贾政、贾母、王夫人等,其作为人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实现,而且其人格也为社会所异化、所扭曲,以致迷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悲剧性的人物。比如贾政,在自己的女儿面前竟自称为“臣子”、“鸡群鸦属”等等,在忠顺王府的人面筋,他也只有陪笑相迎,没有一点儿“老爷”的威风了。又如贾母,她在贾府中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当身为贵妃的孙女元春省亲归来时,她也不得不早早地迎出大门之外,并且当元春“欲行家礼”时,“贾母等俱跪止不迭”,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贾政也好,贾母也好,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或者说他们认为本应该如此,他们是不自觉地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所规范的去做的,这时的他们,头脑中没有自己的上体意识,有的只是既定的规范。这正是他们的可悲之处。贾母、贾政等人对于元春、忠顺王府的态度,固然也说明了封建伦理道德在他们思想意识中渗透之深,同时一也表现了他们对于皇权存有一种畏惧心理。这种畏俱心理一方面说明他们身上也具有奴性(只不过这种奴性不十分明显罢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封建礼教和制度的严酷无情及对人的精神的压榨和摧残之深重。

       当然,我们说《 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是从特定角度、就特定意义来说的,并不等于说《红楼梦》中每个人物都能构成人物悲剧。因为有些人物只是在整个《 红楼梦》 的悲剧组合中才具有悲剧性,离开整个《 红楼梦》 的悲剧组合,单就其形象来说,则不具有悲剧性,更不会产生悲剧效果。但是,《红楼梦》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又都不是游离于整个悲剧结构之外的孤立形象,而是与之有着内在联系的。例如,薛宝钗的贴身侍婢莺儿,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其本身不具有悲剧性,她不象晴雯、司棋等人可以说是悲剧人物。但是,若将她与整个《 红楼梦》 的悲剧组合联系在一起,她的前途、命运,也难免是悲剧性的。试想,在那个时代等待莺儿的除了象其他女奴一样最终“配个小子”继续为奴或者当“通房大丫头”、姨太太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吗?她也下过是属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那类人,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比“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其命运不见得好多少,他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因此说,在《红楼梦》这个大悲剧中,象莺儿这样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悲剧性。又如王一帖 , 张道士等,虽然是-闪即逝的人物,但其形象都很鲜明、突出,特别是王一贴这个人物,他的油嘴、圆滑,又不乏幽默和真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们都不能算是悲剧人物,王一贴甚至还可说是喜剧人物,但我们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深深的悲剧印记。可见,在《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都可以说是悲剧性的,都可以说是悲剧人物。

       四

       鲁迅先生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要想不被这最大的痛苦所毁灭,尚有一条路,那就是在无路可走时再给自己构画出一个梦。曹雪芹的《红楼梦》 可以说就是作者在无路可走时为自己构画的一个梦:一个描绘人生悲欢、社会沧桑的人生之梦,一个感叹人生无常、生命如幻觉的“无可如何”之梦,一个人性理想的幻灭之梦。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十八世纪中叶,这时的清王朝虽处于鼎盛时期,但也不过是表面的繁荣,而实际上却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封建社会已走到它的尽头。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王艮的强调个性,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等人的反对专制,等等,都有力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基石,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面临着崩溃。曹雪芹也深深受到了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李赞的“童心说”对他创作《红楼梦》 具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贾宝玉的“意淫”及其“女儿论”等,实质上就是李贽“童心说”的丰富和发展。

       不过,近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思想,其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毕竟太深,要想一下子拔除是决不可能的,况且,晚明以后的社会思潮虽然强调“主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专制,已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但仍达不到反封建的高度,并且又被清初严酷的思想统治压了下去。所以,面对这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许多人都感到迷惘,感到无所适从,似乎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有一种末世之感,正如曹雪芹对他笔下的人物所发出的感叹:“生于末世运偏消”。人们好像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家园。曹雪芹就深深感到了这种“家”的破败的痛苦,因此他“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语)《红楼梦》 可以说就是他这种寻找的结果。他在《 红楼梦》中提出了些“关于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⑦ ,并展示了这种理想的光辉,即建构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但他又感到自己的这种设想也下过是一种梦想而已,这种梦想也最终会象梦幻一样归于破灭,不可能实现;他看到人性中美的品格,特别是在青年女性身上看到了人性中这种美的品格,然而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美的继续毁灭,“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他不能不为之而悲掉、而伤心、而悲愤。在悲愤、伤悼之余,他又深深地感到,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他实在找不到一条理想的出路,只有借《红楼梦》 这部千古奇书来“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红楼梦》 正是由于抒写了人性、人性之美,发泄了“儿女之真情”,才会具有如此之大的艺术魅力,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得到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层的共同赏识,并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

       《 红楼梦》 又名《 石头记》 、《情僧录》 、《 风月宝鉴》 、《 金陵十二钗》 等,其中“风月宝鉴”又是小说中人物贾瑞临终前手中所持的跳足道人送给他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恰是作者对其书所做的既形象又具体的一种比喻”,⑧ 但我们认为,这面镜子的正反两面并不是用来比喻“小说内容”和“隐于小说中的历史”⑨ ,而是用来比喻生活本身。生活中既有“风月繁华、温柔富贵、儿女情长的一面”, 

       又有“白骨粼粼、哭声阵阵、血泪斑斑的一面”,既有悲欢离合,又有阴晴圆缺,… … 这也是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他提醒人们,富贵、欢乐,风月繁华等都只是一时的,不能永远依恃,“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种看法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悲观主义、宿命论等等,因为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的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是的,人来到世上走一遭,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困扰曹雪芹的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也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曹雪芹正是抱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去进行探索的,他想寻找一条理想的人生之路,但又苦于找不到,他感到迷惘,并由于时代的局限,最终转向了宗教。

       但是,曹雪芹并没有因此陷人宗教的迷坛,我们从《 红楼梦》 即可见出,他既没有执迷于佛教,也没有为道教所束缚。《红楼梦》 正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宗教化的特色。当然,《 红楼梦》 作者的思想中难免会有道家及佛教的思想影响,特别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家世的由盛而衰),更会加重这种思想影响的浓度。然而,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及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使他所创作的《红楼梦》 的主题思想不是那种“看破红尘”,劝人出世的宗教主义,正如王国维氏所说的,此所以《红楼梦》 的主人公为宝玉,而非惜春、紫鹃者也。

       细读《 红楼梦》 我们会发现,《 红楼梦》 中所有的人物如果说有一点是他们共同具备的话,那就是:他们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 这也是人物所具有的悲剧性― 下层奴婢们是如此,公府千金、豪门弟子是如此,显赫一时!称霸一方的王侯府尹也还是如此。曹雪芹赋予他笔下人物这样一种共同特点,反映了命运观念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既深又广,连曹雪芹这样的伟大作家都没能例外地受到了它的影响。同这种命运观念纠结在一起而同样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是一种人生无常之感。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均来源于宗教,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在饱经忧患或自身的社会价值失落后大都转向宗教去寻找精神寄托。曹雪芹让其小说的主人公最后“悬崖撒手”,也不能不说是有这方面的影响。曹雪芹看到了当时社会是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病态社会,但却又看不到合理的,符合人性的社会的曙光,因此他只能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出来。曹雪芹看不到出路,贾宝玉自然就没有出路,曹璧芹虽不必出家,但贾宝玉却必须“悬崖撒手”。

       总之,《 红楼梦》 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和剥夺,写出了当时人被“异化”的现实,并在客观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曹雪芹通过《红楼梦》 而表现出的他对于人性中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于人生理想的寄托,虽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是进步的、合理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在当时却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这只能归结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1] 了。曹雪芹也感到了这种理想的不可能实现,于是他便把这种难以追求到的美好的理想视为如梦一般渺茫了。所以我们说,《 红楼梦》是人性的梦,是对那些美好事物的追求之梦,是对人性中美好东西的迫求之梦,是《 红楼梦》 的作者在人生之路上感到无路:走时为自己构画的一个大梦。


    ①    见《 集外集拾遗· 〈绛洞花主〉小引》,《 鲁迅全集》 第8 卷,第145页,入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② 参见〔 美〕 乌尔利希·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37 年版。

    ③ 参见《 别林斯基选集》(中译木)第276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④凡作品引文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的三卷本《 红楼梦》,以下不再注出。重点为笔者所加。

    ⑤[ 保〕 基· 瓦西列夫.《 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中文)版。

    ⑥《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何其右语。见《 何其芳文集》第5 卷,第19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⑧⑨ 参见霍国玲《 反照风月宝鉴― 试论〈红楼梦〉 的主线》 ,《 山西师大学报》1987 年第4 期。

    ⑩ 见《恩格斯致斐迪南· 拉萨尔》《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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