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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发布时间: 2008/3/28 10:58:1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学网
    文字 〖 〗 )
    【作者】留白
    【关键词】 《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 著)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史的写作蔚为大观,已形成所谓“文学史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术系统。然数以百计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许多著述在其出世之后便因平庸而成陈迹,有些史著尽管曾作为教材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且编著者阵容堪称豪华,但若放诸历史书写的长河中纵观俯瞰,实在也并非都是多么耀眼的浪花。相比之下,倒是那些由某个作者惨淡经营多年而终于独立完成的苦心孤诣之作,反而显示出了弥足珍贵的个性,更为剔透的“文心”、“史眼”,以及更为顽强的生命力,无疑,这些著作当更具学术史和文学史学史的研究价值。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此类文学史著作中的突出代表。

      《现代中国文学史》原题《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此书于1917年动笔草创,1922年成书,1932年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诸生集资刊印200部,同年由世界书局正式出版,1936年出第四版时,作者作了较大的增订。1974年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其收入。1986年5月岳麓书社再版此书。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此书占了该卷泰半的篇幅。(参《钱基博先生著作目录》,《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18页。另参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200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分别将此书再版。这说明,这部用文言写就的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有着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钱氏恢弘通透的文学史观,与众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古今文学演变的研究意识,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掩卷之后,让人不禁想起了司马迁的那句名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兹就对这部书的阅读和体会谈一谈钱基博的文学史观和该书的价值。

      一、会通古今,洞流索源

      钱基博编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宗旨,乃在立足当代,会通古今。这一点从他1923年在圣约翰大学首开此课程的开场白即可窥见,他说:“本系系务会议,议决我开文学史一课,提起诸位兴趣;我不想讲古代文学,惹诸位的厌;我想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其人皆现在;而姓名,皆诸位在报上看到,必能发生兴趣;然而旧演变,形形色色;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载《天涯》2003年第1期,第70页)由此可知,钱基博草创此书,既有激于当时“厚今薄古”之时代风气,也希望借此探索清末民初这一政治上“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文学上的投影,其目的并非仅在为所谓“现代文学”张目,而在于阐发“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以及近代以来“文章得失升降之故”,以矫时弊,也即所谓“通古今之变”。

      透过本书的《绪论》和《编首》,亦可看出此一宗旨。《绪论》分三节:一、文学;二、文学史;三、现代中国文学史,主要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钱基博以《易·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一语为理论出发点,反复指出:“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可见,他不是用割裂的、静止的观点,而是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古文学和今文学之间的关系的。在谈及文学史书写的具体内容时,钱基博说:“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这里的“纵观百家”,“洞流索源”,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说明钱基博的文学史观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落伍,而是旧学与新知的有机融合,是覃思深虑的结果。

      《编首·总论》将我国文学史分为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于战国,名曰上古,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第二期自两京以迄于南北朝,名曰中古,文质殊尚。上古之文,理胜于词,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词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骊体独盛之一时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谓之近古。第四期明清两朝以迄现代。作为较早使用“现代”一词进行文学研究的学者,钱基博如此解释“现代”二字:

      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提“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

      《近代》一节后复云:

      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酦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既穷其源,将竟其流,爰述历古文家为编首。

      可见,钱基博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基于对古今文学演变之迹的历史把握和深入洞察,是建立在“通史”和“通识”基础上的“断代史”。钱氏之所谓“现代”,盖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三十年的历史时期。钱基博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堪称首发其轫。正如人民大学版的简介所说:书中虽以介绍和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但也广泛涉及民国开元以来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民俗,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作者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而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抒发出深沉的历史感慨。

      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钱基博的研究仅略晚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此后,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1932)以及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1933)才陆续问世。而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名书,钱基博也是始作俑者,作为古文家的钱基博,理应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和21世纪初学术界倡导的“古今文学演变研究”遥相呼应,钱基博应该算是最早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二、以人为本,史以传显

      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但有自己的创作的、也有自己的批评的气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一部有着中国特色的“批评气质”的文学史。尽管,历来对这部书的评价不一,连作者的儿子钱钟书都认为该书“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锺书京都座谈记》,《不一样的记忆》,沉冰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但从更广远的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这恰恰是钱基博超出时贤的地方。如果说,“西学东渐”使当时的大部分著作纷纷追求“西化”和“新变”,钱氏的这部著作则体现出了某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要过许多年才会得到彰显。当代著名作家阿城在谈到知识结构对文化人的影响时,就以钱基博为例,认为钱氏撰写的现代文学史,与后来的主流文学史著作相比,“讲法就不一样”。(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第29页)

      这个“不一样”,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人为本,史以传显。《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渊源和蓝本不是别的,正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的《史记》和《汉书》。在写于1930年11月10日的《序》中,钱基博自言其编撰体例云:

      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指《汉书·儒林传》——引者注)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

      这是种纲举目张、以类相从的章节布局体现了“会通古今”的文学史写作理想。如果说以“列传”的笔法撰写文学史表现了钱氏“守成”的一面,那么,“古文学”和“新文学”的划分,古文学中文、诗、词、曲,新文学中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的归类,则是其融会“新知”的独特发明,清晰地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源流走向、势力消长直至艰难转型的复杂样态。比起后来白话文定于一尊之后几乎被革命叙事所“遮蔽”的现代文学史写作,钱基博基于古文家和新学者两种不同身份所取的文学史视角,显然更加圆通而接近史实。

      在具体的撰述过程中,钱氏根据《汉书·儒林传》“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的方法,“先叙历代文学以贯篇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又仿《史记》“互见”之法,“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厌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钱基博在《四版增订识语》中说:“博草创是书,未能竟体修饬;而自谓大力控抟,神气包举,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潘式君贻我书,以谓:‘此书断自现代,部勒精整,叙次贯穿,其宛委相通之法,良得史公之遗。而摛辞雅洁,尤为独出冠时。’‘雅洁’愧曰未能,‘部勒’则所经意,得失寸心,不敢自诬。如云‘宛委相通,史公之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矣。”(参《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这里的“激射隐显”、“宛委相通”,说的正是太史公的“互见”之法。

      可以说,钱氏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纪传体的文学断代史。

      但是,钱基博并非“食古不化”、因循守旧的迂夫子,在贯彻“以人为本,史以传显”的原则时,他并没有忘记以文学和文学家为本位。他对范晔《后汉书》以来“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的现象十分不满:“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他对文学家之履历在文学史中的作用也有清醒的认识:

      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借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种、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对于历代文学总集和选集不能替代文学史之价值,钱基博也有深入思考,他在《绪论》中说:“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这些都说明,钱基博对于文学史的性质、功能、方法论的思考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他的文学史观不仅在当时是领先的,就是放在今天,也远未过时。

      三、知人论世,史以论立

      在为文学家立传时,钱基博秉承孟子“知人论世”的原则,具体方法就是采用“长编”的形式,尽可能详尽地展示传主的生平、行状、书信、言论、著作等,以备观览。在一些读者看来,这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缺点,但却是钱氏本人有意为之。他在《序》中说:“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趋,迹其生平,抑扬咏叹,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曰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他的目的,是希望能为读者展示文学家更多的第一手材料,避免以主观的揄扬干扰读者的判断。

      如果说“长编”重在“知人”,那么“论世衡文”的任务则不得不诉诸“史论”。在本书《绪论》中,钱基博也表达了他对文学史方法论的另一层理解:

      昔刘知几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 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采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莫如义折衷于《周易》,文裁则于班、马。

      这里的“事、文、义”,约略相当于事迹、著作和意义,对于文学史而言,仅有事的描述、文的呈现是不够的,必须“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对于史家而言,“事”则“叙”之,“文”则“录”之,都不算太难,而“义”的彰显只有通过“史论”才能完成,故而尤显史家之功力。

      钱基博的史论文字立足于古文家的立场,但又并不排斥新思想;有自己的爱憎和好恶,但持论力求公允,绝不囿于朋党宗派之见。他在初版《跋》中说:“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幸服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正因为有这种独立、旁观、冷静的写作心态,才使这部文学史获得了某种孤独、桀骜、气定神闲的品格和风度。作为一个史家,钱基博对文学传统与文学革命持一种十分冷峻的反思态度,这使他的文字每每显露批评家乃至思想家的峥嵘峻峭。在《四版增订识语》中,他说:“是书论列诸公,亡虑皆提倡宗风以开一代之新运;然利未行而害随之,昔贤咏‘一将功成万骨枯’,吾则谓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诸公衮衮,放言高论,喜为异说而不让,令闻广誉施于身;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辛,有以成之。……昔法国罗兰夫人太息于‘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博则深致慨于‘维新维新,中国人许多涕泪,随汝以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然有自始为之而即致其长虑却顾者,章炳麟是也。有自始舍旧谋新,如恐不力,而晚乃致次骨之悔以明不可追者,陈三立、王国维、康有为、严复、章士钊是也。有唯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而进退维谷,卒不掩心理之矛盾者,梁启超、胡适是也。”(参《钱基博学术论著选》,第501页。)这一段论述,非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之源流去向有深刻洞察者安可道哉!

      钱氏常以比较之法评骘人物,且不为尊者讳,每每有未发之覆。如评梁启超和胡适云:

      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抉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过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尝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

      又如论章士钊和鲁迅之文:

      或者以白话之盛,而有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比之文言之盛,而有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然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谨严,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词意拖沓。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条达,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字句格磔。一则茹古含今,熔裁自我;一则生吞活剥,模拟欧文,孰为得失,必有能辩之者也。

      尽管这些议论或许囿于个人喜好而有所偏颇,如他对章士钊的评价就有些溢美,对鲁迅的判断也未必准确,但作为一个文学史家,钱基博的确拥有自己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以钱基博正直耿介的性格论,其褒贬抑扬的依据当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本于他的文学观和历史洞见。

      钱基博早年曾和林纾结怨,但言及林氏时尚能平情而论,如其论林氏之文云:“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千古所未有,故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又云:“纾读书能识古人用心,抉发阃奥。及其老也,虽散文亦以拗笔、蹇笔、涩笔出之,固非其伦,而名亦渐衰。”又如其论林氏文学主张云:“按林纾论文不薄六朝,论诗不主江西,不持宗派之见,初亦未尝不是。顾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然‘侈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纾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以盛名之下,民具尔瞻,人之借重于我,与我之所以见重于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党徒不收而自合,召闹取怒,卒丛世诟。则甚矣,盛名之为累也。或者以桐城家目纾,斯亦皮相之谈矣。”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公允的。后来钱基博在写给他的朋友、著名文学家李详(审言)的信中回忆此事说:“及畏庐身价既倒,博撰次《现代中国文学史》,平情而论,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更何必加以寻斧,效恶声之必反!故博前日于畏庐不肯降心以相从;而在世移势异之今日,亦不敢为长者张目,作寻声之骂,呵禁不详。”(钱基博《再答李齳叟书》,见《李审言文集·学制斋书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第3版,第105页)这说明,钱基博的撰述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能“不虚美,不隐恶”,但又力避“泄私愤,图报复”。惟其如此,《现代中国文学史》才成为一部个性张扬、精神独立、超越时代的传世之作。

      钱基博本人对于自己这部著作的边缘性也很清醒,自称“时迫事近,其在今日:溺于风尚,中于意气,必有以余论列为不然者。”但他同样也很自信:“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四版增订识语》,《钱基博学术论著选》,第502页)

      事实上,钱氏此书的价值在其问世之后便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植物学的奠基人、《学衡》派主将胡先骕先生,就曾撰文盛称钱氏文学史,“知人论世,详次著作,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各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封映发,以见微旨”。认为是一部“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酱瓿”的著作。(《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载《青鹤》1933年第2卷第4期),收入《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第327页)虽然,这一评价因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处于劣势而长久湮没不彰,然而,今天隔着历史的烟云看去,倒是不乏真知灼见。

      张舜徽先生在给刘梦溪先生的信中曾谈到“专家”与“通人”之学的不同。他说:“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则以通人为大。”(刘梦溪《我的一次学术历险》,《读书》2007年第6期,第52页)以此观之,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诚可谓“专家之学,通人之书”矣。

     

    【原载】 《文景》2008年1-2期合刊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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